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 第43卷第02期

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首页.在既往的历史研究中,“林则徐禁烟”一直被置于政治史的背景下加以阐释.其实,林则徐禁烟也与医学密切相关:他道光年间撰写的系列奏摺和书信曾多处涉及关于鸦片危害、成瘾过程和成瘾机理等方面的医学知识；他在推行禁烟的过程中,实施了援引医药戒除鸦片烟毒的举措；他曾向医家请教戒烟的经验良方,并努力加以推广.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林则徐禁烟,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生理学教育和科研机构,在中国近代生理学学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从近代中国生理学的奠基人林可胜博士1925年担任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和教授开始,中国生理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王志均院士、冯德培院士等14位生理学家则构成了学术谱系的第2代传承者.学术谱系的第3代科学家则是以陈宜张院士、韩济生院士等18位生理学家为代表.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的学术谱系,促进了中国近代生理学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构筑了中国生理学良好的发展基础,对现代中国生理学的建制化和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土战国楚简中记述不少病症文字,形音义关系复杂.分析楚简释读尚存歧异的病症:葛陵简中“(髂)”读为“胁”,“(髂)疾”指腋下腰上的疼痛；葛陵简“(瞥)”读为“肩”,“(瞥)伓(背)疾”指肩背疼痛；“(疥)”即“疥”,指疥病；“(膚)”读“膚”(肤),“(膚)疾”指皮肤胀痛；望山简“(瘢)”又作“(懋)”,与葛陵简“(癯)”、“(瘸)”及包山简“(款)”当为同一个字,读为“笃”,指疾病加重。

明代以前医家对胁痛的认识和治疗,以宋代为界限可划分为2个阶段:宋代以前,胁痛一直被视为疾病的伴发症状,医家多从寒论治,用药常选肉桂、附子等温热之品,这与重视阳气的传统阴阳观念有关；自宋代开始,尤其是金元时期,胁痛日渐被视为独立的病证,医家对胁痛病因病机的认识渐趋丰富,治法逐渐从注重散寒向注重行气转变,并最终形成了胁痛的辨证治疗思路.这些转变反映了宋金元时期的医学革新精神对具体疾病认识的影响。

中药“十八反”歌诀是专门描述配伍禁忌的一类本草药性歌赋.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医籍对“十八反”歌诀的记载,发现“十八反”歌诀所涉药物主要来源于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而歌诀体裁的表述形式则出现在宋金元时期,《儒门事亲》与其他医籍中记载的歌诀并非同源.明代在宋金元时期形成的“十八反”歌诀基础上,又对歌诀所涉药物进行了阐释和补充,相反药物增多,歌诀篇幅加长.《儒门事亲》中的“十八反”歌诀在清代之后传播最广,以致成为迄今最为人熟知的中药禁忌歌诀。

汉唐时期约发生了21次传染性较强的牛疫,其中东汉时期6次,两晋时期2次,南北朝时期4次,唐代8次,五代1次,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地区.牛疫种类主要有急性牛疫、牛疥癣病、牛黄热病和牛漏蹄病等.牛疫的发生和流行对汉唐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不仅引起耕牛的大量死亡,而且造成畜力短缺,威胁到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从而引起历代政府、医学家、农学家、星占学家、道家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关注和重视.防治牛疫的措施主要有医学措施和经济措施两方面,尤其是医学本草、方书、农书等类著作中记载的方剂,对于有效控制牛疫的流行发挥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牛疫的流行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耕牛大量死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救济职能的完善、农业耕作方式的更新和新式农具的出现,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之一。

瘟疫对社会的影响,不只是因为它的致病能力,还与它对社会民众心态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明代史料记载而言,在瘟疫肆虐之际,社会民众的心态可分为2类:即消极的心态和积极的心态.前者如恐惧、无助、消沉、迷信等,后者则有理智、慰藉、感恩、振作等.消极心态的存在,无助于社会对疫情的有效应对,甚至会加重疫情的危害；而积极的心态,则有助于疫情的缓和或控制,也有利于疫后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重建。

由于自然环境、医疗卫生条件、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居民常罹患多种疾病,既有鼠疫等烈性传染病,也有梅毒、沙眼等慢性传染病,还有胃病、风湿病等一般慢性疾病.多种疾病的高发,尤其是鼠疫的肆虐和性病的流行,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以来蒙古族人口的增长速度,也严重阻碍了内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策指策问、对策;论指议论.以策为主的议论便合称为策论,其为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的考试文体,为国家选拔人才之用.策论之形成,据考可追溯至西汉,历经2 000余年之历史.汉朝察举制分之为"射策"和"对策",射策为密封试题,抽签作答;对策为公开提问,当场应对.及至隋唐引策论入科举考试.宋代更以策论尤重.延至明清,八股取士,策论依然是最后殿试的主要考试内容.时至今日,策论的现代形式"申论"也是公务员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策论之格式代有不同,然明其要者,不越论头、论项、论腹、论尾架构,其间以论腹为主体,与八股之开题、承题、破题类似。

吴鞠通《温病条辨》刊刻较多,流传甚广,惟其医案仅以抄本流传,藏者多秘不示人,故不见刊刻流布.1916年,始有裘吉生与金月笙分别刊刻发行.裘氏所刻为4卷本,据书中丙辰(1916)二月高汝贤序文所云,是本乃30年前高氏由胡氏处所得,惜未刊行,仅于友人中转相传钞,后裘吉生欲刊行《医药丛书》,高氏遂详加校雠,并付丛书收入以广其传.金氏所刻为5卷本,据书中"柔兆执徐涂月"(即丙辰十二月)吴庆坻序文所云,金月笙得鞠通氏医案手稿,分类编次,厘为5卷.金氏5卷本刊刻流传甚广,例如,杭州有益山房铅印本,又绍兴曹炳章先生又爰采金月笙之5卷本,重为校定收入《中国医学大成》中。

20世纪40年代初期,英国伦敦的桑德斯博士(Dr.Dame Cicely Saunders)就致力于帮助临终病人,是临关怀终的创始者.她在33岁以前是个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经过7年的医疗专业训练,终于在1958年"圣乔瑟夫临终关怀机构"开始了她的工作.1967年7月,桑德斯博士在伦敦创立了人类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医院——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医院(Saint Christop her's Hospice),率先尝试以医疗团队全程陪伴癌症晚期病人,并辅导家属使之熟悉度过哀恸期的医疗照顾方式。

《中国本草全书》收录的《本草发明》,所据影印版本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刊本,为残本.除此版本外,《本草发明》另有上海图书馆藏明刊本及日本抄本,均为足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刊本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刊本实为同一版本,仅书中“明《本草》类辨”一文所在位置不同.日本抄本当为据明刊本抄成。

吴崐是新安医学名家之一.1584年,吴崐撰成《医方考》6卷.1594年,撰成《素问吴注》24卷.1618年,撰成《针方六集》6卷,由程标捐资刊刻.吴崐尚撰有《脉语》2卷,成书年代不详.《医方考》有明刊本、日本及朝鲜刊本、旧抄本、现代版本4类版本.《吴注素问》有明清刊本、日本刊本、旧抄本、影印本、现代版本5类版本.《针方六集》有明刊本、抄本、影印本及现代版本4类版本.《脉语》多与《医方考》合刊,除部分现代版本未附《脉语》之外,《脉语》的版本大致同于《医方考》。

1972年甘肃省武威县出土的汉代简牍,包括2种竹简和1种木牍,由隶书和章草2种字体书写,竹简分别编联,木牍未曾编联,具体内容可分医方、日书、药价3个方面.种种现象表明,这批简牍并非纯一的书籍或资料,“治百病方”只是其中1种竹简的名称.而有《中国医学史》教材和工具书在介绍《治百病方》和《武威汉代医简》时,将二者完全等同而论,实属以偏概全,有失妥当,应予更正。

日前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查阅古籍资料,无意间见到一书,题为《广东医学实习馆课艺》[1],应该是由当时学生范文所组成的教学参考材料.随手翻阅,竟是很典型的中医策论文.兼附两家精练点评,有画龙点睛之神用.更有意思的是,其第1题"‘木郁达之,火郁发之’解",竟然偶合于当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优秀临床人才培养计划"之2次结业应试的策论考核题目.笔者曾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发表过一文,题为《读中医策论文有感》[2],谈到现代中医青年人才策论文的读后感.现在细读这份民国时期的中医学生策论文,深感有诸多现今仍然可资参照思考之处.因就大家都熟悉的这一题"‘木郁达之,火郁发之’解"相关论文,略作评述,愿与更多同道分享。

近20年来,医疗史渐渐成为两岸"新史学"的热点,不过,就医者所写的"内史"而言,比较专业的、牵涉科学技术发展内在理路的分析,常是史学家不敢碰触的禁地,所以当初台湾史语所领导的医疗史研究,被称为"另类"医疗史.所以,史家和医家的医史研究与教学,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和对话平台.所以台湾中国医药大学借着庆祝国医节的机会,在2013年3月9—11日,举办了"医家与史家的对话——中医学术知识的历史传承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两岸三地"和国外学者一起研讨.第3天还举办了研究生论坛,给予步人医史研究的年轻人一个发表的机会。

2013年3月22日下午1：30—4：00，中国中医科学院科研教育处主办、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承办的学术报告会，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举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赓哲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唐代医学人物的神化》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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