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疥疾考罗宝珍
中华医史杂志2014年 4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4.05.001
疥为皮肤疾患,战国秦汉频见。通过战国秦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字典辞书中的疥疾资料,从流行情况、病名内涵、疾病认知、防治方法等方面考察疥疾之情状,可知当时“疥”指皮肤瘙痒起皮濯错如鳞甲之疾病,亦称“痂”,属“瘙”类之“干瘙”;人们已经认识到疥疾发病的季节性规律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对其病原体疥虫亦有相当认识;治疗方面,有敷涂、热熨、包扎、洗浴及内服药物诸法,治疗经验多为后世传承。
“曼巴扎仓”与藏医学的发展端智
中华医史杂志2014年 4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4.05.002
“曼巴扎仓”即藏蒙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内学习藏蒙医学、培养藏蒙医生的专门机构,是集医学教育、医疗、制剂等为一体的藏蒙医学综合发展中心。它是15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后,包括藏医学在内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进一步组织化、体系化的产物。其模式肇始于1696年著名藏族学者第司·桑杰嘉措(1653-1705)在拉萨创建的藏医学中心——迦布日医学利众院,之后逐渐传播至其他藏区和蒙古地区,在以上地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内创建了近百座曼巴扎仓,曼巴扎仓的出现对藏医学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性别、医疗与消费文化——明清时期梳篦的文化史陈思言
中华医史杂志2014年 4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4.05.003
明清时期梳篦除了被用以栉发外,还渐渐以养生治病的角色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梳篦在当时总体呈实用性增强、装饰性减淡的态势。在使用过程中,人的行为活动赋予了梳篦一定的文化意涵,由于身份及性别化叙述的存在,梳篦化约为男女之情的象征符号。同时,明清医方遵循以意解药的原则,故时人取梳篦的疏通性以期达到治病的效果。梳篦虽小,通过它却可窥见明清时期的消费风气背后反映的文人化论述和当时的审美旨趣,以及书籍市场繁荣带来的日常养生风习的兴盛。
从《琉球百问》考察中国对琉球医学人才的培养何兰萍
中华医史杂志2014年 4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4.05.004
明清时期,琉球先后派遣20余批留学生前来中国,其中不乏学习医学者。《琉球百问》是清代名医曹存心与其海外弟子、琉球人吕凤仪,探讨医学问题的问答记录。它不单单是一本医书,而是中医海外传播的重要见证,亦是清代中国培养琉球医学人才的鲜活个案。清代琉球来华医学生的培养,对于扩大中国医药在琉球的影响力、促进琉球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加强和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学语境下的《洗冤录》与民国司法检验龙伟
中华医史杂志2014年 4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4.05.005
《洗冤录》白清代康熙年间钦颁之后,即成为审理刑狱、司法断谳的重要准绳和刑事司法检验的权威指针。然而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却使传统检验奉行的《洗冤录》饱受非议。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洗冤录》不仅在学理上受到西式化学检验的强烈质疑,遭到知识界的猛烈挞伐,而且以其为指征的传统司法检验方法也备受指责。虽然《洗冤录》跌下神坛,但因科学法医体系未臻确立,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司法检验实践中依然大量延用旧法,《洗冤录》可谓跌而不倒,显示出根深蒂固的生命力。《洗冤录》的近代命运,不仅是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历史话语的直接结果,也是近代中国的真实写照。
阿尔茨海默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现张丽丽 李志平
中华医史杂志2014年 44卷 05期
DOI: 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4.05.007
1864年,阿尔茨海默出生于德国。1887年,阿尔茨海默在维尔茨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88年,阿尔茨海默来到法兰克福精神病院,并在此工作了14年。其间,阿尔茨海默与弗朗茨·尼氏合作出版了6卷本《大脑皮层的组织学与组织病理学》。1903年,阿尔茨海默来到慕尼黑大学精神病系工作,并于1904年发表了博士后论文《进行性麻痹组织学研究的鉴别诊断》。1912年,阿尔茨海默应邀前往布雷斯劳大学任教。在前往布雷斯劳大学的途中,阿尔茨海默患病,于1915年逝世。1906年,阿尔茨海默利用显微镜研究患者奥古斯特的脑组织标本,发现大量老年斑和神经纤维缠结。同年11月,阿尔茨海默在图宾根举办的第37届德国西南精神病学年会上报告了奥古斯特的病历,但没有引起关注。1910年,克雷佩林在第8版《精神病学》中将奥古斯特所患疾病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因此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