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55卷第06期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是指引历史科学与社会研究向前发展的思想武器，也是指导医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历史的客观性、社会历史因素之间和社会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必要性、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在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基础上出现时代杰出人物的必然性等基本原理，都对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对于医学起源问题的研究，如果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或将唯物史观当作僵死的教条，都不可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虽然一般的医史研究并不直接涉及经济问题，但在分析医学历史事件时，如能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自觉地以经济因素的影响加以解喻，则更容易得出客观、真实的认识。

中医学界对医案的研究虽已硕果累累，但社会文化史视阈下的传统中医医案研究则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发展主要依托科学史领域“实践转向”的推动。迄今，该领域已涌现诸多高水平成果，研究脉络呈现递进式拓展：从最初长时段梳理与阐释中国传统医案的内在理路，到以个案与深描手法聚焦其叙事及认知维度，再到拓展至跨文化视野下中国与欧洲及其他地区传统医案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虽拓展了研究视角，但由于中医医案与西方医案在生成逻辑、文化根基和实践属性上存在本质差异，难免衍生出诸多问题，如西方理论与中医医案的适配性问题、“以西释中”的风险、弱化临床经验等等。未来研究应主动规避此类问题，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探索：其一，拓展历史维度的比较研究与断层分析；其二，突破跨文化比较的单一解释框架；其三，发掘民间医案的史料价值。

“竹破竹补”原意为“竹器”破损须由同类之竹修补，衍伸为丹道中同类相补说。其源于东汉《周易参同契》中以铅、汞为原料，炼就金液还丹的思想，唐末五代内丹家则将其用于指导以先天精气神为药物抟聚内丹的养生实践。宋代内丹家将以草木药或血肉有情之品为主药的补益方，用于辅助内炼筑基实践，以补足后天生命中先亏耗的先天精气。而掌握内丹养生原理的医家开始运用“竹破竹补”思想阐释这类补益方或组方药物，从而形成了指导组方用药的新观念。明清医家尤擅将“竹破竹补”思想运用于养生与临证实践，扩大了对所谓含补益先天精气药物的认知。随着临证经验的不断积累，“竹破竹补”的适用范围还扩大到非补益类方剂，甚至对药物炮制产生一定的影响。

“鳌头本”是一种特殊的古籍版本类型，典型特征即为两节版版式。明代万历前后，建阳地区民间书坊兴起此类版式后，大量应用于中医古籍，并延续至清代。通过广泛文献调查结合重点古籍实地考察两种方法，共发现9种书名含有“鳌头”的中医古籍，另有两节版中医古籍40余种。按照朝代对其款式特点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上、下节内容的关联关系，并引入书商编纂视角，将“鳌头本”中医古籍分为4种类型。认为中医古籍“鳌头本”既有版刻粗糙者，亦有校刻精当者，且该版式对日本的版刻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不可否认中医古籍“鳌头本”文献价值，更不可忽视其在医学发展方面的文化推动力。

《易简方论》又名《程氏易简方论》，为明末清初新安医家程履新编著。经过对《易简方论》现存版本的考证，存于世的版本有5种，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自牧堂刻本、嘉庆二十二年（1817）吴县石韫玉独学庐重刊本以及道光年间出现的由“文会堂 ”和“求我斋 ”依据嘉庆本刻板进行翻印的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文会堂印本、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求我斋印本。此外，日本尚有一种依据康熙本抄录现仅存卷 3 和卷 4的抄本残本。该书共收录了727首方剂。程氏选编方剂秉承“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宗旨，其深受南宋陈无择“永嘉医派”之“易简方”选方思想及其师李士材方论思想的影响。该书确为明末清初一部“易知易从”的临证诊病选方的实用方书。

《前哲王春园医案存》是民国医家王春园的诊案原笺，现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该书辑录了143张处方笺，充分反映了王春园先生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王氏医案涵盖内、外、妇、儿诸科，反映出其擅诊内科杂病，方随症变，善于调方；尤擅应用引药，引药多择辛温，好用生姜；重视脉诊，常针药结合，汤丸并用；组方寒热并用，以补益为本，且善用药对。《前哲王春园医案存》不仅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诊疗范例，更可为当代医家之遣药组方提供重要启示与借鉴。

在华北药学会和北平市卫生局的合作下，北平药学讲习所于1929年创立。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的孟目的、杜万亨、康约翰及北平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何鑑清、冯志东等人参与北平药学讲习所的创办与教学活动，北京协和医院药房首任主任康约翰编写的5本著作成为讲习所的专业教材，他们在教学理念、师资、教材、教学、考核、运行管理等方面呕心沥血、密切配合。杜万亨作为教员和管理者，在1929—1952年间守护了北平药学讲习所并见证了其的坎坷历程。北平药学讲习所在中国实用型药学人才培养方面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显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药学讲习所于20世纪30—40年代间涌现。

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牡蛎壳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先秦两汉时期牡蛎相关文献记载，以及牡蛎的早期墓葬出土情况，探讨其意义和文化内涵。经过初步研究，马王堆出土的牡蛎壳除药用外，还可能具有引魂升仙、辟邪用途，三者相互联系。与同一漆奁中的青蛙一起体现了“虾蟆化为鹑，雀入水为蜄蛤，禀自然之性”的转化观念。古人基于对牡蛎自然属性的观察，将其作为天人相应的自然与社会体系的一部分，象征着生命形态的转化，并进一步发现牡蛎的药用功能，赋予其引魂升仙、辟邪的文化意蕴，反映出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人与自然、社会的理解与思考方式。

结合校勘学、训诂学知识，对《素问·腹中论》所载“鼓胀”与“血枯”的证治进行了探讨，得出如下结论：《腹中论》的“鼓胀”当是“谷胀”之误，其病以食滞生热、脾胃虚弱为关键病机，故治用鸡矢醴消食清热、补益精气；后世将此“鼓（谷）胀”认作风痨鼓膈四大顽疾之一的观念，采用鸡矢、醴酒治疗肝硬化腹水的实践，皆不可取；“血枯”既不是单纯的月事衰少，也不能等同于不孕不育等疾病，而可归于后世虚劳病的范畴；四乌贼骨一藘茹丸开后世以补虚化瘀法治疗虚劳类疾病之先河，其中的“藘茹”很可能是藘茹或桔梗，但绝不会是茜草，而服用时间则以饭后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