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35卷第01期

磁共振成像（MRI）在肿瘤诊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引导肿瘤精准放疗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为了规范中国磁共振引导肿瘤放疗中的临床应用，在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的组织领导下，多家医疗单位共同参与，结合国内磁共振引导放疗面临的实际情况，系统阐述了开展磁共振引导放疗的设备、技术与人员基本要求，强调了磁共振模拟定位与诊断扫描的区别，并针对脑部、头颈部、胸部、腹部、盆腔及骨转移瘤等部位常见肿瘤，详细说明了多序列MRI的采集策略、靶区勾画方法与疗效评估标准。同时，本指南探讨了MRI与CT图像配准的常见问题及处理对策，并展望了人工智能与影像组学在磁共振引导放疗中的应用前景，为提升磁共振引导肿瘤放疗的精度与疗效提供实践依据。

脑胶质瘤是指发生在脑神经胶质的肿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年发病率约为6.4/10万人口。放疗是脑胶质瘤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不同级别和类型的脑胶质瘤放疗原则不同。2017年，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发布了国内首部脑胶质瘤放疗共识，为国内放疗同行提供了脑胶质瘤的放疗参考，规范了我国脑胶质瘤的放疗实践。2021年版世界卫生组织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更新了脑胶质瘤的分子病理亚型。随着分子病理学、显微外科学、功能影像学、放射治疗学等学科的发展，脑胶质瘤的多学科诊疗手段不断丰富，脑胶质瘤临床疗效有所提高。基于上一版放疗共识，胶质瘤的分子病理、电场治疗，室管膜瘤、儿童胶质瘤、老年胶质瘤的放疗等问题的共识需要进一步地更新和丰富。因此，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组织全国脑胶质瘤领域的专家，围绕脑胶质瘤放疗临床关切的实际问题，遵守循证医学原则与高质量临床研究依据，结合我国国情和临床可及性等多个因素，制定了本共识。以期更加规范脑胶质瘤的放疗实践，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推动我国脑胶质瘤的诊疗规范和综合治疗效果提升。

目的 对用于肺癌调强放疗（IMRT）患者的放射性肺炎（RP）预测的正常组织并发症概率模型QUANTEC与Appelt进行外部验证，并构建适用于本人群的RP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至2022年12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IMRT肺癌患者437例，收集临床资料及剂量体积参数。对两种既有的RP预测模型进行外部验证，先用logistic回归筛选候选预测因子，继而结合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指导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优化，构建本地化简化RP风险预测模型（BIC值越低，模型在拟合优度与简洁性间平衡越佳）；最终运用1000次Bootstrap重采样法校正模型的判别力［曲线下面积（AUC）］与校准度（校准截距与斜率）。 结果 437例患者中位年龄64岁（范围为24~84岁），男性340例（77.8%）；共发生RP 140例（32.0%），其中≥2级RP 98例（22.4%）。QUANTEC模型经再校准后，平均肺剂量的回归系数由0.126增至0.168，AUC保持在0.667（95%CI为0.616~0.727），Hosmer-Lemeshow χ²由4211.49锐减至9.45（P=0.269）。Appelt模型修订后AUC由0.343升至0.657；进一步简化仅保留分期、吸烟史、肿瘤位置、中性粒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及肺V5 Gy等7个预测因子，构成本地化简化RP风险预测模型D，AUC达0.744（95%CI为0.702~0.791），Hosmer-Lemeshow χ²=11.66（P=0.167）。 结论 原QUANTEC和Appelt模型在本队列中均低估RP风险，需经再校准或变量优化方能显著提升预测精度。本地化简化RP风险预测模型兼具良好判别度和校准度，可为肺癌放疗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 探索肺癌免疫治疗后接受放疗的患者发生放射性肺炎（RP）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2月至2022年10月徐州市肿瘤医院收治的70例经免疫治疗后接受放疗的肺癌患者的病历资料。分析患者的临床特征、剂量学参数与RP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确定双肺剂量学参数的阈值剂量，将部分参数按最佳截断值分组，使用logistic回归对RP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并建立预测模型，并用ROC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 结果 70例患者中有38例（54%）出现了RP，≥2级RP有18例（26%），其中2级13例（19%）、3级4例（6%）、5级1例（1%）。免疫放疗间隔时间，双肺剂量学参数V5 Gy、V20 Gy、V30 Gy和MLD在<2级与≥2级RP组间存在差异（均P<0.05）。按截断值分组后，单因素分析显示，免疫放疗间隔时间<3个月（OR=0.991，95%CI为0.983~0.998，P=0.015）、双肺V5 Gy≥39%（OR=1.103，95%CI为1.043~1.167，P=0.001）、双肺V20 Gy≥14%（OR=1.117，95%CI为1.027~1.214，P=0.009）、双肺V30 Gy≥6%（OR=1.127，95%CI为1.020~1.246，P=0.019）和MLD≥10.7 Gy（OR=1.003，95%CI为1.001~1.005，P=0.002）是RP发生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发现，免疫放疗间隔时间<3个月（OR=0.984，95%CI为0.973~0.996，P=0.008）和V5 Gy≥39%（OR=1.254，95%CI为1.032~1.522，P=0.023）是发生RP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显示，本研究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848（95%CI为0.758~0.939）。 结论 免疫放疗间隔时间、V5 Gy均是R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免疫治疗与放疗之间采用适当时间间隔和降低V5 Gy，对减少RP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目的 比较放疗联合培门冬酶（PEG-ASP）或左旋门冬酰胺酶（L-ASP）方案治疗早期结外NK/T细胞淋巴瘤（ENKTCL）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纳入中国淋巴瘤协作组的20所医疗机构2000年1月—2016年12月间接受放疗联合含门冬酰胺酶方案治疗的878例初诊早期ENKTCL患者，其中603例接受L-ASP，275例接受PEG-ASP。根据列线图简化风险指数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逆概率处理加权（IPTW）前后的总生存（OS）率和无进展生存（PFS）率，采用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 结果 生存患者中位随访35.2个月，全队列中PEG-ASP组与L-ASP组5年OS率（78.3%比78.1%，P=0.136）及PFS率（66.6%比69.7%，P=0.933）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经IPTW加权后两组OS率（78.0%比78.5%，P=0.474）及PFS率（66.7%比68.2%，P=1.000）差异亦没有统计学意义。在早期中高危患者中，两组OS率（74.4%比75.8%，P=0.285）与PFS率（62.3%比66.5%，P=0.785）差异同样没有统计学意义，IPTW加权后亦然。生存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和各类药物联合方案的比较均显示L-ASP及PEG-ASP的疗效相当。 结论 放疗联合L-ASP与PEG-ASP在早期ENKTCL中具有相当的生存获益，考虑到PEG-ASP具有更低的免疫原性和更优的给药便利性，仍推荐作为临床应用的优先选择。

目的 评估MRI-only技术应用于脑胶质瘤术后放疗中的临床应用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就诊的122例脑胶质瘤术后患者的数据。患者均进行CT和MRI模拟定位扫描，对CT和MRI图像进行刚性配准以保持空间一致。利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将患者分成训练集100例和验证集22例。训练集用于适应性调整已开发的MRI生成伪CT（pCT）深度学习网络MMgSN-Net，以实现基于MRI T1加权对比增强和T2液体抑制反转恢复序列图像精准生成pCT。验证集用于评估pCT的图像质量。使用平均绝对误差（MAE）、均方根误差（RMSE）、平均误差（ME）客观定量评估pCT与定位CT的CT值差异。采用剂量体积直方图（DVH）参数定量比较基于pCT和定位CT计算的计划靶区和危及器官（晶状体、脑干、视神经、视交叉等）的剂量学差异。通过全局三维γ分析（标准为1%/1 mm、2%/2 mm、3%/2 mm）对比定位CT与pCT计划的三维剂量分布一致性。两组计划剂量数据的对比使用配对t检验。 结果 pCT图像和定位CT图像的头部、颅骨和脑组织MAE分别为（22.2±4.69）、（6.55±1.55）、（2.56±0.58）HU，RMSE分别为（68.65±19.94）、（51.65±9.33）、（29.38±6.94）HU，ME分别为（-1.56±5.43）、（-22.4±16.27）、（3.26±2.99）HU。DVH对比中，pCT和定位CT计划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相对偏差范围为0.01%~0.46%，绝对偏差均<100 cGy。pCT和定位CT计划三维γ对比分析通过率为100%±0%（3%/2 mm）、99.99%±0.04%（2%/2 mm）、99.41%±0.24%（1%/1 mm），且均≥99.1%。 结论 基于MRI生成的高精度pCT的剂量学结果满足临床要求，MRI-only技术在脑胶质瘤术后放疗中的临床应用可行，可减少患者辐射暴露并简化工作流程。

目的 比较国产iSCOUT图像引导定位系统和Varian加速器机载电子射野成像装置（EPID）位置验证系统的体位验证准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2020年11月到2023年11月期间收治的573例在调强放射治疗过程中同时使用2种定位系统进行体位验证的患者，其中头颈肩架固定的头颈肿瘤47例，乳腺托架固定的乳腺癌75例，胸腹平架固定的宫颈癌147例，腹盆架固定的直肠癌304例。放疗第1周至少3次体位验证，之后每周至少1次体位验证。比较患者同一体位2种系统的摆位误差和一致性，对误差数据进行Wilcoxon符号秩检验及kappa一致性分析。 结果 使用iSCOUT和EPID两种系统的摆位误差如下：头颈肿瘤X轴方向0.10（0.00，0.20）cm和0.10（0.00，0.20）cm，P<0.001；乳腺癌Z轴方向0.10（-0.10，0.30）cm和0.00（-0.20，0.20）cm，P=0.030；直肠癌X轴方向0.00（-0.20，0.10）cm和0.00（-0.10，0.20）cm，P<0.001，Y轴方向-0.10（-0.30，0.10）cm和-0.10（-0.30，0.20）cm，P=0.009，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肿瘤类型其他方向，2种系统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所有肿瘤类型的3个方向2种系统所获取的误差数据kappa一致性检验κ值结果均>0.5，表明2种系统的一致性均较强。在摆位误差≤2 mm区间内，头颈肿瘤iSCOUT组在X轴（89.80%比82.99%）、Y轴（90.82%比90.14%）及Z轴（92.86%比89.46%）表现更优；其余部位肿瘤在>4 mm的较大误差区间，EPID组总体表现更稳定。 结论 图像引导调强放疗中，国产iSCOUT图像引导定位系统表现出非劣于Varian加速器机载EPID位置验证系统的效果，可作为临床实践中一种可行的选择方案。

目的 研究光学表面监测系统（OSMS）在外阴癌患者放射治疗摆位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在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进行容积弧形调强放射治疗的外阴癌患者10例，共计摆位250次，以激光灯和标记线预摆位，获取左右（Lat）、头脚（Lng）、腹背（Vrt）3个平移方向和水平偏转角（Rtn）、俯仰角（Pitch）、横滚角（Roll）3个旋转角度的床值。然后行体表光学系统精确摆位得到偏差值；再以锥形线束CT（CBCT）作为金标准进行扫描，对比体表标记摆位误差和OSMS误差在3个方向和3个角度上的误差绝对值和误差分布。误差绝对值的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误差分布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并应用Pearson法分析两组摆位误差的相关性。 结果 传统体表标记摆位组和OSMS摆位组的摆位误差在Lat［（3.4±2.4）比（2.0±1.8）mm］、Lng［（4.2±3.7）比（2.9±2.3）mm］、Vrt［（4.3±3.2）比（2.8±2.3 mm）］方向和Rtn（0.9°±0.7°比0.7°±0.6°）角度的误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1）。比较两组的配准误差线性方向5 mm和旋转方向1.5°以内的累积分布比例，在Lat、Lng、Vrt方向和Rtn角度上，OSMS摆位组分别为90.8%、82.0%、83.2%、91.2%，显著高于传统体表标记摆位组（80.4%、68.8%、65.6%、80.4%，P=0.001、0.001、<0.001、0.015）。传统体表标记组的摆位误差和OSMS摆位组的摆位误差在Lat（r=0.542，P<0.001）、Lng（r=0.496，P<0.001）、Vrt（r=0.470，P<0.001）方向和Rtn（r=0.481，P<0.001）、Pitch（r=0.197，P=0.002）角度有较强的相关性。 结论 OSMS用于外阴癌放疗患者摆位的精度整体优于传统体表标记摆位方式，且在Lat、Lng、Vrt方向和Rtn角度的摆位精度提升显著，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放射治疗是局部晚期不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而免疫治疗时代的到来为系统治疗带来了新的突破，同步放化疗后免疫巩固治疗可显著改善不可切除Ⅲ期NSCLC患者的总生存。然而，在局部晚期不可切除NSCLC中，免疫治疗联合放疗的其他治疗模式如同步、诱导、去化疗模式的Ⅲ期临床研究仍然有限，且部分临床试验结果为阴性，提示不同联合治疗策略的疗效仍需进一步验证。本文就近年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在局部晚期不可切除NSCLC中的机制研究与临床进展进行综述，提出未来需要根据患者情况，提供不同的联合治疗模式，指导个体化精准治疗。

小细胞肺癌（SCLC）是一种高度恶性的肺癌亚型，约有10%~24%的患者在初诊时即被发现存在脑转移。确诊后，约有40%~50%的SCLC患者会在2年内出现脑转移，存活超过2年的SCLC患者脑转移发生率可高达60%~80%。脑转移的高发生率已成为影响SCLC患者预后的一个关键因素。放疗是治疗SCLC患者脑转移的重要手段，在大多数实体肿瘤引起的脑转移放疗中，立体定向放射外科被认为是优于全脑放疗的首选治疗方法，而在SCLC脑转移的放疗选择中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围绕SCLC脑转移放疗方案进展进行总结，回顾SCLC脑转移治疗数据，探讨不同放疗方式的优劣势。

新辅助治疗（NAT）为患者带来的生存获益，使其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乳腺癌综合治疗中。NAT后，患者的转归可能包括腋窝阳性淋巴结残留（ypN+期）或完全转阴（ypN0期），甚至获得病理完全缓解。尽管已有研究证实，术后辅助放射治疗能够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率，但NAT的应用改变了乳腺癌患者术前初始状态，使得术后病理对辅助放射治疗的指导价值有待商榷，对于NAT后不同转归的患者是否需行术后放射治疗尚无统一共识。因此，明确术后放射治疗在此类患者中的具体作用，对于优化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本综述阐释了有关乳腺癌患者NAT后行术后放射治疗策略的研究结果。

随着围手术期治疗和精准医学理念的发展，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的治疗策略也正经历重大变革。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是MIBC的标准治疗。使用三联疗法（即最大限度地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后再放化疗）的保膀胱策略是目前临床证据最充分的替代治疗方案。免疫治疗的加入为保膀胱治疗提供了新的手段，放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应用在提高疗效方面展现出潜力。在靶向治疗以及新型抗体偶联药物方面的探索显示，部分人群能够有更高的临床缓解率。在化疗、免疫治疗等系统治疗基础上联合放射治疗，可进一步提高完全缓解率，且减少膀胱内肿瘤复发，能为更多的患者提供保留膀胱的机会。但如何个体化使用不同的治疗手段、高效低不良反应、方便地保膀胱仍需要探索。本文就免疫治疗时代放疗在MIBC保留膀胱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更加科学有效保留膀胱的综合治疗模式提供思路。

2025年第34卷第12期第1199~1207页，第一作者于娜娜的文章《影像组学结合深度学习预测食管癌新辅助治疗近期疗效》中，第1199页的“收稿日期 2024-03-04”改为“收稿日期 2025-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