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 第44卷第06期

中医医案起源很早。西汉淳于意的诊籍是现存最早有实际内容的医案。明代韩懋首先提出脉式要“六法必书”，开中医临证病案规范化之先河；后吴崑、喻昌、李彦贞、何廉臣等医家对病案格式进行了补充、调整、改变。新中国成立后，病案格式经过多次修订，形成了全国统一规范。实际上临证病案与医案的不同，现代病历在反映中医思维过程和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精髓方面存在欠缺。探析中医临证病案规范化的源流，对完善当今病历格式有重要借鉴意义。

南北朝至北宋初，“师徒”和“世医”一直是医学知识传承的主要模式。宋代，随着医学文本的迅速增多，“文本阅读”在医学知识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从宋人对医者的记述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转变。如：在张峋撰郝允《墓志铭》中，郝允的医学知识主要源于“师徒授受”，而叶梦得的记述，则在淡化“师徒”的同时，强化了“文本阅读”的作用。“世医”出身的庞安时，却部分摒弃了家传的医学知识，转而通过“文本阅读”来获取医学知识。据张耒撰庞安时《墓志铭》和《宋史·方伎传》，庞安时是通过“文本阅读”成为“名医”的典范，但《墓志铭》在于突出庞安时的高明，而《宋史·方伎传》则注重突显“文本阅读”的重要，进而否定“世医”。宋人记述陈昭遇的神奇医术主要源于“实践”，直接否定了“文本阅读”，或进而借陈昭遇之口，对“文本阅读”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宋人对医者的不同记述，反映了医学知识传承模式的变化。

《医林口谱六治秘书》系清代名医周笙在陆圻《医林口谱》的基础上纂注增补而成。全书4卷，内容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妇、儿诸科，在辨证论治、遣方用药方面颇有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书中有20味药物的名称使用了隐语，如“由车”是黄连的隐语，“五月”是吴茱萸的隐语，等等。表示药物剂量的数词和量词也常常使用隐语，如：“苏、畦、紫、气、满”分别是“一、二、三、四、五”的隐语，“藿、圃、香、风、来”分别是“六、七、八、九、十”的隐语，“轻、重、细”分别是“钱、两、分”的隐语。破译这些隐语，为正确理解和运用该书方剂提供了便利。

朱南山暨其子朱小南、朱鹤皋创办的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是近代最具革新精神的中医院校。其附属研究院以“实现国医科学化，培养国医高深人才”为宗旨，开“中医科学化”实践之先河。“发扬国粹，融化新知”的教学设计、临床研究及学术组织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倡导广结名师与学习理论相结合，积极培养学生组织及学术社团，创办刊物，组织学生研究会，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研究与教学导向，其办学经验对现代中医院校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团结中西医”，既是基于当时医疗卫生资源的考量做出的政策选择，也是前此20余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遗产之一。从最初“中西医并用”的无奈，到逐步形成“中西医合作”、“团结中西医”方针，都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密切关联。延安时期不同阶段的革命卫生工作方针，带有浓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色彩，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医务人员提出的职业诉求；1950年确立的“团结中西医”方针，也是在《共同纲领》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框架的指导下做出的调整，因而更加适合当时的国情。

《救荒本草》是中国历史上第1部救荒类本草专著，开创了可食用植物研究的新领域。该书大约在17世纪中后叶传人日本，受到日本著名本草学家的重视，不同传本系统的版本都在日本流传。其后，一些日本名家先后从传到日本的《农政全书》中析出《救荒本草》的内容单独校刻刊行，使《救荒本草》在日本得以更广泛地流传。

南宋医家张杲的《医说》有国内出版本和国外出版本2类。国内出版本可分为宋本、明本、清本、民国以来诸本，目前可以知见宋本1种、明本14种、清本3种、民国以来诸本25种。国外出版本主要有日本刊本、朝鲜活字本2类。《医说》的版本，在明代产生了原本传承本和增补本2个分支。原本传承本有顾定芳刊本、张尧德刊本、吴勉学刊本、吴中珩刊本、王肯堂刊本、《四库全书》诸本、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文明书局铅字排印本、日本万治二年（1659）刊本等。增补本有张子立刊本、沈藩刊本、傅凤翱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末抄本、朝鲜活字本等。

《证治准绳·目》为明代医家王肯堂所撰，成书后屡经翻刻，现存13种版本。其诸多版本大致可分为6大系统：①万历初刻本系统，包括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初刻本、日本宽文朝1670年铜驼书林刻本、清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金坛虞氏刻本、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金坛虞氏修补刻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西蜀善成堂刻本5种；②修敬堂本系统，包含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修敬堂金氏刻本、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广州石经堂校本、清旧学山房刻本3种；③图书集成本系统，是指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④带月楼刻本系统，指清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带月楼刻本；⑤九思堂刻本系统，指清嘉兴九思堂刻本；⑥石印本系统，即1912年上海鸿宝斋石印本及1935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2014年11月24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首届民族医药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在重庆召开。民族医药科学技术奖分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民族医药产业创新奖、民族医药传承贡献奖6个奖项，旨在表彰民族医药科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调动广大民族医药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蔡景峰先生，1927年8月生于福建省南安县。1954年3月于国立湘雅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的指导下，从事热带病的临床实践和研究。

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医学史研究一直以来也是由医生所主导，很少有历史学家对医学和疾病的话题感兴趣。因此，医学史就更倾向于反映医生的兴趣：医生撰写医学史是因为他们对医学的发展感兴趣，希望从历史中吸取有关医疗实践的经验教训。

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医学图书馆。笔者对该馆早期的历史予以简要的回顾。

消渴，是指以多饮、多食、多尿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此病的发生，绝大多数与人们的不良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昝殷《食医心鉴·论消渴饮水过多小便无度食治诸方》指出：“此盖由积久嗜食咸酸，饮酒过度，无有不成消渴。”

《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初虞世”条云：“初虞世，字和甫，宋代名医。元符中皇子邓王生月余得痫疾，病危重，医束手无策，独虞世以为无可虞，三日邓王病愈。可见虞世深究《素问》、《难经》之理。著有《养生必用方》。”

范家伟《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一书已于2014年9月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英国学者肯尼思·卡尔曼著，管远志、潘慧主译，李立明、陈杰主审的《卡尔曼医学教育史：昨日、今日和明日学识传承》中译本，于2014年10月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何振中《内丹医学思想研究》一书于2014年6月由巴蜀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