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56卷第04期

系统梳理中日《难经》注本中脉诊图释的传承与发展脉络，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丁氏、滑氏、张氏三大脉图体系与日本江户时期主要注本脉图的内容与特征，揭示了脉图在阐释《难经》脉理中的核心作用。研究发现，中国脉图历经多个朝代的演进，形成了丁氏侧重脉理与天人对应、滑氏整合多元素及张氏实用化全难图解的差异化体系；日本注本在承袭中国三大脉图体系基础上，通过图文拆解、度量细化、功能分化等本土化演进，形成兼具传承性与独特性的脉图系统。通过中日《难经》脉诊图释图像化表达特点进一步探微一难独取寸口、二难尺寸阴阳、三难关格覆溢及十八难五行相生等核心脉理，可见中日脉图既共同承载了《难经》脉学的整体观与辨证思维，又因医学实践与文化语境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阐释路径，为中医脉学理论的可视化传承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依据。

福梅龄（Mary Esther Ferguson，1897—1989）系民初知名美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收藏家福开森之女，曾与其父共同为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福梅龄于1928年入职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注册部主任，其后近20年担任协和校董事会秘书，其间亲历“老协和”行政管理体系的变更、日军侵占北平、协和复校、人民政府接管协和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由福梅龄撰写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仅是研究“老协和”行政管理史的重要专著，更是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作为协和行政管理体系的核心参与者与见证者，福梅龄在书中详细记述了协和从创建到发展过程中，在人事管理、财务运作、教学行政、校董会决策等诸多方面的具体实践与制度演变，为研究者深入剖析“老协和”独特的行政管理模式及其运作逻辑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视角和丰富信息，是任何探讨协和行政管理史课题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中华医学会广东支会是中华医学会海内外第一个地方分会，也是中华医学会早期人数最多的第一大地方分会。目前可考的学会会员有25人。地域构成上包括广州会员和香港会员两部分；学缘构成以英美派医学生为主体；宗教背景方面，19人有基督教会会籍。得益于这一结构特点的影响，广东支会会员群体在推动中华医学会组织建设、学会发展，以及中国社会西医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兰安生（John B. Grant，1890—1962），美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1921年，兰安生受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任教。针对当时北京公共卫生状况，他提出以社区为服务对象，建立一个由官方主导、覆盖医疗与预防的综合公共卫生体系，后被称为兰安生模式。在兰安生的积极推动下，北平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于1925年正式成立，成为该模式在中国的首次实践。口腔公共卫生是该卫生事务所的一项基础工作，包括特定人群的口腔疾病普查、口腔疾病诊疗以及口腔卫生宣教工作。然而，受民国政府职能缺失、经济条件落后、专业人才匮乏、民众口腔卫生意识不足等基本国情的制约，兰安生的最初构想未能全面落地，口腔卫生工作总体成效不显，最终沦为一场小范围的社会性试验。这不仅从口腔卫生层面折射出兰安生模式与中国本土的不适配性，也为兰安生模式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历史佐证。

《张棡日记》（1888—1942）是一部记录晚清民国时期温州地区社会民情的私人文献，可为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地方疫病史起到补充作用。通过对日记中与疫病相关内容的梳理，可以了解当时疫病的流行情况，以及当局和民众对疫情的应对等。疫情引发民众的恐慌，不少人只得求助于神佛祈福禳灾。与此同时，中医在应对疫病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记中诸多救治见效的案例，从侧面印证了中医在疫病防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日记也清晰折射出近代社会的转型轨迹，西医的传入为民众就医提供了新选择，疫苗接种逐步走向制度化，公共卫生宣传活动日渐兴起等。

1920—1983年，漂白粉是上海城乡特别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的饮用水消毒剂。1920年杨树浦水厂引入液氯消毒，开启我国氯化消毒先河；1920年代后期，上海卫生行政机构建立饮水卫生管理框架等举措为漂白粉推广奠定基础；1930年代为防治霍乱，开始将漂白粉大规模应用于水井、河滨等民间水源。技术实践中，针对稳定性差、残渣多、计量不准等问题，从直接投加粉剂逐步改进为使用溶液，进而推广漂白粉精片、漂粉精，并发展出一次性加氯和持续加氯两种方法。政府主导的卫生防疫则是技术普及的核心动力。漂白粉消毒标志着上海城乡分散式饮用水从传统经验向现代化学处理的关键转变，回应了稳定性、便利性与安全性的现实需求。

1933年，中央国医馆着手开展统一全国中医病名工作，此事被中医界俗称为“中医统一病名案”。通过对该案的大致经过和主要内容进行梳理，结合当时诸多名中医的具体意见，从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现状、中西医结合原则、中医科学化等方面对该案引起社会争议的内容进行归纳分析。归纳中医界对该案的反对意见并剖析其深层成因，主要可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中西医理论体系的根本差异、中央国医馆的权力局限，以及当时对中西医结合认知尚不成熟。该案是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探索的重要尝试，但其“以西统中”的实施路径，引发了中医界对自身主体性的普遍焦虑。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医标准化建设、术语规范化推进及中西医结合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价值。

1932年创立于上海的佛慈大药厂，是近代首家成功实现“中药西制”商业化的股份制企业。药厂遵循传统中医理论，首创“浓缩丸”技术，所制药品因疗效显著深受认可，并注重药品的化验分析、实验研究与组方公开。通过灵活的市场策略，佛慈大药厂不仅扩大了国内影响力，产品还远销海外。尽管遭同业抵制、抗日战争等阻碍，药厂仍能存续并发展至今。与之相比，粹华制药厂作为第一家中药西制药厂，虽构建了完善组织架构与管理制度，并积极开拓市场，却因产品疗效不佳、易变质、不符合中医药理论，难以获得民众信任，加之企业缺乏长期规划和风险评估，最终仅经营3年便宣告倒闭。本文以佛慈大药厂的发展为主线、以粹华制药厂的教训为镜鉴，从时代背景、企业文化、产品特点、市场拓展、风险应对等维度进行比较研究。二者成败经验为现代中药企业提供了宝贵启示：企业应顺应潮流，做好市场调研；严控产品质量，兼顾传承与创新；优化内部结构，加强人才培养，以提升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