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56卷第05期

该文考证宋元以前内服药酒的发展历程，梳理出其与中医药史同步的发展脉络。先秦两汉时，内服药酒从祭祀用品转向医疗应用，出土简帛与医籍记载印证了其在临床的广泛使用。晋唐时期，内服药酒制备工艺趋于规范，被列为独立剂型，组方与应用范围大幅拓展，还形成药借酒力的配伍方法，实现跨越式发展。宋元时期，蒸馏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内服药酒萃取与保存能力；医书收录内服药酒方数量剧增，制备方法更丰富，形成“酒送服丸散”特色模式，内服药酒功能也从疗疾向养生拓展，注重老年调养。内服药酒是治疗疾病的独特方式，未来需秉持传承与创新原则，借助现代科技推动其标准化、科学化发展。

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以下简称《和齐汤法》）保存了丰富的药物与制剂信息，在“酒”类药物的运用上尤为成熟。本文以《和齐汤法》为中心，结合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出土文献及传世医籍，系统考释其中各类酒名，并从使用方式与制作工艺入手，分析不同酒类药物名称在医方应用中的功能分化。研究发现，《和齐汤法》呈现的酒类药物应用，是建立在对各类发酵酒液性质深入认知的基础之上。医家依据酒体厚薄、品质优劣及是否加热等差异，针对不同病证与用药需求，发挥“以酒行药”“以酒制药”“以酒成方”等多重作用。

“鼻槁”是现代借鉴古代中医典籍创造的病名，以之对应萎缩性鼻炎。研究发现，唐以前的医籍虽已记载“鼻干”“鼻燥”等萎缩性鼻炎的相关症状，但并未确立为独立疾病。《黄帝内经》与《难经》载录了“鼻槁”一词，该词实指热性疾病导致的外鼻枯槁等临床表现，近似后世所言之鼻如烟煤等症，与萎缩性鼻炎并无关联。宋代“鼻干无涕”“鼻干”等单列为疾病，明清时期“鼻臭”成为独立病症，并创制清臭饮等方剂。这2类病症均能反映萎缩性鼻炎的部分特征，但古代始终未见到具备本病完整特征的记载。近代以来，关于萎缩性鼻炎的中医病名先后用过塞鼻、鼻渊、控脑砂等词，20世纪70年代确定为鼻槁。该研究基于术语学理论与中西医临床，提出“鼻萎”优于鼻槁。该文基本厘清萎缩性鼻炎的中医概念源流与病名沿革，为完善该病的中医疾病史、合理开展科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脏腑经络人体图是中医理论图像化表达的载体，其绘制方式与内容演变体现了解剖知识、医学理论与文化观念的互动。本文以《产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存真环中图》《伤寒论大方图解》书所载图像为研究对象，对脏腑经络人体图的演变进行梳理，发现《产经》图以胎养理论为核心，受汉代五行学说与天人感应影响；《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图以经脉理论为核心，通过脏腑隐喻针刺禁忌；《存真环中图》虽基于刑场解剖绘制，但仍根据经典进行修正；《伤寒论大方图解》则以方剂应用为导向，图像趋于简略示意。晚清受西医图谱影响，中医脏腑图绘风格转变，解剖式脏腑图成为主流。本研究揭示了脏腑经络人体图重理论表达轻形态描绘的特点，及其以阐释经典为导向，灵活选取解剖知识的绘制思路，为理解中医理论提供新视角。

该文以萨勒诺医学院为核心，梳理其发展脉络与医学贡献。以该校整体医学教学体系为研究切入点，重点探析解剖学、外科学教学对放血实践的革新推动作用。同时结合萨勒诺医家诊疗理念与《萨勒诺健康法则》中的放血实践流程，剖析中世纪西欧放血疗法从经验化操作向规范化实践的转型过程。研究表明，萨勒诺医学融合古典体液学说与实体解剖外科学认知，重塑了放血疗法的实践逻辑，提升了放血实践的安全性与规范性，并依托医学教学，完成了放血诊疗技术与知识的体系化传承。

考辨“辨证论治”这一中医学核心术语的始出文献与年代，学界先后以章虚谷《医门棒喝》（1825）与陈当务《证治要义》（1775）作为该词的最早出处。本研究发现，清代医家徐彬撰于康熙十年（1671）的《金匮要略论注》卷22中，已明确使用“辨证论治”一词，较《证治要义》提早了104年。经查阅比对现存多种版本，该词记载一致，确为原书所有。因此，认为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或是目前已知记载“辨证论治”完整词组的最早文献，这一发现可为中医学术语的研究提供新的文献线索。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代京师医局据医统正脉全书重修的《针灸甲乙经》，书中有余云岫藏书印及其墨笔校注。据该书卷前题跋，余云岫批校所用主校本为明嘉靖重刊宋本《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嘉靖本）。因嘉靖本现已亡佚，余云岫之注文遂成窥见嘉靖本面貌之重要资料。本研究将余云岫批校注文（以下简称余注）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医学六经”本《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六经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明蓝格抄本《针灸甲乙经》、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正统刊本抄本残卷《针灸甲乙经》、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图书馆藏汲古阁抄本《针灸甲乙经》、《四库全书》本《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四库本）进行对勘，可知余云岫之校注没有严格遵守其在正文之前所写的校注凡例，余注与《针灸甲乙经》现存主要版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文。将这些异文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四库本与余注最为贴近，说明嘉靖本很可能是校勘四库本时清臣使用过的一部主校本。此外，余注与六经本之间的异文远多于余注与四库本之间的异文，这说明嘉靖本与六经本不应源自同一祖本，二者之间更不可能是重刻关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争导致中央苏区（福建）伤病员急剧增加和传染病的流行，因此，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创办看护学校、在红军后方医院成立看护训练队、开办女护士训练班等多种方式培养护理人员，以快速建立一支护理队伍。为了弥补护理人员的严重不足，还广泛发动群众组建看护队帮助后方医院的医务人员护理伤病员。当年看护学校毕业的学员中，优秀学员被选送到红军卫生学校继续学习，陆续走上战争的医疗第一线，部分学员献身革命事业，部分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骨干力量。

全面抗战时期，缺医少药与敌人封锁构成新四军卫生工作的核心困境。新四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西两法治疗”“中医科学化”等方针政策，立足华中敌后根据地实际开展系统性中医药实践：通过开办中医训练班、推行师带徒等模式培养专业人才，弥补医护力量缺口；在华中地区建立制药厂等机构，就地取材研制丸、散、膏、丹等中药，破解药材供应难题；运用中草药与针灸疗法防治感冒、疟疾、痢疾等常见病与传染病，有效降低军民患病率与病死率。这一系列实践不仅构建起“自力更生、军民结合”的战时应急医疗体系，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关键医疗保障，更推动了中西医走向结合，孕育了“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的红医精神，为后世中医药传承创新、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及基层健康治理留下了宝贵经验与深刻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医疗卫生体系落后、医疗技术薄弱、行业风气陈旧，卫生事业建设亟待革新。建立在中苏友好同盟基础上的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引入科学化医院管理制度、系统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常态化卫生宣教机制，同时开展医务人员思想改造与行业作风整顿，革新了旧式医疗体系，具有先进性、现代性示范作用，成为当时国内综合性医院的样板。1957年医院移交中方后开展的制度调整与改革，为中国医院探索国外先进经验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开展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实践，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梳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在1952—1957年的发展历程，可为当代中国特色卫生发展模式、医疗行业规范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