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56卷第01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47窟出土的藏文文书B147：36号是一份医药文书残片。其上残存7个手绘线描轮形图和行草书写的藏文。藏文写在轮毂内的圆圈和由轮幅分隔的扇叶状格子（残存4～8格不等）内。轮辋外上方对应地写有行数不等的藏文。从残存图文可推知，每个轮图为1个药方，每格1味药，主药写在轮毂内，每个药方包含7～9味药。每个药方的功效对应地写在轮外的上方。轮图药方的药物与功效说明符合藏医药理论。敦煌汉、藏文医书中都未见到同样的配方，也未见用轮图这种形式来表述的药方。在藏医《四部医典》中检索，发现2个大体相同的药方。药方轮图未说明药物配比、用量、用法和禁忌症等。初步判断，这些药方不仅是常规的疗病药方，还可能是密咒师或术士用来疗病的符箓。

民国时期，中国药学教育一度处于极度匮乏的窘迫境地。北平药学讲习所作为中国第一所独立的药学专科院校，标志着国人创办药学专科院校的时代开启，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同时它作为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前身，对当时和后世的药学教育都形成了重要影响。基于民国档案史料对北平药学讲习所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梳理发掘其历史沿革、管理机制、教学制度，考察分析其办学特色，回顾总结其历史意义以及办学局限性，以期为当下药学教育研究提供借鉴。

1956—1957年短暂开放自由市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次探索，也对中药材产供销产生了直接影响。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部分缓解了中药材供应短缺状况，也引发学术界和管理层的争论，并促成了“三类物资”管理制度的产生。随着自由市场的开放，关于其属性的争论及其可能导向自发资本主义的担忧在1957年的社会语境中被放大，从而失去了探索更为灵活、务实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机。

槟榔药用历史悠久，汉代先民食用槟榔幼果，总结出“下气消谷”等功效，为药用奠定基础。南北朝时期《名医别录》等本草著作收载槟榔，药用部位仍为果实。唐代称槟榔种子为“槟榔仁”或“槟榔子”，果实称为“槟榔”，并收载“大腹槟榔”。宋代大腹槟榔成药用主流商品，其果皮称为“大腹皮”，槟榔的药用部位逐渐转向成熟种子。明清时期，“槟榔”药用部位为种子，以尖长者状如鸡心者为佳，“大腹皮”仍主要来源于大腹槟榔的果皮。考古出土的辽代、南宋的槟榔实物，有幼果、成熟果实及种子，印证了宋辽时期槟榔药用部位的多样性。本文明晰了不同时期槟榔与大腹皮的基原及药用部位的变迁，为不同历史时期方剂的传承提供了史料依据。

明代医家楼英所著的《医学纲目》是一部综合性医学巨著，不仅征引了大量传世经典，还保存了许多已亡佚的珍贵针灸文献。本研究以建阳刻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明抄本与曹灼刻本为补充材料，系统梳理该书针灸部分的征引文献，共整理20余万字，1 337条针灸治疗条文，其中标注引文的1 166条针灸方条文可明确追溯至40部古籍、8位医家的著述及1项特殊疗法，部分存疑待考，3种版本针灸方共涉及107个简称。《医学纲目》针灸方征引文献在内容形式上主要呈现完全摘录与增删改编两种类型。该书针灸部分引文广博、融会百家、纲举目张、病症悉备，共收录528种病症的治疗方法。楼英征引的条文注重针、灸、药协同治疗，重视临床疗效，但在文献标注方面存在简称淆乱、偶存讹误等不足。该书针灸内容系统完备、资料翔实，既融合了作者临床经验，又通过系统征引为明代以前针灸文献辑佚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临床参考意义。

新中国初期，中国大规模开展以治淮、治黄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工地建设初期的卫生问题较为突出，影响民工身体健康和工程顺利开展。党和政府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政策保障；强化统一领导，建设医疗网络；培训医务人员，发挥针灸作用；重预防于治疗，开展群众运动等方式，改进了工地卫生工作，减少了流行病、多发病为害，整治了肮脏无序的工地面貌，提升了民工卫生素养与健康意识，构建起有序、卫生的“工地社会”。在保护劳动者和开展卫生建设的同时，也推动构建了社会主义医疗卫生网络的“毛细血管”；团结改造了中西医生，凝聚了卫生建设力量；塑造了新型劳动者，加强了党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水利工地卫生工作的组织与改进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国家治理的一个历史切面，具有经验参考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

传统古代疫病研究受限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缺少直接证据的支撑。目前分子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为古代疫病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古DNA等分子考古学技术能够直接获取病原体的遗传信息，揭示病原体种类、演化模式、传播途径以及宿主作用等重要问题。对中国古代疫病研究与分子考古学跨领域结合的创新思路进行了探索：首先，收集历史资料并分析古代临床记录，为古代疫病研究提供背景信息和传染病学判断；其次，应用古DNA实验技术，并进行数据解读，包括样本采集、处理、DNA提取、测序、病原体筛选、系统发育分析等步骤，提供古代疫病分子考古学证据；最后，通过历史资料与分子生物学数据的交叉验证与互补分析得出最终结论。这种多维度证据支撑下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有助于实现对古代疫病的全面、深入和精准理解，成为我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古代疫病研究的新范式，有望推动该领域研究实现重大进展。

药王庙是医药卫生文物中的不可移动文物，是展现中医药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通过对中国方志库中378种明清及民国时期山西地方志中对药王庙的相关记载进行梳理可知，药王庙在山西全省各地广泛分布，尤其是晋南地区的运城市、临汾市，晋中部的晋中市较多，其空间分布呈现由西南部向中北部散布的线性特征。药王庙的主祀药王以扁鹊、孙思邈和韦慈藏为核心，不仅是民众祭祀药王、祈福求药和寻求心灵慰藉的场所，更在发展中衍生出多重社会功能，形成祭祀祈福与药材贸易一体、“庙”“学”共融的模式，药王信仰随着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演变为行业神崇拜，成为颇具代表性的行业信仰符号，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有的社会与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