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35卷第05期

四维（4D）锥形线束计算机断层扫描（CBCT）是直线加速器机载的千伏级成像技术，在传统的三维CBCT基础上，加入了时间加权平均的变量因素，使其能够记录完整的呼吸周期中肿瘤位置和解剖结构。4D CBCT图像引导放疗技术是4D CT在呼吸管理领域的进一步应用，辅以门控、追踪及呼吸压迫等管理策略，共同构建了一个闭环验证系统，以支持呼吸运动的相关放射治疗。在临床应用中，4D CBCT主要用于指导肿瘤内靶区（ITV）勾画、校正分次间摆位误差、在线评估分次内肿瘤运动变化，以及指导肿瘤靶区外放边界的确定等。国家癌症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制定本指南，旨在对4D CBCT图像引导放疗技术的临床应用实践及质量控制提出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建议。

位置精确是确保放射治疗预期效果的必要条件，近年来独立式双束千伏级X射线的放射治疗图像引导系统精度高、辐射剂量低、临床使用便捷，得到了一定范围的应用。为了其质量保证的规范化，国家癌症中心联合国内多家肿瘤放疗单位，组织相关专家制定了本指南。本指南基于多中心临床应用数据，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对我国独立式双束千伏级X射线的放射治疗图像引导系统的质量保证进一步规范化、同质化、标准化，供国内相关单位参考，以提高我国图像引导放射治疗质控水平。

目的 探究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放射治疗资源配置现状，剖析放射治疗需求格局，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放疗领域合作共赢与协同发展。 方法 以开源数据为基础构建上合组织十大成员国的数据库，内容涵盖人口规模、人均国民总收入、肿瘤新发病例及放射治疗设备（兆伏级单位）等指标，测算需放疗肿瘤病例数及放疗设备需求量，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呈现各国数据特征。 结果 2022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新发肿瘤病例总数共计732.88万例，约469.04万例患者需行放射治疗，基于肿瘤放疗的临床需求，需配置放疗设备5864台。2050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新发肿瘤病例总计达1164.94万例，预计745.56万例患者需行放射治疗。2022年，各成员国放疗资源配置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中国现有放疗设备数量为3326台，需增配534台；印度当前配置放疗设备1081台，需增加50台；俄罗斯拥有放疗设备809台，超出实际临床放疗需求301台，部分中亚国家放疗设备总量不足50台。至2050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放疗设备总需求规模预计达9320台，中国与印度放疗设备市场需求增长持续加快，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设备需求增长逐渐趋缓。放疗技术的空间配置和临床应用方面，光子和电子束放疗技术所占比例最大，上合组织成员国都配置了相关技术设施，但各地区实施规模不同，质子重离子放疗发展面临较高技术阻碍，各国技术应用呈现非均衡格局，该领域技术实施深度和硬件配置规模均存在明显差距。 结论 至本世纪中叶，上合组织成员国对放射治疗设备需求显著上升，区域内不同国家需求压力差异较大，放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放疗设备整体供给与临床需求存在结构性缺口，各国在尖端放疗技术的临床应用深度、规模存在层级化差距，对区域医疗资源协同调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的 探讨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在高级别影像淋巴结包膜外侵犯（rENE）局部晚期鼻咽癌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8年1月至2022年9月所有局部晚期鼻咽癌合并高级别rENE的患者资料。根据治疗方案分为两组：在诱导化疗联合单纯放疗或同期放化疗基础上加入PD-1抑制剂为PD-1组（49例），TPF（多西他赛、顺铂和5-氟尿嘧啶）或GP（吉西他滨、顺铂）方案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为标准组，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匹配出49例。定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定性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及Fisher确切概率法、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差异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 诱导治疗后，PD-1组颈部淋巴结及总体疗效评价高于标准组（Z=-2.10、-2.50，P=0.036、0.012）。PD-1组3年无事件生存（EFS）率、无远处转移生存（DMFS）率优于标准组（91.8%比69.4%，P=0.005；98.0%比75.7%，P=0.024）。诱导化疗期间，标准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更高（Z=-3.42、-3.61，P=0.001、<0.001），标准组内TPF方案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减少比GP方案更严重（Z=2.87、3.35，P=0.004、0.001），标准组中GP方案与PD-1组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1、-0.88，P=0.416、0.377）。PD-1组1~2级肾功能损伤发生率更高（Z=-3.00，P=0.003）。放疗期间，标准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血红蛋白减少和消化道反应发生率比PD-1组高（Z=-2.72、-3.10、-3.24、-3.96，P=0.007、0.002、0.001、0.001），PD-1组内含同期化疗方案患者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血红蛋白减少及消化道反应的发生率高于不含同期化疗方案者（Z=-2.67、-3.82、-1.97、-3.11，P=0.008、<0.001、0.049、0.002）。PD-1组含同期化疗方案患者与标准组比较，上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22、-0.07、-1.61、-1.42，P=0.828、0.943、0.107、0.156）。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主要是甲状腺功能减退（51%）。多因素分析显示应用PD-1抑制剂为EFS的保护因素。 结论 PD-1抑制剂联合放化疗可能提高高级别rENE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的疗效，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 探索放疗对原发恶性纵隔生殖细胞肿瘤（MGCT）预后的影响，并比较纵隔精原细胞瘤与非精原细胞瘤的生存结局差异。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和天津市胸科医院2011年1月至2023年5月收治的36例原发恶性MGCT患者的资料，根据病理类型和是否接受放疗分组。其中，纵隔精原细胞瘤11例（接受放疗5例，未接受放疗6例）；非精原细胞瘤25例（接受放疗10例，未接受放疗15例）。放疗患者均采用适形调强放疗，处方剂量覆盖95%计划靶区体积，单次剂量1.8~2.15 Gy，每周5次，总剂量依据个体化治疗方案确定。主要观察指标为总生存（OS）。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使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病理类型及放疗与否分组间的生存差异。 结果 在纵隔精原细胞瘤队列中，接受放疗的患者3年OS率高于未接受放疗的患者（100%比62.5%，P=0.048）；在纵隔非精原细胞瘤队列中，接受放疗的患者3年OS率提高，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70.0%比51.4%，P=0.550）；未手术的纵隔非精原细胞瘤患者队列中，放疗组患者3年OS率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6.7%比0%，P=0.024）。 结论 放射治疗可有效提高原发恶性MGCT患者的生存率，改善非精原细胞瘤未手术患者的生存结局。

目的 对比徒手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后装治疗（IC-ISBT）与运用插植放疗固定器插植后装治疗在宫颈癌近距离放射治疗中的高危临床靶区（HRCTV）和各危及器官（OAR）的剂量学参数差异，确认该插植放疗固定器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2月至2024年7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射治疗科收治并进行近距离后装治疗的36例宫颈癌患者的资料，收集采用徒手IC-ISBT（徒手插植组89套）计划与运用“插植易”插植放疗固定器插植后装治疗（固定器插植组78例）计划共167套。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正态分布数据）比较两组患者在两种治疗方式下HRCTV和OAR的剂量学参数差异。 结果 两组计划的HRCTV体积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固定器插植组与徒手插植组为（59.55±14.25）cm3比（63.47±14.81）cm3，P>0.05。固定器插植组在HR-CTV D90%、V100%、V150%、V200%，膀胱D0.1 cm3、D1 cm3、D2 cm3，乙状结肠D0.1 cm3、D1 cm3、D2 cm3，小肠D0.1 cm3、D1 cm3、D2 cm3，覆盖指数，适形指数参数上优于徒手插植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两组在直肠D0.1 cm3、D1 cm3、D2 cm3、剂量均匀指数参数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 结论 运用插植放疗固定器插植后装治疗较徒手IC-ISBT能够有效提高靶区剂量分布和适形度，并减少膀胱、乙状结肠、小肠的受照剂量，操作较徒手插植更简便。

目的 量化分析身体指数对CT模拟定位（CT-sim）增强扫描成像的影响，为宫颈癌术后患者精准放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4年1至9月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放疗前CT-sim增强扫描的宫颈癌术后患者71例，平均年龄（55.1±12.2）岁。测量每位患者盆腔淋巴引流区各个动脉的平扫和增强图像CT值，计算两者的差值，即为增强CT值。测量所有患者身高（HT）、全体重（TBW）等，计算得到身体指数，包括体质量指数（BMI）、体表面积（BSA）、去脂肪体重（LBW）、血容量（BV）、身体脂肪比例（BFP）。采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进行身体指数与动脉增强CT值的相关性分析。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选取BSA、LBW、BV，按其均值（BSA 1.59 m2、LBW 41.80 kg、BV 4.05 L）分别分为高、低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比较高、低两组间增强CT值的差异。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构建BV与左髂内动脉增强CT值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 结果 腹主动脉［（110.78±16.50）HU］与左［（108.28±16.91）HU］、右髂总动脉［（110.18±17.82）HU］增强CT值高于左［（97.53±17.23）HU］、右髂内动脉［（97.73±17.90）HU］增强CT值（P<0.05），与左、右髂外动脉增强CT值基本相当［（103.16±15.26）、（105.28±18.10）HU，P>0.05）。除年龄外（腹主动脉r=-0.028，左髂内动脉r=0.079，P>0.05），HT、TBW、BMI、BSA、LBW、BV、BFP均与腹主动脉和左髂内动脉增强CT值呈负相关（腹主动脉r=-0.337、-0.480、-0.383、-0.501、-0.503、-0.507、-0.383，左髂内动脉r=-0.319、-0.527、-0.444、-0.541、-0.535、-0.542、-0.444，均为P<0.05），其中BV、BSA、LBW与左髂内动脉增强CT值的相关系数值较大（r=-0.542、-0.541、-0.535）。高、低BSA组，高、低LBW组，高、低BV组的增强CT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09、4.87、4.87，均为P<0.05）。建立了BV与左髂内动脉增强CT值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即左髂内动脉增强CT值=-18.989×BV（L）+174.469。 结论 在造影剂总量和浓度不变的情况下，BV每增加1 L，左髂内动脉的增强CT值平均下降约19 HU，从而降低了CT-sim定位增强扫描成像的质量，可根据BV指导定位CT扫描时碘对比剂的用量。

目的 评估光学引导无体表标记摆位在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中的可行性，以及与传统标记线摆位相比的优劣。 方法 前瞻性纳入106例乳腺癌保乳术后拟行放疗的患者，分为两组，各53例：无标记组，应用光学成像系统引导摆位无体表标记，执行锥形线束CT（CBCT）扫描；标记组，按照模拟定位时勾画的体表标记线进行摆位，使用CBCT验证。将采集图像和模拟定位图像进行图像配准比对，记录平移误差和旋转误差数据，计算其M（Q1，Q3）、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评估数据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比较两组患者摆位时长。 结果 无标记组患者在左右、头脚、腹背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为-0.03（-0.15，0.12）、-0.01（-0.20，0.13）、0.11（-0.09，0.27）cm，俯仰角、横滚角、水平偏转角的误差分别为0.70°（0.00°，1.50°）、-0.10°（-0.90°，0.60°）和0.10°（-0.50°，1.00°）。标记组患者在左右、头脚、腹背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为-0.02（-0.23，0.19）、0.06（-0.20，0.21）、0.02（-0.15，0.18）cm，俯仰角、横滚角、水平偏转角的误差分别为0.60°（0.00°，1.40°）、0.10°（-0.70°，0.90°）和0.20°（-0.40°，0.90°）。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显示两组在头脚、腹背方向和横滚角的摆位误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0.001、0.014）。无标记组左右、头脚、腹背方向和俯仰角、横滚角、水平偏转角的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分别为0.14/0.16 cm、0.17/0.20 cm、0.18/0.16 cm、0.92°/0.70°、0.86°/0.83°、0.70°/0.84°；标记组分别为0.19/0.20 cm、0.18/0.22 cm、0.17/0.19 cm、0.86°/0.81°、0.81°/1.00°、0.63°/0.84°。无标记组每次摆位时间为5.24（4.48，6.07）min，标记组为6.05（5.26，6.89）min（P<0.001）。 结论 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放疗，采用无体表标记的摆位方法具有可行性，并能够有效提升治疗的精度与效率。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术后辅助放疗虽降低局部复发风险，但亦伴随正常组织放射性损伤，相比之下质子放疗凭借独特的布拉格峰物理学特性在乳腺癌术后放疗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本文旨在综述质子放疗的物理基础、关键技术及临床应用进展，重点介绍笔形线束和呼吸运动管理技术及其在剂量优化、长期生存等方面的优势。研究表明，质子放疗可有效降低心肺受照剂量，但仍存在皮肤不良反应、肋骨骨折、继发肿瘤以及相对生物效应不确定性等挑战。基于现有证据，质子放疗可优先用于左侧乳腺癌、内乳淋巴结受累及合并高心血管风险的患者。随着中国质子治疗中心数目的增加，未来有望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并结合技术创新、剂量优化及卫生技术评估，推动质子放疗在乳腺癌患者中的规范化、精准化应用。

瘤周区域是肿瘤微环境的核心，其影像特征对肿瘤诊疗评估意义重大，但当前影像组学与深度学习模型中瘤周范围的选择尚无统一标准，影响研究可比性与临床转化。本研究系统梳理了2010—2025年的相关文献，经筛选纳入59篇文献，分析瘤周范围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技术瓶颈。结果表明，瘤周可选择的最优范围，受影像模态、图像质量的影响，并具有场景特异性、肿瘤类型依赖性及技术敏感性。多模态及动态范围模型在多数场景中性能优于单模态及固定范围模型。结论指出，瘤周范围选择应遵循“临床场景-肿瘤类型-技术方案”三维适配框架，推荐在良恶性鉴别中使用小范围（1~5 mm），在生存预测中使用大范围（5~10 mm）或动态范围，深度学习模型对范围波动容错性更高。未来需开发个体化动态推荐模型及多中心验证标准。

循环肿瘤DNA（ctDNA）是当前评价实体瘤微小残留病灶（MRD）负荷的核心生物标志物。局部治疗包括放疗和手术，在实体瘤治疗中有重要的地位，放疗和手术均可能清除ctDNA，但ctDNA对局部治疗的指导还未达成专家共识。研究证实，放疗能降低ctDNA水平及肿瘤复发风险并改善患者生存结局；手术干预对ctDNA的调控作用更加明确，恶性肿瘤切除后，ctDNA浓度会快速下降。然而，手术造成的机械性创伤也可导致ctDNA短暂升高，术后ctDNA的清除状态对预后分层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术后1个月的检测值与预后关系最为密切。虽然，术后MRD阴性尚不能作为降低辅助治疗强度的依据，但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指南明确认可了ctDNA对恶性肿瘤预后分层的作用。ctDNA在评价局部治疗、监测MRD及风险分层中有很重要的临床价值。本文综述了ctDNA在实体肿瘤治疗中的作用，以及ctDNA-MRD水平如何指导局部治疗，期望能为综合治疗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持。

鼻咽癌是好发于中国南方地区的恶性肿瘤，呈现人群易感性、地区聚集性和家族高发性等特点，放射治疗是其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进步，鼻咽癌的5年总生存率已有了显著提升，但是仍有一部分患者因放射抵抗出现肿瘤控制不佳、复发或远处转移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近年来，关于鼻咽癌放射抵抗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就鼻咽癌放射抵抗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