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30卷第02期

目的 评估≥60岁老年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调强放疗(IMRT)前后的心理痛苦情况。 方法 采用心理痛苦温度计对85例老年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进行IMRT前、后心理痛苦程度和痛苦问题前瞻性调查。IMRT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相关因素。 结果 全组中位年龄为66岁(60～85岁)。调查显示IMRT前、后有73%、87%患者出现心理痛苦(P<0.001)，显著痛苦分别为6%、35%(P<0.001)。IMRT前主要痛苦问题(>10%发生率)为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担忧、口腔疼痛、经济问题、紧张、睡眠问题和鼻腔干燥，IMRT后显著增加的痛苦问题为口腔疼痛、便秘、进食、恶心和鼻腔干燥。性别(OR＝5.520，95%CI为1.437～21.212，P＝0.013)，疗前PG-SGA评分(OR＝1.220，95%CI为1.048～1.421，P＝0.010)和是否有医疗保险(OR＝0.230，95%CI为0.053～0.995，P＝0.049)是IMRT前显著心理痛苦的相关因素，职业(OR＝2.286，95%CI为1.291～4.050，P＝0.005)和是否拥有医疗保险(OR＝0.089，95%CI为0.029～0.276，P<0.001)是IMRT后显著心理痛苦的相关因素。 结论 老年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IMRT前痛苦发生率高，IMRT后痛苦加重，主要为治疗相关的痛苦问题。

目的 探讨现代综合治疗模式及诊断技术下，局限期小细胞肺癌(SCLC)放化疗有效者行脑预防照射(PCI)的疗效及复发失败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2014年间共201例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放化疗综合治疗且达有效[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的局限期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综合治疗采用以调强放疗和≥4周期EP/CE方案化疗为主的同步或序贯放化疗，采用脑MRI(90.0%)或CT(10.0%)重新评估有无脑转移。比较PCI组(91例)及非PCI组(110例)的长期生存及复发失败类型。 结果 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77.3个月(95%CI为73.0～81.5个月)。PCI组中位总生存(OS)为58.5个月，2、5年OS分别为72.5%、47.7%；非PCI组中位OS为34.5个月，2、5年OS分别为61.7%、35.8%(P＝0.075)。PCI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期为22.0个月，2、5年PFS分别为48.0%、43.4%；非PCI组中位PFS为13.9个月，2、5年PFS分别为34.4%、26.7%(P＝0.002)。PCI组2、5年累积脑转移率为6.6%与12.2%，非PCI组为30.0%与31.0%(P＝0.001)；初发脑转移率分别为4.4%与25.5%，中位初发脑转移时间分别为11.9个月与8.7个月(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综合治疗后疗效评价(P<0.001)、PCI(P＝0.033)是PFS的独立预后因素。分层分析表明综合治疗后达CR患者行PCI显著提高5年PFS(72.7%∶48.0%，P＝0.013)，疗效达PR者行PCI未提高5年PFS(26.1%∶20.2%，P＝0.213)。 结论 在现代放化疗综合治疗模式下和更准确的脑转移诊断方法下，放化疗有效的局限期SCLC患者行PCI可改善PFS，降低初发脑转移率和全部脑转移率。

目的 回顾分析伴恶性胸腔积液(MPE)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原发灶放疗相关因素对生存影响。 方法 2007—2019年间经病理学证实、初治的伴MPE的NSCLC共256例，其中117例纳入分析。按放疗剂量<63 Gy与≥63 Gy分为2个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均衡组间混杂因素(卡钳值＝0.1)。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并log-rank单因素分析，Cox模型多因素分析放疗相关因素对总生存(OS)影响。 结果 原发灶放疗可延长OS(P<0.001)，且随剂量36.0～44.1 Gy、45.0～62.1 Gy、63.0～71.1 Gy提高OS延长(P<0.001)，中位生存期分别为5、13、18个月。匹配前单因素分析显示原发灶剂量≥63 Gy、大体肿瘤体积<157.7 cm3、引流区淋巴结转移≤5站的OS延长(均P<0.05)，T4N3期较其他期患者OS降低(P＝0.018)；匹配后单因素分析显示原发灶剂量≥63 Gy的OS仍延长(P＝0.013)，≤5站引流区淋巴结转移OS呈延长趋势(P＝0.098)。匹配前多因素分析显示原发灶放疗剂量≥63 Gy是延长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HR＝0.566，95%CI为0.368～0.871，P＝0.010)，GTV<157.7 cm3有延长OS趋势(HR＝0.679，95%CI为0.450～1.024，P＝0.065)；匹配后多因素分析显示原发灶放疗剂量≥63 Gy仍是延长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HR＝0.547，95%CI为0.333～0.899，P＝0.017)。3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和放射性肺炎分别为9.4%、5.1%，无≥4级不良反应。 结论 MPE-NSCLC在胸腔积液可控的前提下，原发灶放疗剂量对延长OS可能起关键作用。

目的 比较术前三维适形放疗(3DCRT)与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同期化疗用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的5年总生存(OS)及无进展生存(DFS)结果，并分析该新辅助模式下的诱导/巩固化疗的价值。 方法 回顾收集2007—2013年间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接受术前3DCRT或VMAT同期联合化疗(主要为Xelox方案：卡培他滨加奥沙利铂)及手术的334例LARCs资料，其中3DCRT组172例，VMAT组162例。VMAT组靶区处方剂量为计划靶区1(PTV1)50 Gy分25次，PTV2 46 Gy分25次；3DCRT组处方剂量为PTV2 46 Gy分23次。全组中185例接受术前同期放化疗(即单纯同期放化疗组)，149例在术前同期放化疗前、后接受了1～7个疗程(中位数2个疗程)的诱导/巩固化疗(即同期放化疗±诱导化疗±巩固化疗组，主要化疗方案为XELOX)。比较3DCRT组与VMAT组的5年OS及DFS差异，并分析同期放化疗±诱导化疗±巩固化疗组与单纯同期放化疗组放化疗期间急性不良反应、术后并发症、病理完全缓解(ypCR)率及生存的差异。 结果 全组中位随访时间为62.3个月(2.4～119个月)，3DCRT组与VMAT组5年OS和DFS均相近，分别为79.0%与83.2%(P＝0.442)和77.0%与82.1%(P＝0.231)。同期放化疗组与同期放化疗±诱导化疗±巩固化疗组≥3级急性血液学不良反应及非血液学不良反应相近(7.0%与12.1%，P＝0.114及14.1%与16.8%，P＝0.491)；术后并发症相近(17.3%与17.4%，P＝0.971)；ypCR率相近(25.4%与30.2%，P＝0.329)；5年OS相近(80.5%与82.0%，P＝0.409)及DFS相近(78.0%与81.0%，P＝0.252)。 结论 与术前3DCRT技术相比，VMAT技术并不显著改善患者5年OS及DFS，即使针对瘤床额外推量。在术前同期放化疗中加入中位2个疗程的诱导/巩固化疗并不显著提高ypCR率与生存，但不良反应可耐受。

目的 探讨MR引导的Unity放疗系统在临床应用中的可行性。 方法 临床试验入选24例患者，按治疗部位分为头颈组、胸腹组、盆腔组、脊柱组和肢体组，总共384个治疗分次。在无外置激光的情况下进行摆位，统计在线治疗流程中不同阶段所需时间和每个分次的配准误差。每周利用MR几何形变模体检测MR图像几何形变大小。并利用ArcCheck对参考计划、在线计划及离线计划进行剂量验证。 结果 头颈组、胸腹组、盆腔组、肢体组、脊柱组平均治疗时间分别为29.1、27.6、26.6、25.6、32.0 min。5个组左右、上下、前后方向平均摆位误差分别为头颈组(0.08±0.06)、(0.16±0.13)、(0.08±0.05) cm，胸腹组(0.23±0.18)、(0.50±0.47)、(0.12±0.1) cm，盆腔组(0.25±0.19)、(0.32±0.25)、(0.11±0.09) cm，肢体组(0.46±0.38)、(0.26±0.26)、(0.13±0.07) cm，脊柱组(0.33±0.30)、(0.34±0.23)、(0.08±0.06) cm。在中心区域MR几何形变大小在0.3 mm以内，直径500 mm的球体区域内形变大小在2.1 mm内。所有参考计划、在线计划、离线计划平均γ通过率分别为97.92%、97.84%、94.58%。 结论 MR引导放疗具有较大临床应用潜力，但MR引导的Unity放疗系统流程较为复杂，各部门的协同性对治疗的影响较大，还需进一步优化。

目的 初步观察MR引导下非小细胞肺癌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的可行性，并对有无磁场环境下剂量学差异进行分析。 方法 前瞻性的入组3例SBRT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均应用MR引导加速器放疗。治疗计划分别应用有磁场模型和无磁场模型进行优化和剂量计算，同时在常规加速器进行患者备用计划的制备。比较有无磁场模型剂量的分布差异。同时对靶区覆盖度、计划通过率、治疗时间进行描述，并比较常规加速器备用计划和有磁场模型下执行计划的复杂度等差异。 结果 3例患者分次治疗时间为(36.67±6.11) min，在线自适应计划平均时间为(14.4±1.7) min，患者基本耐受。治疗前计划的γ通过率(3%/3 mm)平均为98.9%，疗中在线计划γ通过率(3%/3 mm)为98.5%，靶区覆盖度达99.1%，满足临床需求。有磁场情况下肺部低剂量区剂量略低于无磁场情况，但肋骨和皮肤剂量因磁场存在略高于无磁场计划。在线自适应计划的机器跳数略高于参考计划，常规加速器备用计划机器跳数在相同靶区覆盖度情况下明显低于MR加速器计划。随访结果显示患者无不良反应，近期疗效均为部分缓解。 结论 在考虑磁场影响情况下可获得满足临床需求的治疗计划，证明MR加速器引导的肺癌SBRT放疗具有可行性，但治疗时间较长，治疗流程较为复杂。

目的 分析1.5T高场强MR加速器(MR-Linac)的图像畸变，以及MR-Linac和外设对MR图像畸变影响。 方法 采用特制的MR几何畸变测试模体和分析软件，建立在以磁体中心为球心的球形体积直径(DSV)内MR图像畸变的基准。分析加速器束流系统、机械系统和外设设备工作时对图像畸变的影响，并通过长期追踪测试来观察MR-Linac图像畸变的稳定性。 结果 高场强MR-Linac的图像畸变随着测试点距离磁体中心的距离增大图像畸变也相应增大DSV 400 mm范围内绝大部分测试点在三维方向的图像畸变<1 mm，400～500 mm范围内部分区域的图像畸变>2 mm，最大畸变>7 mm。MR-Linac图像畸变在装机后7个月内保持稳定，加速器以及外设工作时仅对DSV 400～500 mm范围内MR图像几何畸变的最大值有轻微影响。 结论 高场强MR-Linac的临床使用中应谨慎治疗肿瘤位置距离等中心>20 cm的病例。MR-Linac在装机后7个月内图像畸变保持稳定，加速器和外设工作时对图像畸变的影响有限，临床上可以忽略。

目的 研究MR钆造影剂清除差异指导脑肿瘤亚靶区勾画的可行性。 方法 获取26例脑肿瘤患者T2加权图像及造影剂注射5、60 min后的T1加权增强图像，处理两次T1加权增强图像得到含有造影剂清除差异及有无肿瘤活性信息的延迟造影剂外渗的图像。根据T2加权图像有无液化坏死分为有液化坏死的A组(14例)和无液化坏死的B组(12例)，在早期T1加权增强图像、T1-T2WI融合图像、T1WI-DCEM融合图像上勾画大体肿瘤靶区(GTV)、液化坏死区(GTV坏死)、无液化坏死区(GTV无坏死)、有肿瘤活性区域(GTV有活性)和无肿瘤活性区(GTV无活性)，配对t检验比较各亚靶区体积差异。 结果 A组GTV无坏死和GTV坏死分别为(13.65±18.15) cm3和(6.30±7.57) cm3。GTV有活性为(10.40±13.52) cm3，GTV无活性为(9.55±14.57) cm3。A组中GTV无坏死比GTV有活性平均增加了16.3%(P<0.05)，GTV无活性比GTV坏死平均增加了16.3%(P<0.05)。B组中GTV无活性比GTVB组平均减少了68.8%(P<0.05)。 结论 根据MR钆造影剂清除差异勾画的脑肿瘤亚靶区较传统单纯基于T2所示坏死区域更有意义，延迟造影剂外渗的图像为脑肿瘤亚靶区的生物学精准勾画提供了依据。

目的 比较射波刀、螺旋断层治疗(Tomo)、Edge加速器、Trilogy加速器和伽马刀5种设备在胰腺癌立体定向放疗中剂量学上的优劣。 方法 回顾分析10例射波刀治疗的胰腺癌患者临床资料，分别由5家单位5种设备按照统一计划设计要求进行计划设计。完成后的计划统一导入MIM软件平台提取评估参数。主要参数包括计划靶区的Dmin、Dmean、Dmax、适形指数(CI和nCI)、均匀指数(HI)、梯度指数(GI)、覆盖率和胃肠Dmax及体积剂量等。 结果 Trilogy获得最优CI和nCI (P<0.001)；伽马刀HI最差(P<0.001)；GI射波刀最优，伽马刀次之，Tomo和Edge相对最弱(P<0.001)；Edge加速器和Trilogy加速器获得最大PTV Dmin值，射波刀和Tomo组获得较小PTV Dmin值(P<0.001)；伽马刀组获得了最大的PTV Dmax、Dmean(P<0.001)。危及器官方面，射波刀组获得最低的空回肠Dmax及D5cm3(P<0.001)、胃Dmax(P＝0.003)、十二指肠Dmax(P＝0.001)、D5cm3(P<0.001)及D10cm3(P＝0.005)、脊髓Dmax及D0.35cm3(P<0.001)；伽马刀组空回肠Dmax最大；Edge加速器组十二指肠D5cm3最高(P<0.001)；Tomo组脊髓Dmax及D0.35cm3最高(P<0.001)。 结论 5种放疗设备均能很好地完成满足临床要求的胰腺癌立体定向放疗计划。射波刀和伽马刀拥有更优的剂量跌落梯度，Trilogy加速器和Edge加速器拥有更优的靶区适形性，射波刀胃肠道剂量保护相对更优。

目的 比较基于知识计划(KBP)的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模型和固定野调强放疗(IMRT)模型预测前列腺IMRT计划的剂量学差异，探讨利用VMAT模型预测IMRT计划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已完成放疗的前列腺癌病例50例，每个病例分别设计VMAT和IMRT计划。随机选取40个病例的VMAT计划和IMRT计划作为训练样本，分别训练得到VMAT模型和IMRT模型。剩余10个病例作为预测病例进行IMRT计划预测，得到VMAT模型下的IMRT计划(V-IMRT)和IMRT模型下的IMRT计划(I-IMRT)。对预测组人工计划(mIMRT)、V-IMRT和I-IMRT的计划靶区、危及器官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mIMRT计划相比，I-IMRT对计划靶区的Dmax控制较好(P＝0.039)，V-IMRT和I-IMRT对膀胱和左右股骨头保护更好(P<0.05)。比较两组自动计划，V-IMRT计划对左股骨头的Dmax和右侧股骨头的D15%保护好于I-IMRT (P<0.05)，其他均相近(P>0.05)。 结论 和人工计划比，KBP的IMRT计划对危及器官保护有明显优势；用KBP的VMAT模型预测IMRT计划和IMRT模型预测IMRT计划相近，在临床上可行。

目的 探讨Monaco计划系统控制点统计不确定度的选择对鼻咽癌剂量分布的影响，给出蒙特卡罗计算中满足临床的单个控制点统计不确定度。 方法 设置9个等机架角度间隔的10 cm×10 cm方野并随机抽取5例9个野调强放疗(IMRT)和5例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鼻咽癌计划，以各自计划CT作为质量保证模体创建验证计划，计算时格点步长选择3 mm，单个控制点的统计不确定度分别选择1%、2%、3%、4%和5%，分析选择不同统计不确定度的计算结果与选择统计不确定度为1%时的差异。 结果 对于单一方野和单一调强野，当控制点统计不确定度选取为4%时中心点剂量偏差高达7%；对于9个野IMRT和单弧VMAT不同控制点统计不确定度选取时中心点剂量偏差均≤1.5%，计划靶区体积平均剂量偏差均≤0.3%；对于9个野IMRT当控制点统计不确定度≤3%和单弧VMAT当控制点统计不确定度≤4%时中心冠状平面剂量中偏差<1%的点所占比例均>99%。 结论 基于蒙特卡罗计算的Monaco计划系统，控制点统计不确定度在1%～5%变化对于单一射野影响较大；在临床计算中，建议9个野IMRT的控制点统计不确定度选取应≤3%，VMAT的控制点统计不确定度选取应≤4%。

目的 通过比较4D-CT图像及特殊重建图像在评估心脏结构"剂量-体积"指标中的差异，探讨不同重建图像对心脏剂量评估的影响。 方法 选取15例女性左侧乳腺癌患者行心电门控4D-CT图像扫描，以心动周期5%为间隔重建0～95% 20个时相的图像。将4D-CT图像进行特殊重建，得到最大密度投影(MIP)、最小密度投影(MinIP)、平均密度投影(AIP)及总密度投影(SIP)图像。分别在4D-CT图像及特殊重建图像上勾画左心室(LV)和冠状动脉左前降支(LADCA)。以0%时相为基准进行左侧乳腺癌调强计划设计，经形变配准获得20个时相的累加剂量。将0%时相的剂量分别形变配准到MIP、MinIP、AIP及SIP图像上获得相应的剂量分布。比较基于不同CT图像获得LV和LADCA"剂量-体积"指标差异。 结果 在LV"剂量-体积"指标评估中，各特殊重建图像较4D-CT变化<5%的指标在MIP图像上V5Gy、V30Gy、V40Gy、Dmax、Dmean的变化率分别为3.8%、2.0%、0.9%、3.8%、1.7%，除V5Gy、Dmax与剂量累加之间不相同外(P<0.05)，其余均相近(P>0.05)；MinIP、SIP、AIP图像上Dmax的变化率分别为2.5%、3.1%、1.5%且不相同(P<0.05)。在LADCA"剂量-体积"指标评估中，只有Dmax在4种特殊重建图像中的变化率<5%且不相同(P<0.05)。 结论 MIP图像在进行LV"剂量-体积"评估时，V30Gy、V40Gy及Dmean与4D-CT图像获得的剂量基本相当，可能代替4D-CT图像进行"剂量-体积"评估；LADCA的特殊重建图像不推荐替代4D-CT图像。

目的 基于AAPM TG-263实现宫颈癌放疗危及器官(OAR)和靶区命名标准化。 方法 采用Matlab软件自编程实现放疗结构文件的读取与解析后，逐一自动输出、记录、存储每个子结构命名。对所有子结构命名统计整理后，以关键词对结构名进行归类。根据TG-263制定OAR和靶区标准命名转换表，并通过程序对归类后的结构名进行标准化处理。最后，输出标准化命名后的放疗结构文件，并导入计划系统。 结果 144例宫颈癌患者的放疗结构均成功转化，并在放疗计划系统中正确显示。转化前OAR和靶区的命名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标准，同一结构的命名存在较大的差异；转化后将43种OAR、74种靶区的命名方式分别规范统一成20种与8种，方便工作人员的理解与沟通。 结论 实现宫颈癌放疗结构命名标准化，可减少命名的不一致性，并为盆腔肿瘤命名标准化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宫颈癌患者体质量指数(BMI)对调强放疗摆位误差的影响，以及在不考虑旋转误差、靶区及邻近器官变化的情况下不同BMI宫颈癌患者放疗的最佳体位。 方法 将90例宫颈癌患者根据BMI分为过轻组(BMI≤18.4 kg/m2)、正常组(18.5 kg/m2≤BMI≤23.9 kg/m2)和超重组(BMI≥24 kg/m2)，每组各30例。每组内又分为仰卧位(15例)和俯卧位(15例)两种体位固定方式。获取90例宫颈癌患者共2 250组CBCT数据，记录并分析每组内摆位误差大小，并根据公式MPTV＝2.5Σ＋0.7σ计算最佳体位靶区外扩边界值。 结果 不考虑BMI分组情况下，仰卧位和俯卧位在x、y、z轴向的摆位误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考虑BMI情况下，过轻组中仰卧位在x、y轴向的摆位误差小于俯卧位(P<0.05)，但z轴向的摆位误差无统计学差异(P>0.05)，其对应的仰卧位MPTV为4.76、4.27、5.73 mm；正常组中仰卧位和俯卧位x、y轴向的摆位误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z轴向的摆位误差俯卧位小于仰卧位，其对应的俯卧位MPTV为6.42、10.21、4.91 mm；超重组中仰卧位和俯卧位在x、z轴向的摆位误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y轴向的摆位误差俯卧位小于仰卧位，其对应的俯卧位MPTV为5.88、5.26、5.32 mm。 结论 不考虑旋转误差、靶区及邻近器官变化情况下，BMI≤18.4时固定方式选择仰卧位较好，BMI≥18.5时固定方式选择俯卧位较合适。

放疗是治疗胰腺癌的重要手段。但受胰腺运动等因素影响，放疗疗效难以充分发挥。更高效的胰腺癌放疗有赖于运动管理方式的改进与高质量的图像引导。新兴的MR引导放疗技术软组织分辨率高、无额外辐射、能进行功能成像，经过大量研究评估与验证，其在靶区与危及器官的精准勾画、辅助运动管理和自适应放疗等方面有着巨大优势，有望更好地发挥放疗在胰腺癌治疗中的作用。本文就MR引导放疗在胰腺癌治疗中的应用作一综述和展望。

乳腺X线片的广泛应用，使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的早期诊断率显著升高。DCIS的局部治疗模式也不断发展，从乳房切除术到乳房保留术续贯全乳放疗，再到大分割放疗及部分乳腺短程照射的应用。虽然全乳放疗疗效明确，但其在低危DCIS的应用价值仍存在争议。DCIS局部治疗的未来研究将集中于建立更精确的局部复发风险分层系统指导个体化局部治疗。本文将就DCIS的手术方式选择，术后放疗决策及局部复发风险分层系统等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和现存争议进行具体探讨。

放射性肺损伤(RILI)是胸部肿瘤放疗过程中常见并发症，可分为早期放射性肺炎和晚期放射性肺纤维化。目前临床上主要使用糖皮质激素控制早期炎症，而放射性肺纤维化尚无有效治疗药物，患者最终会因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RILI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报道的相关机制包括遗传异质性、氧化应激、细胞损伤等。本文就RILI的发病机制进行文献综述。

3D打印技术正改变着整个人类的工业进程，使得制造业由传统的"流水线"车间化生产变为"个体化"多点制造。医疗领域同样见证了这一改变，主要体现在骨科、口腔科及放射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尤其在肿瘤放疗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目前研究和应用热点主要集中于外照射(个体化3D打印组织补偿物、个体化3D打印模体、个体化固定装置)与内照射(后装和粒子植入治疗)，现结合国内外进展分别做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