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 第45卷第01期

民国时期,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传入,中医脉法被认为不科学。姚心源倡导脉学复古,即恢复秦汉时期以颈、手、足三部比较诊脉的方法(简称三部脉法)。为了将脉学复古运动推向全国,姚心源、张子英编著《脉学丛书》。1937—1947年,《脉学丛书》先后出版4集,收录从理论探讨、实验研究、临证实践等方面研究三部脉法的文章29篇。脉学复古运动在当时颇有影响,其研究思路方法对当今脉学的发展仍有借鉴。

20世纪30年代中国铁路当局开展了全路性的卫生运动,其促动因素包括政府倡导和舆论动员、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的认识、卫生运动组织制度化的构建等。在铁路卫生运动期间,铁路当局主要采取了集会演讲、发放宣传材料、清洁大扫除和接种疫苗等多种宣教方略。这一时期的铁路卫生运动实际成效不明显,但在理论上具有积极作用,提高了铁路员工的卫生知识,为推动卫生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其主要问题是经费不足、形式主义和路局之间发展不均衡。

国民党左派元老、爱国华侨彭泽民先生曾拜广东近代中医名家陈伯坛为师,从学长达6 年,深受陈伯坛善用经方大剂的影响。广东中医药博物馆收藏彭泽民先生手札一批。这批手札是彭泽民先生写给在内蒙古固阳乌兰察布盟政府工作的侄子彭炳堂的亲笔书信,其中与医学相关的手札有9封。其内容反映了彭泽民先生的部分医学活动、医德思想及医疗实践经验,其遣方用药传承了陈伯坛的特点。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年英国外科医生Beatson报道的采用卵巢切除术治疗绝经前复发转移乳腺癌。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内分泌治疗在乳腺癌的辅助治疗、复发转移后的解救治疗及新辅助内分泌治疗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最初的单纯切除内分泌器官、他莫昔芬、药物性卵巢去势、第3代芳香化酶抑制剂4个方面对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变迁进行综述分析,可以总结出不同时代内分泌治疗的特点,为探寻新的发展趋势提供借鉴。

《神农本草经》是研究古代痹病史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书中所载365种药物中,与痹病相关的药物达75种,其中“湿痹”“寒湿痹”“风寒湿痹”“风痹”“风湿痹”“寒痹”涉及药物51种;“喉痹”“周痹”“血痹”涉及药物16种;“肉痹”“胃痹”“疝瘕痹”“消渴内痹”“痿痹”“偏痹”涉及药物8种。系统分析这些药物的性味、功效等相关知识,进而探寻当时医家对于痹病的整体认识和治疗经验,不仅可以丰富痹病的史学研究,而且可以为当代临床医生认识、治疗与“痹”相关的病症提供借鉴和参考。

佛经中记载了大量的外来药物,而佛经音义类著作则对这些外来药物进行了注释和说明,从中可以考察到“菴罗”“紫”“阿魏”的植物药物特点,并得知这3种药物传入中土的时间不晚于唐代。“菴罗”原产自西域,即今之芒果,其音义形式出现的年代不晚于东汉,《汉语大词典》对“菴罗”的释文有误。“紫”,文献中多作“紫矿”,《汉语大词典》释文应当补充。“阿魏”有木本阿魏和草本阿魏之别,具有药用价值的是草本阿魏,《汉语大词典》释义存在问题。

“扁鹊医籍”,是指一个学派著作的总集,即一家之书。通过对遗存于传世文献中扁鹊医籍片断的辨识、排序、拼复,梳理出包括仓公当年传承的“黄帝扁鹊脉书”在内的三支传本的脉络,再现了失落的扁鹊医学的轮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这一轮廓的细节:仓公当年所受之扁鹊《脉书》上下经(篇)的主体内容被王叔和《脉经》辑录,并为传世本《黄帝内经》以不同形式传承,其晚期传本的部分内容存于《难经》;《五色诊》则由《脉经》、六朝谢士泰《删繁方》引录之“襄公问扁鹊”传本、《千金翼方》引“黄帝问扁鹊”传本,以及《灵枢·五色》传承;“药论”的部分内容被《素问·汤液醪醴论》、《删繁方》传承。通过对当下这一学术界瞩目的热点案例的剖析,旨在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文献研究方法和视角的重视,以及对深入、扎实的传世文献研究重要性的再认识。

《庆历善救方》是庆历八年(1048)宋仁宗命翰林医官院编撰的专门用于防治蛊毒的医学方书,由福州医工林士元之医方和太医辑录其他医方组成,约在南宋灭亡后散佚。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和洪迈《夷坚志补》记载了此书的编撰过程、部分内容和传播应用情况,而且叙述了宋代蛊毒的种类、特征、流行及防治措施,尤其是书中保存的“治蛊毒正方”(元代称“吐剂八味方”)、“解毒丸方”和“和气汤散”3首著名的方剂,对于认识、了解《庆历善救方》的属性具有重要的医学价值。宋朝皇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对此书的传播和应用极为重视,不仅颁之州县,而且将其刻于石碑,供医学家和普通民众习学,以预防毒蛊。

清代医家赵濂《内外验方秘传》一书,初刻时间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今见4个木刻本,分别藏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镇江市图书馆、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皆为原板挖补后刷印,刷印时间不同,内容多少不一,统称为清光绪刻本为宜。《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录的该书刻本信息“清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刻本”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