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 第45卷第02期

清代岭南医案中对于病者的医疗活动多有记载,从医者的笔下能够了解到病者面对疾病的心态、应对方法、择医行为、延医方式、对医者的信任程度、换医行为、药物观、宗教行为、延医以决病者死期、答谢医者与公益活动等各方面内容,可以为全面理解医疗史提供帮助。

在经过宋代炮制工艺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明清时期的炮制工艺和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一些医家关于炮制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地黄、麦冬等常用药物的传统炮制工艺提出了质疑,炮制新见与坚持炮制古法的医家之间出现了学术争鸣,标志着中药炮制学的进步。回顾明清时期关于中药炮制工艺理论的争鸣,可以为继承和发展传统炮制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19世纪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医院,确立了医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型医患关系。从当时中国人对传教士医生的感恩情怀,便知在早期中国的教会医院里,医患关系相对良好。1820—1860年,教会医院完全由西方基督教控制,其良好医患关系的形成是基督教的教化、免费医疗、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院方医疗风险规避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毗邻南亚、东南亚,自19世纪末,西方医学随着传教士进入云南。对云南乃至中国内陆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医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是由粗通医药常识的传教士随身携带一些常用西药,在传教途中发现病人则对症下药,通过实际疗效争取信徒。20世纪初,天主教、基督教开始在云南创建教会医院,1901年创建“大法施医院”,1902年创建“福滇医院”,此后,云南各地兴办了不少教会医院。各教会医院还在云南各地创办有医学校及护士学校,发展了云南近代医学教育,对近代云南西医医学教育深有影响。

中医药对外交流活动是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展开的。改革开放后,中医药对外交流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粗到精的过程。这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医事业发展、国际交流需求紧密相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医药对外交流政策的制定可分为3个阶段:包含于国家外交政策的框架里(1978—1985)、体现在发展中医事业政策中(1986—1996)、专门中医药对外交流政策的出现(1997之后)。从这些政策的发展过程来看,每一个政策的制定都逐步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过程,其内容也基本符合时代的要求。有关政策的落实,促进了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清季著名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中惟一矗立于北方的藏书楼,珍典秘籍富赡博雅,且版本精良,其数量终达4 000余种20余万卷。通过梳理山东聊城杨氏家藏书目5种、王绍曾补遗书目3种、《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查阅近代名家著录,基本明确了杨氏海源阁所藏医籍数目87种,按每书单计为112部,1 296卷。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医学的目的、价值与意义,医学史成为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题之一,西医通史的教学也随之发生变化。医学史不再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积累的成果史、理论变革的思想史和医疗技术的变革史,而是科学家、医生以及普通人群在不断认识与改造医学过程中所展现的具体而丰富的人类生存样态。西医通史教学应调整教材的编写,更新教学理念,改变教学和考试的内容、方式,突出文化视角、人文素质教育功能。

《袖珍方》是在明代朱橚主持及授意下,由周王府良医所的李恒编撰的一部方书。该书曾于洪武、永乐年间编刊过2次,因实用性强,后世有多种版本流传,仅明代就刊刻过多次。目前所见最早刊本为永乐年间刊小字本,明正德四年刊本是在永乐本基础上的重刊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明正统年间以后出现多种以“魁本”“大全”命名的刊本,多是坊刻本,与永乐本系统相比,不论版式还是内容有较大的差异。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1887年创建至今,已从一间实验室发展为下属27个研究所和中心的联邦机构,成为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之一。纵观其创建与发展历程,拨款持续充裕,立足基础研究、适时调整重点,扩展资助范围、注重人才培养等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