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35卷第07期

口咽癌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头颈部肿瘤类型，且发病率逐渐增高。调强放疗是口咽癌主要局部治疗手段，放疗靶区的准确勾画和优良的计划设计是保证放射治疗疗效的基础。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组织全国多家肿瘤中心，同时结合国际头颈鳞癌靶区勾画指南/共识的推荐形成本指南。本指南从口咽癌的诊疗概况、放疗定位、靶区勾画、正常组织勾画、放疗剂量分割模式以及放疗计划制订等方面进行推荐，并提供典型病例图谱，可有效地规范口咽癌放疗流程，为放疗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随着肿瘤放疗技术的不断精细化、个体化，肿瘤放疗的临床数据量呈爆发式增长。传统的肿瘤放疗信息系统在多模态数据管理、辅助医疗决策以及精细化医疗资源管理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语义理解、知识推理、临床决策支持、智能问答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潜力日益凸显。为响应这一技术趋势，学会组织专家编写了本指南，旨在为医疗机构新建肿瘤放疗信息系统时，或在肿瘤放疗信息系统基础上有效整合大语言模型提供指导，以期进一步提升肿瘤放疗的信息化水平。本指南涉及大语言模型在放疗业务流程中的建设前评估、建设中实施要点、建设后管理与监测以及应用场景等内容，致力于帮助各放疗单位建设更高效、更安全的智能肿瘤放疗信息系统。

目的 比较术后辅助外照射放疗与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N0期舌下腺恶性肿瘤（MSGT）的疗效与失败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0年3月—2023年7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7家医院的94例N0期MSGT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联合术后放疗，其中46例行三维适形放疗、调强放疗及容积弧形调强放疗（处方剂量：原发灶瘤床为60~66 Gy，高危引流区为54~60.06 Gy），48例行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对比MSGT的两个治疗组患者及MSGT最常见病理类型腺样囊性癌（ACC）的两个治疗组患者的局部控制（LC）率、区域控制（RC）率、无瘤生存（DFS）率、肿瘤特异性生存（CSS）率及失败模式，使用Kaplan-Meier法进行亚组的生存分析，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全组中位随访88个月，5年LC、RC、DFS、CSS率分别为97.8%、98.7%、74.9%、98.6%，10年LC、RC、DFS、CSS率分别为91.5%、92.0%、43.3%、75.9%。粒子植入组与外照射组LC率（5年95.4%比100%，10年87.8%比95.0%，χ²=3.23，P=0.072）、RC率（5年97.3%比100%，10年93.4%比90.0%，χ²=0.01，P=0.945）、DFS率（5年78.5%比71.7%，10年48.5%比39.5%，χ²=0.43，P=0.511）和CSS率（5年97.1%比100%，10年84.0%比67.7%，χ²=0.03，P=0.859）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在70例ACC患者中，外照射组LC率显著优于粒子植入组（5年100%比96.7%，10年100%比87.0%，χ²=4.49，P=0.034），且4例局部复发均发生在粒子植入组，其中3例为颅底神经通路复发，1例为高剂量区内复发。33例患者出现复发和/或转移，肺转移为最常见的失败模式（24例），其次为局部复发（6例）、区域复发（4例）和慢病、意外离世（4例）；死亡15例，11例肿瘤相关死亡，肺转移灶进展为最常见的肿瘤相关性死因（8例）。 结论 对于N0期MSGT，肺转移为最常见的失败模式及死因。术后规范化的粒子植入可达到外照射的总体疗效，但在ACC（尤其伴神经侵犯）患者中，外照射的局部控制优于粒子植入。

目的 研究真实世界中胸部放疗干预时机对Ⅲ期不可切除或术后复发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为临床医生选择放疗的时机提供参考。 方法 分析2018年1月—2024年12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免疫治疗并行胸部放疗的106例Ⅲ期不可切除或术后胸部复发NSCLC患者的资料，其中55例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疗后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达到疾病稳定或缓解）即行胸部放疗，为尽早放疗组，其余51例患者在免疫治疗耐药（疾病进展）后再行胸部放疗，为耐药后放疗组。使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客观缓解率（ORR）、局部控制（LC）率的差异；采用逆概率加权和倾向评分匹配法排除两组基线特征的影响。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的预后因素。 结果 尽早放疗组患者的3个月ORR、6个月LC率均高于耐药后放疗组（35%比22%，χ2=2.20，P=0.138；82%比71%，χ2=1.85，P=0.174），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尽早放疗组的≥3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肺V20 Gy均低于耐药后放疗组（5%比12%、14.8%比20.7%）。尽早放疗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期为18.5个月，耐药后放疗组的中位PFS为8.5个月。生存分析显示两组之间的P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0，P=0.034），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表明，对于年龄>60岁、无吸烟史、病理类型为腺癌、术后胸部复发的患者来说，尽早放疗介入可显著延长PFS期（18.5比8.5个月）。 结论 Ⅲ期不可切除或术后复发NSCLC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疗后尽早加入放疗可获得更长的PFS期，且未提高≥3级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年龄>60岁、无吸烟史、病理类型为腺癌、术后胸部复发的患者可从尽早放疗介入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益处。

目的 评估大分割放疗联合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序贯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及白介素-2（IL-2），即布拉格2.0方案治疗既往标准治疗失败的晚期难治性恶性肿瘤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二线及以上治疗失败或缺乏标准治疗方案的晚期恶性肿瘤患者。患者均接受放疗联合PD-1抑制剂序贯GM-CSF及IL-2治疗，至少进行2个周期的治疗，直到患者确认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接受的不良反应。主要观察指标为总生存（OS）期，次要观察指标为无进展生存（PFS）期、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 结果 共35例患者入组，中位年龄54岁（范围28~80岁），中位随访时间为17.0个月，最常见的病理类型为腺癌（51%）。ORR为14%，DCR为43%。中位PFS期为4.0个月（95%CI为3.2~4.8个月），中位OS期为10.0个月（95%CI为4.3~15.7个月）。亚组分析显示基线临床及炎症指标均与疗效无关，疾病进展组维持巩固治疗周期显著少于疾病控制组（0.9±2.2比2.9±2.3，t=2.74，P=0.010），疾病进展组治疗1周期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明显升高（4.15±1.89比6.32±4.19，t=-2.13，P=0.047），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淋巴细胞计数未见显著改变。2例（6%）发生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1例（3%）发生4级TRAE。 结论 放疗联合PD-1抑制剂序贯GM-CSF及IL-2治疗晚期难治性实体肿瘤患者，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安全性总体可控，有潜力成为治疗晚期难治性实体肿瘤患者的新方案。

目的 比较免疫治疗在持续、复发转移性宫颈癌一线和二线应用的总体疗效和安全性，评估放疗对免疫治疗的整体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4月1日—2024年7月31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一、二线免疫治疗的持续、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165例，其中接受一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紫杉醇+顺铂/卡铂）±贝伐珠单抗者130例（一线组），二线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者35例（二线组），35例患者在一线治疗时均接受化疗（紫杉醇+顺铂/卡铂）±贝伐珠单抗。主要研究指标为无进展生存（PFS）2，指从一线治疗开始到二线治疗后发生进展的时间。次要指标包括PFS1（指从一线治疗开始到发生进展的时间）、总生存（OS，指从一线治疗开始到死亡的时间）。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分析比较两组PFS1和PFS2，以此来评估总体疗效差异。采用χ2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比两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和治疗频次以评估安全性和成本。采用分层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年龄、组织学类型、是否接受放疗等因素对生存情况的影响。 结果 165例患者中有125例（75.8%）既往接受了放疗，40例（24.2%）既往未接受过放疗。一线组PFS1（HR=0.21，95%CI为0.14~0.33，P<0.001）和PFS2（HR=0.42，95%CI为0.26~0.68，P<0.001）均显著优于二线组，一线组中位PFS1期和中位PFS2期均未达到，而二线组分别为7.0个月和19.0个月。一线组中位OS期未达到，二线组为32.0个月，两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HR=0.67，95%CI为0.38~1.18，P=0.170）。两组免疫治疗频次［（13.40±9.97）比（15.43±17.65）次，P=0.375］和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50.0%比51%，P=0.881）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除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综合阳性评分<1、持续或复发无远处转移亚组外，组织类型、是否接受过放疗等亚组疗效均倾向于免疫一线组。 结论 在持续、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治疗中，一线应用免疫治疗可带来更好的局部控制而不增加不良反应和费用，既往是否接受放疗并不影响免疫治疗效果。

目的 探究基于呼吸气量和膈肌高度提取患者呼吸信号的相位一致性，以及同一例患者不同扫描时间提取的呼吸信号的可重复性，为门控技术选择和跨系统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DIR-Lab与4D-Lung公开数据集的27例肺癌放疗患者的4D CT图像，基于呼吸气量（用全肺体积进行模拟）与膈肌高度分析呼吸运动相位一致性。基于4D扩展心脏躯干（XCAT）体模，设置频率为5、12、20次/min，每个频率包含10个不同的呼吸周期，共计30组呼吸模式，以此分析不可重复的呼吸周期下呼吸运动相位的一致性。此外，纳入4D-Lung中4例患者各3次不同时间的4D CT图像（共12套），分析信号的可重复性。基于预先划分的10个呼吸时相，采用阈值分割法计算各时相全肺体积和膈肌高度。利用希尔伯特变换计算归一化后的瞬时相位，比较各时相的相位差及其相关性，采用Wilcoxon检验或配对t检验分析各时相相位差异。用Origin绘制呼吸曲线定性分析观察全肺体积和膈肌高度的可重复性，同时利用组内相关系数（IC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 基于全肺体积与膈肌高度提取的呼吸信号高度相关（r=0.974，P<0.001）。然而，同一时相内膈肌高度的波动范围显著大于全肺体积，且全肺体积信号显著滞后于膈肌高度信号。在XCAT模拟的30组不可重复性呼吸周期中，全肺体积信号同样显著滞后于膈肌高度信号，最大可达424 ms。此外，同一患者不同分次间呼吸信号的可重复性分析表明，全肺体积的组内相关系数（ICC=0.913）即分次间稳定性高于膈肌信号（ICC=0.866）。 结论 基于不同解剖结构提取的呼吸信号时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增加放疗脱靶与图像伪影风险；同一患者分次间的呼吸信号可重复性差，全肺体积信号稳定性优于膈肌信号，可为技术优化和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目的 探究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发生急性放射性皮炎的严重程度对体表光学图像引导系统监测准确性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就诊于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20例乳腺癌切除术后患者，均接受术后全乳腺放疗。放疗前使用Dermacatch®皮肤测量仪在体表标记点测量皮肤指标（色彩空间RGB、Lab值），每周2次，并按2种色彩空间计算色差值。同时每次治疗前，拍摄患者受照射乳房的皮肤图像，根据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分级标准对测量点区域进行皮炎分级评估。每次治疗前利用体表标记摆位，采用每周两次锥形线束CT（CBCT）验证，并结合每日体表光学监测完成治疗。记录CBCT和Catalyst HD系统的摆位误差，以及治疗中患者的六自由度的动度。对腹背（Vrt）、左右（Lat）、头脚（Lng）方向上CBCT与Catalyst HD系统的摆位误差比较用配对t检验。采用Pearson检验分析两者摆位误差及皮炎分级与色差值的相关性。 结果 CBCT与Catalyst HD系统仅在Vrt方向上皮炎2级的摆位误差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3.17±2.44）mm与（1.85±1.95）mm（t=-4.70，P=0.001）。在皮炎2级时，所有采样点最大动度均较其他分级更小，其中上和内侧位点最为明显，在Vrt、Lat、Lng方向和水平偏转角（Rtn）、横滚角（Roll）、俯仰角（Pitch）角度上最大动度中位数分别为0.198 mm、0.266 mm、0.114 mm、0.107°、0.197°、0.128°。所有患者的色差值和皮炎分级均显著相关，且RGB均比Lab关联性强。 结论 乳腺癌根治术后放疗患者，发生2级皮炎对光学体表监测存在一定影响，采用色差值RGB可很好量化皮炎分级。

目的 探讨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DK4/6）抑制剂与照射不同时序联用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细胞放射敏感性和铁死亡的影响。 方法 以人NSCLC细胞系A549和PC9为研究对象，将细胞分为对照组、单用哌柏西利组（仅Pal组）、单纯照射组（仅照射组）、照射前给药组（Pal+照射组）和照射后给药组（照射+Pal组）。采用CCK-8实验及克隆形成实验筛选哌柏西利联合照射的最佳给药时序；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分布；克隆形成实验评估放射敏感性；EdU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活性变化。细胞丙二醛（MDA）测定试剂盒检测MDA水平，流式细胞仪检测脂质活性氧（ROS）水平，蛋白质印迹法检测4-羟基壬烯醛（4-HNE）及溶质载体家族7成员11（SLC7A11）、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等铁死亡相关蛋白表达。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 结果 CCK-8实验结果显示，哌柏西利对A549与PC9细胞具有剂量依赖性抑制作用。克隆形成筛选发现，照射后2 h给予哌柏西利对NSCLC细胞的克隆抑制作用最明显，故确定为后续研究的最佳联合时序。细胞周期分析显示，哌柏西利单药处理12 h可显著诱导NSCLC细胞G0/G1期阻滞（均P<0.001），而单纯照射组G0/G1期细胞比例较对照组略有下降（A549：P=0.112，PC9：P=0.10）；在联合处理组中，照射前给药组G0/G1期细胞比例较单纯照射组下降（A549：P=0.085，PC9：P=0.137），而与照射前给药组相比，照射后2 h再给予哌柏西利持续处理，G0/G1期比例进一步下降（A549：P=0.013，PC9：P=0.017）。克隆形成实验显示，照射后给药组的放射增敏比（SER=1.583）显著高于照射前给药组（SER=1.245，P=0.002），PC9细胞中亦观察到同样显著的放射增敏效应（P=0.033）。EdU实验表明，照射后给药组的A549细胞增殖活性显著低于照射前给药组（P<0.001）。铁死亡相关指标检测显示，哌柏西利单药可上调细胞内4-HNE（A549：P=0.005，PC9：P=0.002），而MDA与脂质ROS呈上升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549：P=0.265、0.997；PC9：P=0.996、0.464），单纯照射组以上指标进一步升高（A549：P=0.032、<0.001、<0.001；PC9：P=0.003、<0.001、<0.001）；而照射后给药组上述指标显著高于照射组（A549：P=0.008、<0.001、<0.001；PC9：P=0.002、<0.001、<0.001）和照射前给药组（A549：P=0.033、<0.001、<0.001；PC9：P=0.003、0.015、<0.001），同时SLC7A11和GPX4蛋白表达显著下降。 结论 照射后联合相较照射前联合CDK4/6抑制剂进一步增加NSCLC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并可能与其影响细胞周期分布及增加放射诱导的铁死亡相关。

肺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已成为早期肺癌及肺部寡转移病灶的重要治疗手段，但SBRT后在治疗区域出现的肺纤维化与复发在影像上难以鉴别，传统影像学方法因形态学特征重叠导致诊断特异度不足，干扰了后续治疗决策的制订。目前明确诊断的方法通常是基于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成像或穿刺活检。本文将回顾迄今为止的相关临床研究，探讨关于肺部SBRT后早期识别放射性肺纤维化与复发的临床现状及研究趋势。

根治性同期放化疗（dCRT）是不可手术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LA-ESCC）的标准治疗，但近30年，dCRT治疗LA-ESCC的5年总生存（OS）率一直徘徊不前。进入免疫治疗时代，多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联合dCRT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但并非一帆风顺。本文总结dCRT治疗LA-ESCC的研究历程，提出其5年OS率提高的难点所在，分析放疗对于免疫系统的双向性作用特征，并据此展望未来ICI联合dCRT提高LA-ESCC患者5年OS率的潜在策略。

近年，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临床的应用，食管癌传统治疗格局已发生改变。在晚期食管癌方面，随着KEY-NOTE590、CheckMate-648等多个Ⅲ期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结果的公布，化疗免疫联合治疗已成为晚期食管癌一线标准治疗。在可切除局部晚期食管癌，对于新辅助放化疗后未达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免疫辅助亦基于1A类证据支持而获得Ⅰ级推荐，并且在新辅助治疗阶段，化疗免疫联合模式也逐步体现出潜在的有益于患者生存的价值。但对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食管癌，免疫治疗尚未确立其推荐地位，ICI如何与既有的放化疗相结合（诱导、同步或巩固）才能涵盖更多亚组群体并获得更优的生存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并且优效模式探索是多元化的，本文现就局部晚期不可切除食管癌免疫联合治疗策略优化进展予以综述。

精准预测肿瘤放疗效果是个体化放疗的核心。然而，传统静态影像组学只能基于单一时间点成像，难以完整提供治疗中肿瘤的动态信息，导致模型预测能力有限。基于连续性影像特征的Delta影像组学能够定量描述放疗诱导的动态变化过程，从而提升疗效预测的灵敏度与准确性。磁共振引导放疗这一新兴的动态影像引导放疗技术凭借高软组织对比度与高频纵向影像采集能力，可为Delta影像组学提供高质量数据支持，两者协同可推动疗效预测精准化。本文系统梳理了Delta影像组学在磁共振引导放疗效果预测中的应用现状与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直肠癌、胰腺癌、肺癌、肾上腺转移瘤及软组织肉瘤5大肿瘤类型，总结了各类型中具有稳定预测价值的关键Delta影像组学特征和临床结局，最后分析了当前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肿瘤对放疗的响应过程除了受到肿瘤微环境中多种化学信号的调控，还受到细胞外基质中拉力、压力、剪切力等机械信号的调控。肿瘤硬度评估技术多样，触诊主观性强，剪切波弹性成像、原子力显微镜等可定量评估，且联合应用优势显著。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激活是影响肿瘤硬度的关键因素，其不同亚型在肿瘤进展和免疫调节中作用不同，与肿瘤侵袭、放化疗抵抗密切相关。肿瘤细胞外基质（ECM）的硬度与放疗敏感性关系复杂，具体机制仍待探索。靶向ECM硬度可改善肿瘤治疗，如伊马替尼等药物可调节ECM硬度，增强放疗疗效，且ECM硬度与放疗在抗肿瘤治疗中可能存在协同作用，为肿瘤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