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35卷第08期

喉癌是头颈部常见恶性肿瘤，根据发生部位可分为声门上型、声门型和声门下型。放射治疗是喉癌保留器官功能的重要治疗手段，可用于早期喉癌的根治性治疗，以及局部晚期喉癌的综合治疗，包括同步放化疗、诱导化疗联合放疗及术后辅助放疗等。随着精准放疗技术的发展和患者对发声、吞咽及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喉癌放疗的靶区勾画和计划设计面临更高的要求。喉部解剖结构复杂，邻近重要功能器官，各中心间勾画标准尚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准确的靶区勾画和合理的计划设计是保证喉癌放疗疗效、减少不良反应及实现器官功能保留的重要基础。本指南内容涵盖喉癌的诊疗原则、靶区定义方法及放疗计划设计规范，旨在为开展喉癌精准放射治疗的医疗机构提供指导和参考。

下咽癌是头颈部常见恶性肿瘤，具有强侵袭性、易发生双侧颈部淋巴结转移及第二原发肿瘤等特点。放射治疗是下咽癌保留器官功能的重要治疗手段，但由于靶区范围大、形态不规则、周围危及器官多，且治疗模式涵盖根治性放疗、诱导后放疗及术后放疗等多种方式，不同中心之间在靶区勾画和计划设计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下咽癌靶区的准确勾画和优良的计划设计是保证放射治疗疗效、降低不良反应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本指南内容涵盖下咽癌放疗诊疗常规、综合治疗原则、靶区定义与勾画方法、危及器官勾画与剂量限制以及治疗计划设计规范等，旨在为开展下咽癌调强放射治疗的医疗机构提供规范化指导和参考。

目的 调查分析中东欧地区的放射治疗资源情况，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开源性数据创建了14个中东欧国家的数据库，统计了各国人口、人均国民总收入、肿瘤患者数量以及放射治疗设备数量，并且预估了2022年、2050年需要进行放射治疗的患者数以及需要配备的放疗资源。用描述性方法呈现，用双侧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中东欧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加速器配备数量的差异。 结果 中东欧地区的人口总数为1.19亿人，人均国民总收入为0.66~2.58万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等收入国家的加速器保有量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1.21，P=0.248）。2022年中东欧国家的肿瘤患者新发病例数为692 841例，其中需要进行放射治疗的肿瘤患者估算为443 418例，需要配备的兆伏级放射治疗设备数量为893台。而目前中东欧国家实际配备了放射治疗设备802台，其中直线加速器627台、质子重离子设备3台、X线机55台、后装机117台，每百万人口配备了5.27台直线加速器。2050年中东欧国家的肿瘤患者病例数预估为822 731例，其中需要进行放射治疗的肿瘤患者数预估总计为526 548例，需要配备的兆伏级放射治疗设备数为1059台。 结论 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的放射治疗资源现状不能够满足实际需求，未来25年对放疗存在较大需求，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目的 探索长生存期脑胶质瘤患者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甲基化与放射性脑损伤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纳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2019年2月至2023年3月收治的长生存期脑胶质瘤264例，患者均接受45~64 Gy的常规放疗联合或不联合替莫唑胺化疗。患者均行MGMT启动子4个CpG位点焦磷酸测序，常规标准为4位点平均≥10%（甲基化阈值）为甲基化阳性。放射性脑损伤定义为放疗后MRI新出现的强化灶并随访至少1年无肿瘤进展证据。使用t检验、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MGMT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及平均水平与放射性脑损伤的关系。 结果 全组患者中，2级星形细胞瘤78例，2、3级少突胶质细胞瘤各88、98例。全组患者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为30.7%（81/264例），其中2级星形细胞瘤患者为26%（20/78例），2级少突胶质细胞瘤为16%（14/88例），3级少突胶质细胞瘤为48%（47/98例）。全组常规甲基化阳性发生率为91.7%（242/264例），其中2级星形细胞瘤患者为82.1%（64/78例），2级少突胶质细胞瘤为96.6%（85/88例），3级少突胶质细胞瘤为94.9%（93/98例）。发生放射性脑损伤者与未发生者的常规标准MGMT启动子甲基化阳性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3.8%比90.7%，χ2=0.71，P=0.398）。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常规标准MGMT甲基化阳性不是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的影响因素（OR=1.557，95%CI为0.554~4.375，P=0.401）。发生放射性脑损伤患者的MGMT启动子甲基化水平高于未发生者（32.4%±18.3%比27.9%±14.8%，t=2.10，P=0.037）。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GMT启动子甲基化水平是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的促发因素（OR=1.017，95%CI为1.001~1.034，P=0.039），但多因素分析显示无相关性（OR=0.994，95%CI为0.974~1.014，P=0.560）。 结论 对于长生存期脑胶质瘤患者，常规标准MGMT甲基化阳性不是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的影响因素，MGMT甲基化平均水平升高预示放射性脑损伤的风险增加。

目的 构建并验证基于外周血miR-22、miR-1246及系统性炎症指标的可视化列线图预测模型，以实现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放化疗敏感性的个体化评估。 方法 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衢州医院收治的140例NSCLC患者为训练集，按放化疗敏感性分组，参照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将首次疗效评估为完全缓解及部分缓解者纳入高敏组（42例），疾病稳定及疾病进展者纳入抵抗组（98例）。另选2023年1月至2023年4月收治的60例NSCLC患者为验证集。所有入组患者均采用同步放化疗模式，放疗采用调强放疗技术，处方剂量60 Gy分30次，化疗按病理分型（腺癌用培美曲塞+顺铂，鳞癌用紫杉醇+卡铂）每3周1个周期，放疗期间同步完成前2个周期，放疗结束后3周内启动后2个周期的辅助化疗。放疗前1周采集外周血，检测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白蛋白、C反应蛋白及miR-22、miR-1246相对表达量，计算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计数比值（PLR）、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C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CAR）。经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放化疗敏感性的相关因素，并通过R软件构建列线图风险模型并进行验证。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miR-22（t=3.67，P<0.001）、miR-1246（t=3.35，P=0.001）、CAR（t=3.26，P=0.001）、NLR（t=3.64，P<0.001）、PLR（t=4.13，P<0.001）、SII（t=3.98，P<0.001）是放化疗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miR-22（OR=3.282，95%CI为1.386~7.774，P=0.007）、miR-1246（OR=0.023，95%CI为0.003~0.177，P<0.001）、CAR（OR=6.647，95%CI为1.394~31.700，P=0.017）、NLR（OR=7.186，95%CI为2.276~22.692，P=0.001）、PLR（OR=1.046，95%CI为1.011~1.081，P=0.009）、SII（OR=1.009，95%CI为1.003~1.016，P=0.004）是放化疗敏感性的独立影响因素。列线图模型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98（95%CI为0.839~0.957），灵敏度为0.786，特异度为0.918。训练集和验证集校准曲线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0.021、0.041，表明一致性较好。 结论 miR-22、miR-1246、CAR、NLR、PLR、SII是影响NSCLC患者放化疗敏感性的独立影响因素，以此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目的 探究乳腺癌现代放疗及强化治疗背景下，胸腺五肽（TP5）对放疗诱导淋巴细胞减少（RIL）的促恢复作用，以及适用人群。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3年1月至2024年6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中等分割辅助放疗的228例乳腺癌患者。患者预防区照射剂量为43.5 Gy分15次，2.9 Gy/次，部分患者高危区同步加量为49.5 Gy分15次，3.3 Gy/次。根据放疗期间是否应用TP5分为TP5组和对照组。收集放疗前，放疗第1、2、3周，放疗后1、3、6、9、12个月共9个时间点的外周血数据。放疗第3周起至以后为恢复期。采用混合线性模型分析淋巴细胞绝对值（ALC）恢复速度的独立影响因素，并进行关键亚组（高、低骨髓抑制风险亚组，大、小靶区范围亚组等）分析。 结果 TP5应用与否，白细胞水平均在放疗后下降，放疗第3周达谷底，放疗结束后回升。对照组和TP5组的放疗前基线（Z=-1.68，P=0.093）、谷底（Z=-0.80，P=0.421）ALC值无差异。多因素分析显示，基线较高的ALC储备（P=0.013）和接受低骨髓抑制风险的辅助/强化治疗（或无治疗）（P=0.040）是放疗后ALC快速恢复的独立影响因素；放疗期间应用TP5对ALC的恢复有促进趋势（P=0.050）。组内分层分析显示，在基线ALC低（<1.5×109/L）、低骨髓抑制的辅助/强化治疗、放疗靶区范围大、<50岁、接受化疗的患者亚组中，放疗期间应用TP5比不应用的ALC恢复显著改善。 结论 放疗前高ALC储备、低骨髓不良反应辅助/强化治疗的患者RIL恢复快，TP5有促进ALC恢复的趋势；在基线ALC低、低骨髓抑制的辅助/强化治疗、放疗靶区范围大、<50岁、接受化疗的患者亚组中，TP5的促进RIL恢复效果更加显著。

目的 评估以布拉格模式为主体的立体定向放疗（SRT）联合治疗在晚期难治性实体瘤中的疗效、安全性及外周免疫动态。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3例晚期难治性实体瘤患者，予SRT（10~24 Gy分2~5次）联合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抑制剂治疗，并给予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免疫调节。主要观察指标为客观缓解率（ORR），次要观察指标为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PFS）期、总生存（OS）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以及相关免疫指标变化。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及log-rank检验，预后因素采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治疗前后配对指标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并行错误发现率校正。 结果 39例可评估疗效者ORR为41%（16/39），DCR为82%（32/39）。全组中位随访16.5个月，中位PFS期为5.0个月、中位OS期为7.1个月。7例寡转移患者均获完全缓解/部分缓解。全组仅3例（7%）发生≥3级不良事件，无相关死亡，7例>75岁者，6例可评估疗效，DCR为5/6，且无≥3级不良事件。治疗后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淋巴细胞比例下降。探索性预后分析提示治疗前较高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C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及较低的白蛋白与较差的PFS、OS相关。 结论 布拉格模式为主体的SRT联合治疗在晚期难治性实体瘤中显示一定近期抗肿瘤活性和安全性，其免疫调节作用及炎症-营养指标的预后意义仍需进一步验证。

目的 分析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等临床病理因素对宫颈癌术后辅助性放疗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42例宫颈癌术后辅助性放疗患者的资料，放疗方案为盆腔外照射（45~50 Gy），部分患者增加高剂量率近距离放疗。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基础状态、病理相关因素、ALI、校正年龄后的查尔森合并症指数（ACCI）等21项临床病理因素是否为无瘤生存（DFS）和总生存（OS）的独立预后影响因素。分别通过X-tile软件计算、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分析得出ALI、ACCI的最佳截断值，按是否鳞癌、不同分期、截断值分组，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分组间的生存差异。 结果 ALI、ACCI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48.02、3。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Ⅲ~Ⅳ期（HR=6.284，95%CI为2.326~16.978，P<0.001）、ALI≤48.02（HR=0.976，95%CI为0.958~0.995，P=0.013）是DFS的独立影响因素。非鳞癌（HR=3.143，95%CI为1.296~7.624，P=0.011）、Ⅲ~Ⅳ期（HR=10.667，95%CI为2.379~47.837，P=0.002）、ACCI>3（HR=0.337，95%CI为0.143~0.791，P=0.012）是OS的独立影响因素。生存分析显示，鳞癌患者的DFS率高于非鳞癌患者（P=0.027），两组的2、3年DFS率分别为91.6%比82.5%、88.5%比78.6%；Ⅰ期、Ⅱ期、Ⅲ~Ⅳ期患者的2、3年DFS率分别为95.7%比93.3%比76.3%、95.7%比88.2%比71.2%（P<0.001）；ALI>48.02与ALI≤48.02患者的2、3年DFS率分别为95.1%比86.3%、93.9%比81.8%（P=0.002）。鳞癌、非鳞癌患者的2、3年OS率分别为98.0%比92.5%、92.7%比82.2%（P=0.003）；Ⅰ期、Ⅱ期、Ⅲ~Ⅳ期患者的2、3年OS率分别为100.0%比97.8%比82.7%、98.4%比91.1%比81.3%（P<0.001）；ACCI≤3与ACCI>3患者的2、3年OS率分别为100%比95.6%、96.9%比87.8%（P=0.045）。 结论 对于宫颈癌术后辅助性放疗患者，FIGO分期（2018版标准）为Ⅲ~Ⅳ期、ALI≤48.02是D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Ⅲ~Ⅳ期、ACCI>3是OS的危险因素。

目的 比较质子弧形治疗（PAT）相较于调强质子治疗（IMPT）在肺癌放疗期间解剖结构变化的剂量学与鲁棒性差异，并评估自适应计划对靶区覆盖及危及器官（OAR）剂量的恢复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四川省肿瘤医院收治的21例肺癌患者数据，患者都具有初始计划CT（pCT）与自适应计划CT（aCT）。在pCT和aCT上分别设计PAT与IMPT初始计划（PAT-pCT、IMPT-pCT）与自适应计划（PAT-aCT、IMPT-aCT），并在pCT与aCT进行刚性配准后，将初始计划在aCT直接剂量计算获得非自适应计划（PAT-pCT→aCT、IMPT-pCT→aCT）。所有患者的处方剂量均为60 Gy（RBE）。采用配对t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PAT与IMPT在靶区覆盖（D98%、D95%、D2%）、危及器官（肺V5 Gy、V20 Gy、Dmean，食管Dmean、Dmax，心脏Dmean，食管Dmax，脊髓Dmax）等剂量学参数的差异。 结果 PAT与IMPT在初始计划中实现了相似的靶区覆盖。与IMPT相比，PAT在OAR剂量方面具有优势，其中肺V5 Gy和V20 Gy分别降低1.35%和0.59%（t=6.99、5.05，均P<0.001），脊髓Dmax平均降低415.61 cGy（RBE）（t=-3.18，P=0.001）。在解剖结构变化条件下，非自适应计划的靶区D95%明显下降，PAT-pCT→aCT和IMPT-pCT→aCT分别降至5567.57 cGy（RBE）和5423.33 cGy（RBE）（t=-3.70，P<0.001）。与初始计划相比，非自适应计划在脊髓Dmax上的剂量升高更为显著，且IMPT的升高幅度约为PAT的2.5倍。自适应计划可使靶区覆盖及OAR剂量分布整体恢复至接近或优于初始计划水平。 结论 相较于IMPT，PAT在解剖结构变化时表现出更低的脊髓Dmax升高幅度及更优的肺组织保护等剂量学优势，其鲁棒性优于IMPT。自适应计划可有效恢复靶区覆盖剂量并降低OAR的剂量，在临床放疗中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 探讨肺癌动态调强放疗（dIMRT）中，在体剂量验证（IVD）γ通过率阈值的设定方法，为临床剂量监测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7月至2024年9月在金华市中心医院接受放疗的40例肺癌患者。所有患者采用5~7野dIMRT计划，利用电子射野影像装置进行IVD，获取5%/3 mm、3%/3 mm、3%/2 mm及2%/2 mm标准下的2D γ通过率结果。根据图像引导结果对靶区变化显著或剂量偏差较大者行自适应放疗（ART）。依据ART、图像引导放疗（IGRT）、射野角度（组Ⅰ 330°~30°/150°~210°，组Ⅱ 30°~150°/210°~330°）条件对γ通过率进行分组，比较不同条件下的γ通过率差异，并采用统计过程控制（SPC）方法计算容差限值与干预限值。对初始计划和分次间计划进行剂量学差异比较，并结合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预测效能。定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及Wilcoxon符号秩检验。 结果 非ART组在5%/3 mm标准下γ通过率（97.56%±3.60%）高于ART组（96.17%±7.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7，P=0.038）。所有通过率标准下，IGRT组γ通过率均高于非IGR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ART患者计划修改后首次治疗与计划修改前末次治疗比较，5%/3 mm、3%/3 mm、3%/2 mm、2%/2 mm标准下的γ通过率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96、-6.40、-5.75、-5.63，均为P<0.001）。按射野角度分组后，组Ⅰ在5%/3 mm、3%/3 mm、3%/2 mm、2%/2 mm标准下的γ通过率均高于组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RT患者Z=-2.77、-3.98、-2.18、-2.90，P=0.006、<0.001、0.029、0.004；全分次和非ART组患者的组Ⅰ与组Ⅱ比较，均为P<0.001），SPC分析显示组Ⅱ的容差限值与干预限值普遍更低。初始计划和分次间计划的PTV体积、D98%、D95%、V100%及脊髓Dmax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1）。ART患者ROC曲线预测效能较非ART患者高，采用处方剂量覆盖90%靶区体积评估及区分射野角度可以提高患者的预测效能。 结论 肺癌dIMRT中IVD需动态管理，非ART患者采用SPC监控流程稳定性，ART患者根据治疗阶段，适时采用ROC阈值干预或SPC监控，实现精准剂量控制。

目的 探讨磷脂酶D1（PLD1）抑制剂通过抑制Wnt/β-连环素蛋白（β-catenin）介导的上皮间充质转化协同促进胰腺癌细胞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TRT）的作用机制。 方法 用不同浓度的镥-177标记的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177Lu-FAPI，简称Lu-FAPI）处理人胰腺癌细胞-1（PANC-1），确定适宜的浓度用于后续实验。将PANC-1细胞分为对照组、5-氟-2-吲哚基脱氯卤培米特（FIPI，是一种PLD1抑制剂）组、Lu-FAPI组、FIPI+Lu-FAPI组。采用针对PLD1的慢病毒shRNA（sh-PLD1）和PLD1过表达载体（oe-PLD1）转染PANC-1细胞。对暴露于Lu-FAPI和空白溶剂的PANC-1细胞进行RNA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通过集落形成实验和Transwell实验检测PANC-1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侵袭能力。蛋白质印迹法检测Wnt/β-catenin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将20只nu/nu雌性裸鼠采用分层随机分组法分成对照组、Lu-FAPI组、FIPI组和FIPI+Lu-FAPI组，分别异种移植相应的PANC-1细胞，每组5只。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异种移植物中PLD1、β-catenin、波形蛋白（vimentin）、Ki-67蛋白的表达。两组间比较采用双侧非配对Student's t检验。3组及以上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再采用Tukey HSD法事后两两比较。 结果 选择7.4 MBq/ml作为Lu-FAPI干预处理的浓度。RNA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数据显示，与对照组相比，Lu-FAPI组有1479个基因上调、1128个基因下调，其中PLD1基因明显上调，而且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与Lu-FAPI处理密切相关。与sh-NC组相比，sh-PLD1组PANC-1细胞形成的集落数量、细胞迁移和侵袭数量显著减少（t=7.26、12.27、16.49，均P<0.001）；与oe-NC组相比，oe-PLD1组PANC-1细胞形成的集落数量、细胞迁移和侵袭数量显著增加（t=21.52、9.33、20.92，均P<0.001）。与Lu-FAPI组相比，FIPI+Lu-FAPI组PANC-1细胞形成的集落形成数、细胞迁移和侵袭数进一步减少（均校正P<0.001），β-catenin、p-GSK-3β/GSK-3β、vimentin蛋白表达显著降低（校正P=0.021、0.015、0.008），E-CAD蛋白表达显著增加（校正P=0.006）。在裸鼠实验中，与对照组相比，Lu-FAPI组、FIPI组和FIPI+Lu-FAPI组肿瘤体积均显著缩小（P=0.008、0.011、0.002），其中FIPI+Lu-FAPI组肿瘤体积最小。与Lu-FAPI组相比，FIPI+Lu-FAPI组肿瘤组织中Ki-67、PLD1、β-catenin、vimentin蛋白表达均显著降低（P=0.016、0.009、0.003、0.012）。 结论 抑制PLD1-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介导的细胞外基质沉积，可以显著提高Lu-FAPI在胰腺癌细胞中的TRT疗效。

目的 研究黄蜀葵花多糖（AMP）对电离辐射后小鼠放射性肠损伤的缓解作用，并探讨其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36只6~8周龄的C57BL/6J雄性小鼠分为对照组、照射组、照射+AMP组，以及照射组、照射+抗生素组、照射+抗生素+AMP组，每组6只。照射处理为单次13 Gy全腹照射；AMP处理为照射前连续10 d经口灌胃，每天1次，400 mg/kg；抗生素处理为连续7 d灌胃给药，每只氨苄青霉素5 mg、万古霉素5 mg、新霉素5 mg、甲硝唑4 mg，然后混合4种抗生素并将其溶解在饮用水中给药7 d（浓度依次为1、0.5、1、1 g/L）。照射后第3天留取肠组织、粪便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肠组织病理学变化，照射后6 h留取肠组织切片进行TUNEL免疫荧光染色观察小肠细胞凋亡变化，16S rRNA基因序列分析肠道菌群。组间比较采用Dunnett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照射组、照射+AMP组小鼠小肠绒毛高度（t=10.29、4.53，均P<0.001）和黏膜厚度均减小（t=6.67、3.96，P<0.001、=0.003），照射组和照射+AMP组小鼠小肠TUNEL+细胞数增加（t=-26.23、-19.39，均P<0.001）。与照射组比较，照射+AMP组小鼠小肠绒毛高度（t=-2.45，P=0.034）和黏膜厚度增高（t=-3.48，P=0.006），照射+AMP组小鼠TUNEL+细胞数降低（t=15.14，P<0.001）。在照射后第3天，对照组、照射组、照射+AMP组的Simpson指数分别为0.979±0.005、0.972±0.005、0.975±0.007。基于主成分分析，3组之间存在明显的分离，照射+AMP组部分恢复菌落组成。具体而言，在目、属水平，照射+AMP组的双歧杆菌（t=-2.78，P=0.019）、拟杆菌（t=-3.95，P=0.003）等益生菌相对丰度增加，致病菌支原体目（t=4.27，P=0.002）相对丰度降低。照射组、照射+抗生素组、照射+抗生素+AMP组小鼠小肠绒毛高度和黏膜厚度、TUNEL+细胞数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AMP可以改善电离辐射所致肠道结构损伤，改善细胞凋亡，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增加益生菌丰度，降低致病菌丰度，并可能通过改善肠道菌群发挥辐射防护作用。

综合治疗是初治局部进展期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模式，主要包括手术和放化疗，前者适用范围狭窄，后者是目前的主流模式。可手术的局部进展期宫颈癌的综合治疗模式主要包括术前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治疗，术后辅助治疗主要包括术后同期放化疗或术后序贯放化疗。对于不能手术的局部晚期宫颈癌，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指南推荐同期放化疗作为其Ⅰ类推荐，但在该模式下患者5年生存率仍偏低，在同期放化疗基础上联合新辅助化疗/辅助化疗的综合治疗效果有待明确。免疫治疗的应用目前处于初期起步阶段，但其是今后治疗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就局部进展期宫颈癌综合治疗模式的现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综述。

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作为一种二元靶向放疗技术，因其能实现“细胞级”精准杀伤，在治疗复发性头颈部肿瘤、脑胶质瘤等难治性肿瘤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在这一治疗中，相对生物学效应（RBE）和复合生物学效应（CBE）的精准计算是决定治疗效果的核心因素。因此，针对当前BNCT剂量受固定值影响，导致对实际生物剂量评估偏差的问题，本文综述了影响RBE、CBE的因素，以及基于微-纳剂量学建模对其精确评估的重要性。首先，从宏观剂量学模型的局限性出发；随后，深入探讨了放射生物学模型在细胞尺度和DNA尺度水平上的多尺度建模机制，旨在实现BNCT中RBE和生物剂量的精确计算；最后，分析了RBE模型在临床中面临的挑战，唯有攻克这些挑战，才能推动BNCT向标准化临床实践迈进。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大多数食管癌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或转移阶段，放疗是此阶段的主要治疗措施之一。然而在临床实践中放疗方案的优化仍面临诸多挑战，面对这一现状研究者们亟需通过动物模型研究来寻找答案。因此本文综述了食管癌放疗研究中经典的小鼠模型及放疗方案，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如何根据研究目标匹配动物模型类型；食管癌放疗临床前研究中放疗剂量应如何设计。期待为研究者提供临床前研究模型与放疗参数的选择框架，推动基础研究向临床实践的精准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