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61卷第03期

口腔疾病是全球最常见的非传染性疾病之一，不仅危害口腔健康，更与全身系统性疾病密切相关，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负担。我国口腔医学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人工智能技术为口腔医学带来了革命性机遇，在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和推动医学研究等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基于2025年2月“口腔医学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中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口腔疾病防治”主题，分析了口腔医学领域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亟待突破的科学问题；并重点阐述人工智能技术在口腔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中的前沿进展，并延伸探讨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为我国口腔医学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成釉细胞瘤（AM）作为牙源性上皮来源的侵袭性良性肿瘤，其分子机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正常对照组织选择缺乏统一规范，进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当前研究使用的对照组织类型差异显著，涵盖牙胚、冠周组织、正常口腔黏膜乃至商业样本，数据整合难度大，并可能影响对AM发生机制的准确解读。基于牙齿发育规律及AM被认为具有“发育停滞”相关特征，本文提出以发育匹配为核心的三级分层参考框架：一级对照（强推荐）包括正常牙胚成釉器（钟状期优先）、缩余釉上皮及牙板残余等牙源性上皮组分，可最大程度保证发育来源与阶段匹配；二级对照（有条件推荐）为部位匹配口腔黏膜上皮或无炎症的含牙囊肿壁上皮，可作为补充但需明确局限性；三级对照（不推荐）如来源不明或异种组织，因生物学可比性不足，应尽量避免使用。同时，本文提出相应的质量控制与规范化报告建议，包括组织来源鉴定、病理学验证及伦理合规声明。该参考框架旨在为AM研究提供可重复的对照选择体系，提升数据可靠性与跨研究可比性，并为其他牙源性肿瘤及发育性疾病研究提供方法学参考。

目的 探究口腔扁平苔藓（OLP）中角蛋白17阳性（KRT17+）上皮细胞和CD8+T细胞的互作关系，评估OLP上皮细胞KRT17表达与临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为理解OLP发病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 使用2022年9至1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2例非糜烂型OLP（NEOLP）、2例糜烂型OLP（EOLP）和1例健康对照（HC）黏膜组织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数据，筛选OLP上皮细胞差异表达基因，通过京都基因和基因组数据库（KEGG）富集分析KRT17+上皮细胞基因表达特征，使用CellChat工具分析细胞互作；从GSE213346数据集获取27例NEOLP和13例EOLP组织批量RNA测序（bulk RNA-seq）数据，基于细胞类型反卷积算法（CIBERSORT）分析免疫细胞浸润，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KRT17表达和免疫细胞浸润的相关性。收集2022年9月至2023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20例NEOLP、20例EOLP和5例HC黏膜组织，通过多重免疫荧光染色验证KRT17在OLP上皮细胞中的表达，并分析其与OLP临床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KRT17在NEOLP、EOLP组上皮细胞中的表达较HC组显著上调（均P<0.01），并且是表达差异最显著的前20个基因之一；KRT17⁺上皮细胞基因功能富集于免疫反应、代谢过程和遗传信息处理等主题；KRT17⁺上皮细胞和CD8+T细胞之间核心配体-受体互作通路包括人白细胞抗原A/B/C（HLA-A/B/C）-CD8、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IF）-CD74/C-X-C趋化因子受体4（CXCR4）。KRT17表达水平与CD8+T细胞浸润呈显著正相关（r=0.410，P=0.011）。NEOLP组［41.5%（20.5%，50.5%）］、EOLP组［52.0%（33.5%，58.0%）］上皮细胞中KRT17蛋白表达均显著高于HC组［6.0%（6.0%，7.0%）］（均P<0.05）。KRT17表达水平与网状、红斑、溃疡（REU）评分（r=0.397，P=0.011）和网状斑块、充血/红斑、糜烂/溃疡（RHU）评分（r=0.369，P=0.019）均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KRT17是OLP上皮细胞关键差异上调基因，其表达与OLP临床严重程度呈正相关；KRT17⁺上皮细胞可能通过HLA-A/B/C-CD8等信号与CD8⁺T细胞互作，参与OLP的免疫炎症反应过程。

目的 探讨多学科综合治疗对灼口综合征（BMS）患者的疼痛、焦虑、抑郁与睡眠状况等方面的临床效果，为BMS的诊疗方案制订提供更多临床依据。 方法 本研究为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前瞻性研究，对2023年1至10月于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就诊的40例BMS患者，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进行检测。每例患者予以谷维素-维生素B2-维生素E+心理疏导和认知行为疗法的多学科综合治疗1~2个月，2年后随访记录并比较该人群治疗前后疼痛、焦虑、抑郁与睡眠状态。治疗前后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正态分布数据）或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偏态分布数据），各量表变化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 结果 BMS患者中女性占92.5%（37/40），年龄为（56.10±8.02）岁，受教育年限为5.00（3.00）年，病程为12.00（15.75）个月；经1~2个月综合治疗，2年后随访发现BMS患者口腔症状治愈率为30.0%（12/40），好转率为45.0%（18/40），总有效率为75.0%（30/40）；BMS患者在治疗前后的VAS、SAS、SDS以及PSQI评分分别为5.00（3.00）、2.00（3.00）分，42.50（15.63）、35.63（11.25）分，（44.66±12.15）分、37.50（11.88）分，（8.48±3.86）分、7.00（5.50）分，2年后随访发现BMS患者的疼痛、焦虑、抑郁及睡眠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均P<0.05）。 结论 多学科综合治疗BMS，可有效改善其疼痛症状，亦可缓解焦虑、抑郁与睡眠状况。

目的 基于网络药理学、机器学习与分子对接方法，系统探究吡美莫司治疗口腔扁平苔藓（OLP）的潜在靶点及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SwissTargetPrediction、比较毒理基因组学数据库及GeneCards等数据库获取吡美莫司与OLP的相关靶点，筛选交集基因后进行基因本体论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数据库通路富集分析；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结合极端梯度提升算法与沙普利加法解释评估靶点重要性，并采用分子对接验证吡美莫司与核心靶点的结合能力。 结果 共筛选出20个交集靶点，主要富集于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肿瘤坏死因子（TNF）、核因子κB（NF-κB）等炎症相关通路。PPI与机器学习识别出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Erb-B2受体酪氨酸激酶2（ERBB2）等关键靶点，其中MMP2与MTOR在糜烂型OLP中的表达（分别为6.67、3.54）均显著高于二者在非糜烂型OLP中的表达（分别为4.39、3.27）（P<0.001，P=0.012），ERBB2在非糜烂型OLP中的表达（5.55）显著高于其在糜烂型OLP中的表达（4.86）（P=0.001）。分子对接显示吡美莫司与上述靶点均具有良好的结合活性，结合能均低于-5 kcal/mol。 结论 本研究系统阐明吡美莫司可能通过协同调控MMP2（作用于糜烂型OLP）、MTOR（作用于糜烂型OLP）及ERBB2（作用于非糜烂型OLP）等关键靶点，抑制PI3K-Akt、TNF和NF-κB等炎症通路活性，从而干预OLP的进展。

目的 探讨人工智能（AI）大语言模型（LLM）在口腔黏膜病疾病咨询中的应用现状与潜力。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2025年11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就诊患者使用AI进行口腔黏膜病相关咨询的情况，并对AI使用行为和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将收集的口腔白斑病患者关注的病因、症状、治疗、护理、转归等方面的9个临床问题进行标准化后输入6种主流LLM平台（Kimi、字节豆包、通义千问、文心一言、腾讯混元、DeepSeek）获取回答，根据医学AI质量分析工具（QAMAI）的要求，由10名口腔黏膜病专科医师对获得回答的准确性、清晰度、相关性、完整性和实用性进行量化打分；同时，使用汉语文本可读性工具ARC评估回答的可读性。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200例口腔黏膜病患者，仅37.5%（75/200）曾使用过AI进行口腔黏膜病相关咨询。AI使用率与年龄、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P<0.001）。仅40.0%（30/75）的患者对当前AI咨询较为满意，仅21.3%（16/75）的患者会采纳AI的治疗或护理建议，而96.0%（72/75）的患者对未来继续使用AI进行咨询表现出积极意愿。与口腔白斑病相关的9个典型临床咨询问题的QAMAI总分显示，DeepSeek（25.4分）和腾讯混元（25.3分）表现最佳，评价等级为“质量非常好”，其余模型则被评为“质量良好”。在“来源与参考文献”维度，各模型普遍得分较低。ARC可读性分析显示，字节豆包的可读性最佳（加权总分0.511分），而DeepSeek和腾讯混元的可读性相对较差（分别为0.358和0.369分）。 结论 当前口腔黏膜病患者对AI咨询的使用率与满意度均有待提升，但其未来使用意愿强烈；6种主流中文LLM在口腔白斑病咨询中的专业质量与文本可读性存在显著差异，且普遍缺乏可靠的循证支持，提示提升AI回答的综合质量是实现其临床应用价值的关键。

目的 构建一种融合拓扑数据分析（TDA）与Transformer（变换器架构）的口腔病损自动分割模型（TopoFormer），提升口腔潜在恶性疾患（OPMD）及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病损分割的准确性与鲁棒性。 方法 本研究采用包含623例患者、共计2 271张Piyarathne等发布的综合口腔腔体图像公开数据集进行实验验证，数据涵盖口腔癌、OPMD及良性病变三类，以患者为单位按照0.8/0.1/0.1的比例分层随机划分训练集、验证集与测试集，以语义分割模型（SegFormer）为骨干网络，在深层特征空间嵌入自行设计的拓扑注意力模块（TAM）。该模块利用持续同调理论提取特征图中的稳健拓扑结构，动态抑制低持久性的噪声干扰。采用Dice相似系数（DSC）、平均交并比（mIoU）、平均像素精度（mPA）、95%豪斯多夫距离（HD95）及贝蒂数误差（BNE）作为评价指标，与主流分割网络（U-Net，DeepLabV3+，SegFormer）进行对比。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本研究提出的 TopoFormer模型在测试集上的DSC达到0.801，mIoU达到71.1%，mPA达到82.31%，HD95降至9.62像素，贝蒂数误差为1.28。与基线模型相比，新模型有效减少了由反光引起的假阳性误判，且病损边缘分割更加平滑连续。 结论 TopoFormer在OPMD及OSCC病损分割中表现出更高的准确性与鲁棒性，拓扑先验能提升复杂口腔环境下的分割性能，具有辅助诊断的应用潜力。

目的 通过唾液代谢组学与计算机虚拟筛选，鉴定改良增生平（ZSP-M）阻断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进展的有效成分，筛选潜在的关键药效物质。 方法 在20只C57BL/6小鼠中建立4-硝基喹啉-1-氧化物（4NQO）诱导的实验性舌OSCC模型，实验分为正常组、4NQO组、增生平原方（ZSP-O）组和ZSP-M组，每组5只，24周后记录各组小鼠舌背肿物数量及体积，对舌体组织进行HE染色，计算组织结构和细胞学特征得分。将12只SD大鼠分为给药组和对照组，每组6只，进行ZSP-M或蒸馏水灌胃，3 d后收集唾液，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分析鉴定ZSP-M的入唾液原型成分。对原型成分进行计算机吸收、分布、代谢、排泄、毒性预测和分子对接，筛选值得关注的潜在关键药效物质。通过细胞计数评估潜在关键药效物质对人舌鳞状细胞癌细胞系CAL27和SCC25增殖的影响。 结果 ZSP-M组C57BL/6小鼠舌部OSCC的肿瘤发生数量［（1.60±0.24）个］显著少于4NQO组［（2.60±0.24）个］（P<0.05），细胞学特征病理评分［（5.40±0.55）分］显著低于4NQO组［（7.40±0.55）分］（P<0.05）。共16个原型成分进入唾液，正离子模式下10个，负离子模式下6个，经过计算机辅助虚拟筛选，确定高丽槐素、野黄芩苷、绿原酸、牡荆素-2-O-鼠李糖苷（VOR）为潜在的关键药效物质，与靶点蛋白具有较强的结合可能性。体外实验结果显示，4个关键药效物质均能在48、72 h显著抑制CAL27、SCC25增殖（均P<0.05），与对照组相比，在100 μmol/L的高浓度处理下，药效物质的增殖抑制作用最显著（P<0.01），浓度降低至10 μmol/L时，抑制作用减弱。其中，高丽槐素效果最突出，与对照组相比，100 μmol/L高丽槐素处理72 h后，SCC25细胞的抑制率为［（15.16±0.28）%］（P<0.001）。 结论 ZSP-M能抑制实验性OSCC的发展，高丽槐素、野黄芩苷、绿原酸、VOR被确定为ZSP-M进入唾液并发挥抗癌活性的潜在关键药效物质，体现了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点治疗的特点。

目的 分析新型抗肿瘤药物相关口腔不良反应的临床特点，为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以改善患者预后并提升生活质量。 方法 对2020年1月至2025年4月北京医院肿瘤内科病房和口腔科门诊收治的11例使用肿瘤靶向药、抗体偶联药物（ADC）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并伴有口腔不良反应的肿瘤患者，收集病例资料和临床照片，回顾性分析并总结此类药物口腔不良反应的临床特点。 结果 11例伴新型抗肿瘤药物相关口腔不良反应的肿瘤患者，包括靶向药治疗3例，ADC治疗1例，靶向药联合ADC治疗1例，ICI治疗6例。发生口腔不良反应距首次使用新型抗肿瘤药物的时间从0.5至18.0个月不等。口腔不良反应临床表现多样，以口腔黏膜炎最常见（9例），其次为口干（7例）、白色念珠菌感染（4例）、血管瘤（1例）以及原有白癜风脱色加重（1例）。不良反应通用术语评价标准（CTCAE）多为2级（中度），另有1例1级（轻度）、1例3级（重度）。5例伴皮肤不良反应，包括使用靶向药1例、靶向药联合ADC 1例、ICI 3例，主要表现为皮肤干燥症、斑丘疹、毛囊炎样皮疹、甲沟炎等。对10例CTCAE 2级及以上患者给予局部糖皮质激素用药和抗真菌药物，重症者进行全身用药并辅以全身支持治疗，患者症状均缓解。 结论 新型抗肿瘤药物可导致多样化口腔不良反应，需早期识别和干预。加强多学科协作和患者宣教，结合局部与全身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提升生活质量。

目的 评估国产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作（CAD/CAM）系统即刻制作的带环丝圈式间隙保持器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设计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选取2024年10月至2025年6月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门诊部就诊、需行带环丝圈式保持器治疗的缺牙儿童患者，采用信封法随机分为数字化组和传统组，数字化组使用国产CAD/CAM系统设计并即刻制作间隙保持器后粘固，传统组采用预成带环弯制丝圈焊接制作间隙保持器后粘固。对两组患者进行3、6个月随访，并对间隙保持的效果和基牙牙周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结果 共收集50例患者，男性30例，女性20例（失访1例），年龄（7.7±1.7）岁；制作间隙保持器55个，数字化组28个，传统组27个，其中传统组1例患者失访，纳入统计为26个。数字化组与传统组间隙保持器3个月保留率分别为93%（26/28）和92%（24/26），脱落的间隙保持器均重新粘固；6个月保留率分别为93%（26/28）和96%（25/26），相同时间点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数字化组带环菌斑面积少的比例［3个月82%（23/28），6个月96%（27/28）］和基牙无牙龈炎症比例［3个月79%（22/28），6个月93%（26/28）］显著多于传统组［3个月分别为58%（15/26）和50%（13/26），6个月分别为35%（9/26）和38%（10/26）］（均P<0.05）；间隙变化量、基牙患龋比例、丝圈下沉程度的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国产CAD/CAM系统即刻制作的带环丝圈式间隙保持器临床治疗效果良好，且菌斑控制和牙龈健康两方面优于传统间隙保持器。

目的 利用锥形束CT（CBCT）探究颞骨鼓板上胡施克氏孔（FH）的发生率并测量分析其形态大小，评估其与左右侧别、性别的关联差异，为耳部及颞下颌关节疾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数据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4年1至6月于吉林大学口腔医院行CBCT检查的400例（800侧颞骨鼓板）患者的影像资料，其中男性192例，女性208例，年龄为34（19，52）岁。由两名放射科主治医师在多平面重建图像上识别并测量FH的孔径大小，孔径大小用“M（Q1，Q3）”表示。分析比较不同性别及侧别FH存在差异。左侧与右侧FH在横断面、矢状面及冠状面的大小差异及同一截面不同性别患者的FH孔径大小差异。分析年龄和性别对FH发生率的影响，以及年龄与FH横断面大小的关系。 结果 FH的总发生率为19.5%（78/400，95%CI：0.156~0.234），其中单侧FH发生率为13.0%（52/400，95%CI：0.098~0.162），双侧为6.5%（26/400，95%CI：0.041~0.089）。不同侧FH发生率（基于侧数）分别为：左侧6.8%（54/800，95%CI：0.051~0.085），右侧6.3%（50/800，95%CI：0.046~0.079）。男性与女性的FH发生率、发生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二元Logistic回归提示性别影响因素处于边缘显著水平（OR=0.615，95%CI：0.371~1.021，P=0.060）。FH形态大致呈椭圆形，横断面孔径为2.0（1.54，2.37）mm，矢状面孔径为1.82（1.53，2.33）mm，冠状面孔径为2.18（1.69，2.67）mm，在以上3个CBCT截面所测得的左右两侧FH孔径大小、男性与女性的FH孔径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及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年龄与FH发生率（OR=0.998，P=0.753）、横断面上孔径大小（左侧P=0.915，右侧P=0.702）均无显著关联。 结论 FH在CBCT影像中的发生率约为19.5%，形态呈椭圆形，其存在与大小在成年后趋于稳定，与年龄无显著相关。CBCT可有效地呈现颞骨骨板影像，对临床诊断与术前评估FH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的 通过锥形束CT牙周膜分割网络探讨不同矫治方案移动上颌中切牙前后牙周膜面积（PDLA）及相关临床指标变化量的差异。 方法 本项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就诊的49例（98颗上颌中切牙）错患者正畸治疗前后的锥形束CT及病历资料，根据是否进行减数正畸治疗以及是否使用种植体支抗分别将研究对象分为减数正畸组（52颗）与非减数正畸组（46颗），种植体支抗组（41颗）与非种植体支抗组（57颗）。采用锥形束CT牙周膜分割网络测量各组患者正畸治疗前后双侧上颌中切牙PDLA，采用正畸测量分析软件测量上颌中切牙牙根长度（RL）、切缘及根尖点腭向移动量及上颌中切牙倾斜角度（U1-NA角），计算正畸治疗前后上颌中切牙RL减少量（ΔRL）及减少比值（ΔRL%）、PDLA减少量（ΔPDLA）及PDLA减少比值（ΔPDLA%）和U1-NA角减少量（ΔU1-NA角）；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各组各指标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讨ΔPDLA与上颌中切牙切缘点腭向移动量、ΔU1-NA角及ΔRL的相关关系。 结果 减数正畸组ΔRL、ΔRL%、ΔPDLA分别为0.82（0.85）mm、6.34%（7.29%）、9.89（15.98）mm2，均显著大于非减数正畸组［0.45（0.71）mm、3.89%（7.99%）、5.46（8.65）mm2］（均P<0.05）；而减数正畸组ΔPDLA%与非减数正畸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种植体支抗组与非种植体支抗组ΔRL、ΔRL%、ΔPDLA、ΔPDL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减数正畸组上颌中切牙切缘点腭向移动量和ΔU1-NA角分别为2.90（4.05）mm、6.69°±7.90°，均显著大于非减数正畸组［-0.25（3.28）mm、-1.60°±9.17°］（均P<0.05）；种植体支抗组上颌中切牙切缘点腭向移动量［2.70（4.95）mm］显著大于非种植体支抗组［1.00（3.25）mm］（P<0.05）。ΔPDLA与上颌中切牙切缘点腭向移动量（r=0.44，P<0.001）、ΔRL（r=0.36，P<0.001）、ΔU1-NA角（r=0.42，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且与上颌中切牙切缘点腭向移动量相关程度最高。 结论 减数正畸虽在上颌中切牙腭向移动过程中可增加牙根吸收，但未显著影响上颌中切牙PDLA；种植体支抗未增加上颌中切牙腭向移动过程中牙根吸收及PDLA减小的风险；相比RL的测量，应用锥形束CT牙周膜分割网络测量PDLA能更全面评价上颌中切牙牙周支持组织的变化。

目的 对比分析下颌后牙种植体支持式三单位联冠与固定桥修复的临床效果，为临床修复方式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至2014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种植科接受下颌后牙多牙缺失修复的195例患者资料，男性96例，女性99例；年龄28~69岁。根据修复方式分为固定桥组（99例198枚种植体）和联冠组（96例288枚种植体）。比较两组患者种植体存留率、修复体成功率和各临床指标［出血指数（BI）、菌斑指数（PLI）、探针深度（PPD）、牙龈指数（GI）］，统计机械并发症（饰瓷崩裂、螺丝松动、支架断裂）和生物学并发症（种植体周炎、边缘骨吸收）发生率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固定桥组和联冠组患者种植体存留率［99%（196/198）、100%（288/288）］和修复体成功率［95%（94/99）、98%（94/96）］均较高，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2.92，P=0.087；χ2=1.24，P=0.265）。两组PP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5，P=0.805）；联冠组BI、PLI和GI（分别为1.61±0.79、1.17±0.32、1.37±0.29）均显著小于固定桥组（2.25±0.80、1.28±0.40、1.99±0.41）（t=5.62，P<0.001；t=2.12，P=0.035；t=12.16，P<0.001）。固定桥组机械并发症发生率［18%（18/99）］显著大于联冠组［8%（8/96）］（χ2=4.09，P=0.043）；两组生物学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9，P=0.406）。联冠组患者对义齿美观、咀嚼功能、舒适度的满意程度［分别为（4.61±0.62）、（4.49±0.69）、（4.57±0.62）分］均显著大于固定桥组［分别为（4.05±0.53）、（4.13±0.56）、（4.21±0.63）分］（χ2=6.79，P<0.001；χ2=4.01，P<0.001；χ2=4.02，P<0.001）。 结论 对于下颌后牙三单位种植修复，联冠修复在口腔卫生维护、机械并发症控制和患者满意度方面表现优于固定桥修复，可作为临床优先考虑的修复方式。

目的 比较自主式口腔种植机器人系统即刻种植与延期种植的三维位置偏差，以评估其在不同种植时机下的临床适用性与操作稳定性。 方法 本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2年4月至2025年8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口腔种植科行自主式口腔种植机器人手术的44例缺牙患者（25例男性，19例女性，年龄22~45岁），共植入60枚种植体，其中即刻种植组20例（30枚），延期种植组24例（30枚）。所有患者术前均接受锥形束CT扫描及口内扫描，术前结合影像数据进行种植方案三维设计。术中使用自主式口腔种植机器人根据术前规划自主完成窝洞预备与种植体植入，术后通过锥形束CT与术前规划配准，计算植入点偏差、根尖点偏差及角度偏差作为精度评价指标。采用Shapiro-Wilk检验分析数据正态性，并通过Student′s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评估两组差异。 结果 即刻种植组植入点偏差、根尖点偏差及角度偏差分别为0.325（0.190）、0.375（0.380）mm及0.645°（0.170°）；延期种植组植入点偏差、根尖点偏差及角度偏差分别为0.365（0.200）、0.350（0.100）mm及0.665°（0.160）°，两组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使用自主式口腔种植机器人进行即刻和延期种植，种植体均能获得良好的三维位置和角度精度，可有效弥补拔牙窝复杂解剖环境及术者操作差异带来的影响。

目的 系统探究膜联蛋白A5（AnxA5）对弗式完全佐剂（CFA）诱导的大鼠颞下颌关节骨关节炎（TMJOA）的干预疗效。 方法 本实验选取6周龄雄性SD大鼠（体重200~250 g）32只（其中20只用于组织学检测，12只用于显微CT检测），采用双侧关节腔内注射生理盐水或CFA法分别建立大鼠对照模型（生理盐水组8只）和TMJOA模型（24只）。3天后，将TMJOA模型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8只；注射与AnxA5频次及用量一致的生理盐水为CFA模型组；每周注射1次透明质酸（HA），连续注射2次为CFA+HA治疗组；每隔3天注射1次AnxA5，连续注射4次，为CFA+AnxA5干预组；生理盐水组注射与AnxA5频次及用量一致的生理盐水。通过HE和番红O-固绿染色观察颞下颌关节结构的改变，并测量软骨总厚度（TC）、肥大软骨细胞层（HL）、纤维软骨层（FL）的厚度，以及关节盘前带、中带、后带的厚度；通过阿利新蓝和甲苯胺蓝染色观察髁突软骨基质中糖胺聚糖含量的变化；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观察髁突软骨基质中基质金属蛋白酶13（MMP13）、Ⅱ型胶原蛋白（COL-Ⅱ）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含量的变化；通过免疫荧光染色（IF）观察M1型巨噬细胞的浸润数量；通过显微CT观察髁突软骨下骨重塑的情况，采集计算骨体积分数（BV/TV）、骨小梁数量（Tb.N）和骨小梁厚度（Tb.Th）数据。 结果 HE染色和番红O-固绿染色结果显示，与生理盐水组的软骨各层厚度［TC、HL、FL分别为（306.85±39.87）、（123.16±27.19）和（43.87±7.01）μm］及关节盘厚度［前带、中带、后带分别为（263.55±13.55）、（155.91±26.80）和（263.12±36.21）μm］相比，CFA模型组大鼠的TC和HL［（218.30±38.32）和（79.90±18.54）μm］均显著变薄（均P<0.001），FL［（67.69±13.46）μm］显著增厚（P<0.001），关节盘前带、中带、后带［分别为（305.27±23.37）、（200.96±18.75）和（321.92±16.86）μm］均显著增厚（P<0.001）；与CFA模型组相比，CFA+HA治疗组和CFA+AnxA5干预组的TC［（252.76±32.23）和（270.37±21.87）μm］及HL［（108.15±11.13）和（108.41±17.30）μm］均显著增厚（P<0.05），FL［（46.08±5.99）和（45.58±5.27）μm］均显著变薄（P<0.01），关节盘前带、中带和后带厚度［CFA+HA治疗组分别为（272.54±19.66）、（180.24±14.47）和（273.79±29.28）μm，CFA+AnxA5干预组分别为（263.66±10.68）、（168.60±9.87）和（279.31±25.79）μm］均显著变薄（P<0.05）。阿利新蓝和甲苯胺蓝染色结果显示，生理盐水组髁突肥大层染色明显且均匀，CFA模型组淡染，部分区域甚至失染，CFA+HA治疗组和CFA+AnxA5干预组染色相对浓郁，糖胺聚糖流失减缓。IHC结果显示，与生理盐水组的MMP13（0.24±0.03）和COL-Ⅱ（0.36±0.12）相比，CFA模型组的MMP13含量（0.37±0.07）显著升高，COL-Ⅱ含量（0.16±0.03）显著降低（均P<0.001）；与CFA模型组相比，CFA+HA治疗组和CFA+AnxA5干预组的MMP13含量（0.29±0.04和0.29±0.08）均显著降低（均P<0.05），COL-Ⅱ含量（0.21±0.04和0.22±0.03）均显著升高（均P<0.01）。HE和IF染色结果显示，与生理盐水组相比，CFA模型组大鼠滑膜大量炎症细胞浸润，M1型巨噬细胞数量增多（P<0.001），与CFA模型组相比，CFA+HA治疗组和CFA+AnxA5干预组的M1型巨噬细胞数量均显著减少（P<0.05，P<0.01）。IHC染色结果显示，相比于生理盐水组，CFA模型组TNF-α含量显著升高（P<0.001）；与CFA模型组相比，CFA+HA治疗组和CFA+AnxA5干预组中TNF-α的含量显著降低（P<0.05；P<0.001）。显微CT结果显示，与生理盐水组相比，CFA模型组大鼠髁突的BV/TV、Tb.N、Tb.Th均显著降低（P<0.001，P<0.01，P<0.001）；CFA+HA治疗组与CFA模型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FA+AnxA5干预组的BV/TV、Tb.N和Tb.Th均显著高于CFA模型组（P<0.01，P<0.05，P<0.05）。 结论 在CFA诱导的炎症主导型大鼠TMJOA模型中，AnxA5可保护软骨稳态、抑制滑膜炎症反应，同时改善软骨下骨异常重塑。

龈下喷砂是治疗牙周炎和种植体周炎的常用治疗手段，由龈下喷砂引发皮下气肿的病例鲜有报道。一般皮下气肿有自限性，但严重的皮下气肿若处理不当，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本文报告1例龈下喷砂致头颈部多间隙皮下气肿病例，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帮助。

临床工作中常能观察到种植体之间及种植体与邻牙之间的龈乳头高度比于天然牙低，不能充满邻间隙而易出现水平型食物嵌塞。种植体邻间隙的高度、宽度、形状及面积等参数可对种植体周组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种植体邻间隙的设计非常重要，本文针对后牙区种植体邻间隙设计影响种植体周组织健康及食物嵌塞的情况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牙周炎是一种由牙菌斑生物膜引发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全身健康产生影响。近年来，作为连接炎症与凝血的关键分子，纤维蛋白及纤维蛋白原在牙周炎中的作用逐渐受到关注。本文系统综述了纤维蛋白及纤维蛋白原与牙周炎的关联及其潜在机制，重点阐述其通过调控中性粒细胞与巨噬细胞功能，与牙周致病菌相互作用，以及激活核因子κB等信号通路，协同驱动牙周炎症与骨吸收过程，以期为靶向纤维蛋白及纤维蛋白原的牙周炎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颞下颌退行性关节病（TMJ-DJD）作为中老年常见疾病，随全球老龄化发病率持续上升。衰老通过多种机制协同作用，共同促进TMJ的退行性变。在细胞层面，衰老表现为表观遗传改变、衰老相关分泌表型形成、线粒体功能障碍及氧化应激加剧，以及干细胞修复能力下降，共同加速软骨细胞外基质降解与凋亡。在系统层面，免疫衰老导致慢性低度炎症状态；性激素、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轴、甲状腺激素等多种内分泌改变削弱组织合成代谢与修复能力；同时，组织机械感受功能衰退与细胞外基质硬化进一步降低关节对外界负荷的适应性。此外，衰老作为内源性因素引发中枢及外周昼夜节律紊乱，通过影响软骨代谢、加剧炎症反应，间接推动TMJ退变。综上，衰老通过细胞功能障碍、系统稳态失衡与生物节律失调等多重途径共同促使TMJ-DJD发生与发展。针对上述机制，可为未来临床干预TMJ-DJD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由外伤、肿瘤等因素导致的颌面部骨缺损十分常见，但其修复一直是临床面临的重大挑战，传统自体骨移植存在供骨有限、并发症多等局限。近年来，随着骨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的迅速发展，研究焦点逐步从单一要素优化转向多因素整合策略。本文综述了当前颌骨缺损再生医学的三大前沿方向：干细胞治疗向无细胞策略演进、生物活性因子的精准递送、免疫-骨修复耦联机制，强调了整合性策略的必要性，提出了在临床转化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研究重点。旨在为推动多学科整合，发展个性化、标准化的再生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