2026年 · 第42卷第07期

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MG）是一种获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胸腺是MG发病和免疫调节的核心器官，实施胸腺切除手术对改善MG患者预后有积极作用，并能降低对糖皮质激素药物的依赖。但是，在胸腺扩大切除术后易出现肌无力加重、肌无力危象、肺炎等，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为更好地指导MG的胸腺手术治疗，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中国抗癌协会胸腺肿瘤整合康复专委会、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胸外科专委会重症肌无力学组、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促进会胸外科分会重症肌无力协作组和中国重症肌无力联盟牵头，成立本共识专家协作组。通过查询和评价现有研究证据，在2022版《重症肌无力外科治疗中国临床专家共识》基础上编写了《重症肌无力胸腺扩大切除围手术期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共识基于当前最新循证医学证据与临床实践经验，针对MG胸腺切除围手术期评估指标、用药、术式选择及术后管理等关键环节形成共识，为相关专业临床医师提供科学、可操作的实践指引。

2025年5月，美国胸外科学会发布了《急性心肌梗死及其并发症外科治疗专家共识》。该共识针对急性心肌梗死后并发心源性休克、机械并发症（如梗死后室间隔破裂、乳头肌断裂、游离壁破裂）、难治性心律失常等高危情况，系统阐述了以外科为核心的多学科管理策略。共识核心在于确立了“先优化，后手术”的现代管理方式，强调早期、积极应用临时机械循环支持，以稳定血流动力学、保护终末器官功能，为后续确定性手术或长期高级治疗创造机会。本文旨在对该共识的关键推荐进行解读，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

目的 总结并分析胸腺瘤的临床特点，评估侵袭性胸腺瘤的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4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行手术治疗的601例胸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95例为侵袭性胸腺瘤（男98例，女97例），包括TNM Ⅱ期67例（34.4%），Ⅲ期70例（35.9%），Ⅳ期58例（29.7%）；97例（49.7%）术前合并重症肌无力，其中15例（15.5%）进展为肌无力危象。比较并分析侵袭性与非侵袭性胸腺瘤的临床特点，总结侵袭性胸腺瘤的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与非侵袭性胸腺瘤相比，侵袭性胸腺瘤的WHO分类以B3型、B2型为主（χ2=101.610，P<0.001），手术方式以开胸手术为主（χ2=215.256，P<0.001）。侵袭性胸腺瘤术后主要并发症有呼吸功能不全（20/195，10.3%）与静脉血栓栓塞（19/195，9.7%）；患者术后5年、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1.2%和75.8%，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表明是否完全切除（R0）并未影响患者预后。TNM Ⅳ期患者能从减瘤手术中获益，总体生存率接近TNM Ⅱ/Ⅲ期（5年：90.4% 对 91.3%；10年：51.5% 对 82.0%，P=0.389）。R0切除的侵袭性胸腺瘤患者的5年、10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72.5%和68.2%，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表明，TNM分期是影响患者无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HR=4.793，95%CI：1.470~15.629，P=0.009）。 结论 侵袭性胸腺瘤WHO分类以B2型和B3型为主。手术能取得较好预后，即使是TNM Ⅳ期的患者和无法R0切除的TNM Ⅲ期的患者也能从减瘤手术中获益。

目的 探讨分体式分支型覆膜支架（WeFlow-Tbranch™）联合远端裸支架（Fabulous®）“一站式”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治疗广泛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ype B aortic dissection，TBAD）的早期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于北京安贞医院接受“一站式”TEVAR治疗的13例广泛型TBAD患者资料。所有患者近端锚定区位于Ishimaru Zone 2，需重建左锁骨下动脉（left subclavian artery，LSA），远端夹层均累及腹腔干开口以下。采用3Mensio工作站对术前及术后6个月CT血管造影（CTA）进行容积学分析。 结果 13例患者均技术成功及临床成功，无Ⅰ、Ⅲ型内漏。术后6个月，胸主动脉真腔体积增幅143.2%（P<0.001），真腔占比由（29.76±7.29）%升至（85.67±11.67）%（P<0.001），假腔体积缩减79.6%（P<0.001），5例达胸主动脉假腔完全血栓化；腹主动脉真腔体积增幅38.6%（P<0.001）；肠系膜上动脉及右肾动脉真腔供血比例均有所改善。围手术期及随访期间无死亡、卒中、截瘫或急性肾损伤发生。 结论 分体式分支型覆膜支架联合远端裸支架的“一站式”TEVAR策略，可在单次手术中同时实现Zone 2 LSA重建与远端真腔支撑，有效促进胸腹主动脉全程重塑及内脏分支灌注改善，为复杂广泛型TBAD提供了具有潜在优势的整合腔内治疗方案。

目的 探讨急性与慢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Stanford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TBAD）患者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后主动脉重塑情况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北京安贞医院行TEVAR治疗的275例TBAD患者临床及影像数据，为平衡组间基线差异，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将患者分为急性组（≤14天，83例）和慢性组（>14天，83例）。对比两组术后1年不同平面（肺动脉分叉水平、腹腔干下缘水平、肠系膜上动脉下缘水平、肾动脉下缘水平）真腔增大率、假腔减小率、假腔血栓化程度、术后锥度比、术前术后锥度比变化值，将支架远端放大率（oversizing ratio，OR）按四分位数间距分为4个亚组（Q1：≤35.97%、Q2∶35.97%~63.15%、Q3∶63.15%~84.62%、Q4：>84.62%），在每个亚组内比较急性组与慢性组的远端扩张比。 结果 经PSM匹配后，两组基线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组在腹腔干水平真腔增大率、腹腔干及肠系膜上动脉水平假腔减小率、肾动脉水平假腔血栓化程度均显著高于慢性组，且术后锥度比显著更低（P<0.05）；在肺动脉分叉水平，急性组的假腔血栓化程度显著低于慢性组（P=0.001）。OR亚组分析显示：在排除基线混杂因素后，各OR亚组内急、慢性TBAD患者的远端扩张比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急性与慢性TBAD患者TEVAR术后主动脉重塑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临床实践中需根据患者病程特点，结合锥度比及支架类型优化TEVAR治疗方案，以改善术后主动脉重塑情况。

目的 探讨ApoE基因多态性与接受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PCABG）患者术后1年大隐静脉旁路移植血管狭窄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126例OPCABG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1年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结果，将患者分为静脉旁路移植血管狭窄组（21例）和非狭窄组（105例）。收集两组患者临床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合并症、血脂水平及APOE基因型，并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静脉旁路移植血管闭塞的危险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高龄、合并外周动脉疾病（PAD）、术后1年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较高，与大隐静脉旁路移植血管狭窄显著相关（P<0.05）。同时，狭窄组患者携带ApoE3等位基因的比例显著低于非狭窄组（P<0.05）。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一步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高龄、合并PAD是OPCABG术后1年发生静脉旁路移植血管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携带ApoE3等位基因则是静脉旁路移植血管通畅的保护性因素。其潜在机制可能在于ApoE3等位基因通过优异的脂质代谢调节、抗炎及抗氧化功能，发挥保护作用。 结论 女性、高龄、合并PAD是OPCABG术后1年发生静脉旁路移植血管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携带ApoE3等位基因是静脉旁路移植血管通畅的保护性因素。ApoE基因分型可能是评估静脉旁路移植血管长期通畅风险的潜在遗传标记，对高危人群的术后强化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围手术期肝衰竭（PLF）是心脏手术（尤其是体外循环）术后潜在致命、多因素驱动的严重并发症，其发生与术前肝功能异常、血流动力学紊乱、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药物毒性及全身炎症反应等多种因素相关。对于术前已合并急性肝衰竭（ALF）的患者，术后更易出现胆红素急剧升高及肝功能进一步恶化，构成PLF的高危表型；若再叠加脓毒症，则病情更加复杂凶险，死亡风险极高。本文报道3例术前已存在ALF、术后并发PLF并叠加脓毒症的极端高危心脏手术患者，总结成功救治经验，并结合文献提出个体化围手术期管理流程建议，以期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我国是食管癌高发地区，目前食管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较低。相比单纯手术，新辅助治疗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已成为局部晚期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方式。鉴于病理组织学特征与预后密切相关，新辅助治疗后的病理反应评估至关重要。肿瘤退缩分级（tumor regression grading，TRG）系统通过评估新辅助治疗后肿瘤病理组织改变进行分级，为预后评估和后续治疗提供依据。本文系统回顾食管癌新辅助治疗后TRG评估预后的相关研究，分析不同TRG系统的优劣，并探讨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