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40卷第07期

颅内动脉瘤是常见病，大部分动脉瘤在破裂前被发现。因颅内未破裂动脉瘤(UIAs)与破裂动脉瘤的处理原则不同，UIAs一经发现就需要对其稳定性进行评估。而影响UIAs稳定性的因素多，目前尚缺乏统一、客观的评估标准，且目前国际上的2项评估体系也不适用于中国患者，故建立UIAs的风险评估标准意义重大。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望建立符合我国人群疾病特征的科学、精准、易于操作的UIAs风险评估标准。

目的 探讨应用颅内动脉瘤辅助评估软件评价未破裂动脉瘤(UIA)稳定性的效果。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2年5—9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7家中心神经外科就诊的UIA患者。分别采用软件辅助医生评估、医生独立评估、专家组评估、PHASES评分和ELAPSS评分标准评价所有患者的UIA是否稳定。使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将患者随机分为A、B两组，A组先由软件辅助医生评估，在4周洗脱期后再由医生独立评估；B组评估顺序相反。将专家组评估结果作为判断UIA稳定性的"金标准"，比较动脉瘤辅助评估软件与其他评估方式的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及其与"金标准"的一致性，并根据动脉瘤最大径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 共纳入192例患者(227个动脉瘤)，其中男62例，女130例；年龄[M(Q1，Q3)]为58.0(50.5，65.0)岁。专家组评估结果显示，227个动脉瘤中，稳定动脉瘤98个，不稳定动脉瘤129个。软件辅助医生评估的准确率和灵敏度(92.5%和93.8%)均高于医生独立评估(76.7%和85.3%)、PHASES评分(62.6%和39.5%)和ELAPSS评分(79.3%和76.7%)评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软件辅助医生评估的特异度(90.8%)与PHASES评分(92.9%)和ELAPSS评分(82.7%)评估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高于医生独立评估(65.3%，P<0.05)。一致性方面，分别与"金标准"比较，软件辅助医生评估(Kappa＝0.94)、医生独立评估(Kappa＝0.81)和ELAPSS评分评估(Kappa＝0.83)结果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中软件辅助医生评估与"金标准"的一致性最好；而PHASES评分与"金标准"评估结果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配对χ2＝45.84，P<0.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动脉瘤最大径<3 mm组、3～5 mm组和>5～7 mm组中，软件辅助医生评估与"金标准"的一致性均较好(Kappa分别为0.94、0.79和0.85)，且均高于其他评估方法。软件辅助医生评估和医生独立评估A组与B组的准确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颅内动脉瘤辅助评估软件可以辅助神经外科医生进行UIA的稳定性评估，其准确率优于医生独立评估、PHASES评分和ELAPSS评分标准的评估结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 探讨血流导向装置(FD)在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中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采用FD治疗的28例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共28个动脉瘤)的临床资料。其中，男8例，女20例；年龄为(55.6±14.0)岁。18例患者接受Pipeline栓塞装置(PED)治疗，10例患者接受Tubridge FD治疗。记录围手术期并发症情况。所有患者于术后6～24个月住院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采用Kamran分级评估动脉瘤的栓塞情况(Kamran分级4级为完全栓塞)；并根据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价患者的预后(mRS 0～2分为预后良好)。 结果 28例患者共使用30枚FD支架，其中2例患者使用了2枚支架；19例患者联合弹簧圈治疗。28例患者中，6例(21.4%)出现围手术期并发症，其中5例(17.8%)为出血性并发症，1例(3.6%)为缺血性并发症；病死率为7.1%(2/28)。28例患者中，25例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4(6～24)个月。至末次随访，动脉瘤Kamran分级2级1例，3级2例，4级22例，动脉瘤完全闭塞率为88.0%(22/25)；mRS 0～2分21例，3～6分7例，预后良好率为75.0%(21/28)。 结论 FD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较低，短、中期随访动脉瘤闭塞率较高，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目的 探讨支架置入方案在单支架辅助弹簧圈(SSAC)栓塞未破裂颅内分叉处宽颈动脉瘤(WNBA)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4月至2023年5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介入医学部收治的39例未破裂WNBA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采用支架置入方案且行SSAC栓塞治疗的患者共22例(SSAC组)，即单支架置入边支的选择依次遵循"远(远端边支)""大(边支角度大)""粗(边支内径大)"的原则；同时纳入采用双支架辅助弹簧圈(DSAC)栓塞治疗的17例患者(DSAC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动脉瘤的部位、大小、是否为单发、合并子囊的数量，术前Hunt-Hess分级，术中支架内血栓形成的比例。采用Raymond-Roy栓塞分级评估术后即刻栓塞程度。出院时和术后3～6个月临床随访时，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患者的神经功能预后；通过影像学随访评估有无支架内狭窄和Raymond-Roy栓塞分级。 结果 术前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动脉瘤的大小、是否为单发、合并子囊数量，术前Hunt-Hess分级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动脉瘤部位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SSAC组与DSAC组术后即刻(21/22对比17/17)和随访期(12/15对比14/14)完全栓塞比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SSAC组的术中支架内血栓形成比例(3/22对比10/17)、出院时和随访期的中位mRS(均为0分对比2分)以及随访期支架内狭窄发生比例(1/15对比7/14)均低于DSAC组(均P<0.05)。 结论 运用支架置入方案行SSAC栓塞的未破裂WNBA患者可获得与采用DSAC栓塞患者相当的致密栓塞程度和更佳的预后，且并发症少。

目的 探讨支架半释放辅助栓塞技术治疗急性颅内破裂微小宽颈动脉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2年2月邢台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急性(动脉瘤破裂至治疗时间间隔≤7 d)颅内破裂微小宽颈动脉瘤(动脉瘤最大直径≤3 mm)患者的临床资料，共102例。均采用支架半释放辅助栓塞技术栓塞动脉瘤。采用Raymond分级标准评估动脉瘤的栓塞效果(Ⅰ级为完全栓塞，Ⅱ级为近完全栓塞，Ⅲ级为部分栓塞)，观察手术相关并发症，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患者的临床预后(0～2分为预后良好，≥3分为预后不良)。 结果 102例患者术前mRS 0分61例(59.8%)，1分19例(18.6%)，2分9例(8.8%)，3分8例(7.9%)，4分5例(4.9%)。患者术后即刻造影显示，Raymond分级Ⅰ级栓塞69例(67.7%)，Ⅱ级栓塞30例(29.4%)，Ⅲ级栓塞3例(2.9%)；其中4例(3.9%)发生支架内血栓形成，6例(5.9%)发生载瘤动脉局部狭窄，术后均未遗留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出院后患者随访时间为(7.4±1.4)个月(3～12个月)。末次随访mRS 0分84例(82.4%)，1分8例(7.8%)，2分6例(5.9%)，3分4例(3.9%)；与术前mRS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末次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评估显示，Raymond分级Ⅰ级栓塞94例(92.2%)，Ⅱ级栓塞8例(7.8%)，Ⅲ级栓塞0例，与术后即刻分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例动脉瘤复发，复发率为4.9%，随访期均未发生动脉瘤再出血及脑梗死情况。 结论 支架半释放辅助栓塞技术治疗急性颅内破裂微小宽颈动脉瘤，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低，术后短期疗效较好，复发率低。

目的 探讨替罗非班在支架置入术治疗颅内动脉瘤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2月至2023年8月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介入科行支架置入术治疗的213例颅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共219个动脉瘤。其中，207例患者采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4例置入Willis覆膜支架，2例置入Pipeline支架治疗。所有患者在术中置入支架后，均通过中间导管给予小剂量替罗非班，同时静脉持续泵入替罗非班。术后即刻复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以观察动脉瘤的栓塞情况、靶血管的通畅程度，以及有无脑梗死或脑出血，并记录围手术期手术并发症。采用Pipeline支架置入治疗的动脉瘤以O′Kelly-Marotta(OKM)分级评估即刻闭塞程度，其余动脉瘤采用Raymond分级评估。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患者术后90 d的预后，通过影像学评估随访期间有无动脉瘤复发。 结果 219个动脉瘤共置入213枚支架，均准确定位释放，技术成功率为100%。5个动脉瘤采用Pipeline支架栓塞，其术后即刻OKM分级均为B级；其余214个动脉瘤中，Raymond分级为Ⅰ级(完全栓塞)138个(64.5%)，Ⅱ级(次全栓塞)39个(18.2%)，Ⅲ级(不完全栓塞)37个(17.3%)。213例患者中，发生症状性脑出血者3例(1.4%)，其中死亡1例，另2例术后90 d mRS分别为0、1分。出现支架内血栓形成继发脑梗死者7例(3.3%)，其中1例死亡，其余6例术后90 d mRS为0～2分。术后90 d，预后良好(mRS为0～2分)202例(94.8%)，预后不良(mRS为3～6分)11例(5.2%)。术后6个月，98个动脉瘤完成影像学随访，动脉瘤的复发比例为3.1%(3/98)。 结论 在支架置入术治疗颅内动脉瘤的手术中，通过动脉给予小剂量替罗非班并静脉持续给药的安全性较好，其发生支架内血栓形成和症状性脑出血的比率较低，患者的预后满意。

目的 分析积极的血管成形术在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大血管闭塞性卒中(LVOS)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从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关键技术及急救流程改进研究(ANGEL-ACT)数据库中纳入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LVOS患者475例，根据治疗方案分为积极血管成形术组[定义为在1次机械取栓(MT)后行血管成形术，或仅行血管成形术](194例)与消极血管成形术组(定义为只接受MT，或在≥2次MT后行血管成形术)(281例)。比较两组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效性主要终点为术后即刻改良脑梗死溶栓(mTICI, ≥2b级为再通成功)分级、术后90 d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安全终点为术后24 h内症状性颅内出血和术后90 d的病死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拟合模型，分别分析消极血管成形术组与积极血管成形术组发生上述终点事件的比值比(OR值)。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475例患者中，积极血管成形术组与消极血管成形术组术后24 h内症状性颅内出血率分别为3.1%(6/194)、5.0%(14/281)，P＝0.329；术后即刻mTICI分级≥2b级的比率分别为96.9%(188/194)、91.8%(258/281)，P＝0.023。术后90 d, mRS 0～1分的比率分别为55.7%(108/194)、38.8%(109/281)，P<0.001；病死率分别为10.8%(21/194)、18.9%(53/281)，P＝0.018。对年龄、性别、术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心房颤动、原发性高血压、串联病变因素校正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消极血管成形术组与积极血管成形术组术后即刻mTICI分级2b～3级的OR值为0.33(95%CI：0.13～0.85，P＝0.022)，术后90 d病死率的OR值为1.82 (95%CI：1.00～3.31，P＝0.051)，mRS 0～1分的OR值为0.55 (95%CI：0.37～0.82，P＝0.004)。 结论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急性LVOS患者早期积极行血管成形术可降低患者术后90 d的病死率，提高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及脑灌注的恢复，有效性及安全性均更佳。

目的 基于多参数MRI的影像组学特征构建预测异柠檬酸脱氢酶(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GBM)患者预后的模型并予以验证。 方法 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2018年10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数据集1，172例)及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2011年1月至2021年9月期间(数据集2，89例)行肿瘤切除术，且术后病理学诊断为成人型IDH野生型GBM患者的临床和MRI资料。将多个MRI序列(包括T1加权成像、钆剂对比增强后T1加权成像、T2加权成像、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弥散加权成像及其表观弥散系数)进行预处理后，将数据集1按1 ∶1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内部验证集，数据集2作为外部验证集，采用单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与Lasso-cox分析结合的方法筛选影像组学特征，并结合临床危险因素构建预测GBM患者预后的临床－影像组学模型。采用一致性指数、赤池信息量准则(AIC)、综合判别改善(IDI)指数、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诺莫图、校准曲线以及决策曲线分析评估临床－影像组学模型的预测效能，并与仅采用临床危险因素构建的临床模型进行比较。 结果 共筛选出18个与IDH野生型GBM患者预后显著相关的影像组学特征并建立影像组学预后模型(Radscore)；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训练集、内部验证集和外部验证集基于Radscore划分的高、低风险组间预后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Radscore在训练集中为独立预后因素(P<0.05)。与单纯的临床模型相比，Radscore的加入使预测模型在训练集、内部验证集、外部验证集中的一致性指数由0.682、0.682、0.791分别提升至0.785、0.694、0.823，AIC分别由727.872、703.796、666.732降至683.771、697.790、654.837；临床－影像组学模型在训练集、内部验证集、外部验证集中的IDI指数分别为0.268、0.051、0.100(均P<0.05)，诺莫图及其校准曲线均表现出较临床模型更佳的预测效能；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Radscore的加入可提高预测模型的决策能力。 结论 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基于多参数MRI图像建立的影像组学模型可实现对IDH野生型GBM患者的风险分层，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传统临床模型的生存预后预测能力。

目的 通过应用静息态功能MRI(rs-fMRI)技术分析原发性舌咽神经痛(GPN)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受试者在静息状态下脑自发性功能活动局部一致性(ReHo)的差异，从脑功能学的角度探究GPN的中枢发病机制。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23例右侧原发性GPN患者的临床资料和rs-fMRI图像，与23例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受试者进行比较。采用基于Matlab R2022a编程平台的统计参数图SPM12和RESTplus软件处理rs-fMRI图像，并计算脑功能活动ReHo值，采用双样本t检验对两组受试者进行比较，找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根据是否存在神经血管压迫对GPN患者进行分层和亚组分析，采用AlphaSim方法对P值进行多重比较校正。应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进一步评估差异脑区的ReHo值与患者的年龄、病程、疼痛视觉模拟量表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1)与健康对照组患者相比，GPN患者的左侧丘脑、中央前回、中央后回，右侧岛叶、颞上回、颞中回、中央前回、中央后回的ReHo值显著升高(均P<0.05)：而双侧前扣带回的ReHo值显著降低(均P<0.05)。(2)与伴有神经血管压迫的GPN患者相比，不伴有神经血管压迫的GPN患者双侧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的ReHo值均显著升高(均P<0.05)，而双侧前扣带回的ReHo值显著降低(均P<0.05)。(3)GPN患者双侧前扣带回的ReHo值与疼痛视觉模拟量表评分呈负相关(r＝－0.47, P＝0.024)，其余差异脑区的ReHo值与患者的年龄、病程、疼痛程度均无显著相关性(均P>0.05)。 结论 GPN患者多个参与疼痛处理的脑区存在显著的协调性异常，疼痛上行传导通路和下行抑制通路两者兴奋性和抑制性的失衡共同引起GPN患者疼痛调节功能的异常，GPN的发病可能是外周刺激和中枢兴奋共同导致的结果。

目的 探讨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DBS)术后颅内积气对电极位置的影响规律。 方法 回顾性研究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行双侧丘脑底核DBS的帕金森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共78例。患者均于术后早期(24 h内)和晚期(1个月)行头颅螺旋CT薄层扫描，通过图像的融合分析，计算颅内积气的体积、电极偏差(电极实际位置与计划靶点间的偏差值)；并于前、后连合(AC-PC)下4 mm的轴位层面上计算术后早期与晚期的坐标差[X代表AC-PC旁开距离(外侧为正，内侧为负)；Y代表AC-PC方向(前方为正，后方为负)]，评估术后1个月内因颅内积气的吸收导致电极位置的偏移量，并分析颅内积气与坐标差间的相关性。 结果 78例患者术后早期整体颅内积气体积[M(Q1，Q3)]为1.08(0.22，3.02)cm3，其中左、右侧分别为0.24(0.00，0.94)cm3、0.48(0.06，1.62)cm3；至术后晚期所有患者的颅内积气均完全吸收。术后早期左、右侧的电极偏差分别为(1.40±0.61)mm、(1.08±0.52)mm，术后晚期分别为(1.30±0.55)mm、(1.19±0.57)mm；术后早期与晚期同侧别比较，电极偏差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早期与晚期比较，电极位置的偏移量，左侧：ΔX＝(0.41±0.52)mm，ΔY＝1.00(0.70，1.50)mm；右侧：ΔX＝(0.43±0.50)mm，ΔY＝1.00(0.70，1.30)mm。相关性分析显示，左侧颅内积气与左侧X轴向(r＝0.17，P＝0.039)和Y轴向电极偏移量(r＝0.24，P＝0.003)均相关；右侧颅内积气与右侧X轴向电极偏移量(r＝0.10，P＝0.388)无关，但与Y轴向电极偏移量(r＝0.44，P<0.001)相关。 结论 帕金森病患者DBS术后的颅内积气可能对电极位置产生影响，随着颅内积气的吸收和脑组织的回位，电极位置会向前和向外移位。

目的 初步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CDU)对寰椎横突或茎突压迫所致颈内静脉(IJV)狭窄引起脑鸣或耳鸣患者的手术效果的评估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9月至2023年3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8例IJV狭窄所致脑鸣或耳鸣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CT静脉成像(CTV)确诊，证实均存在因寰椎横突或茎突压迫导致的IJV狭窄。8例患者行寰椎横突或茎突部分磨除减压术后，于术前1周、术后1周内、术后3～6个月行CDU检查，分析IJV管径、平均血流量(FVm)和最大血流速度(Vmax)的变化。 结果 8例患者术后1周内的IJV各节段管径和FVm与术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3～6个月，IJV J1和J2段的管径较术前显著增加[J1段：(9.52±2.09) mm对比(7.45±2.10) mm；J2段：(6.75±1.74) mm对比(5.52±1.91) mm](均P<0.05)，而IJV J3段与术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JV各节段的FVm均较术前改善[J1段：(349.20±188.99)ml/min对比(204.60±118.50) ml/min；J2段：(193.10±91.32) ml/min对比(124.50±81.57) ml/min；J3段：(152.70±95.71) ml/min对比(61.90±53.23) ml/min](均P<0.05)；IJV各节段的Vmax与术前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初步观察显示，寰椎横突或茎突部分磨除手术可改善IJV骨性压迫性狭窄所致脑鸣或耳鸣患者IJV狭窄段的管径及血流动力学，CDU可作为IJV骨性压迫性狭窄病变手术疗效的客观评估手段。

目的 探讨CT静脉成像(CTV)在颈内静脉狭窄减压术治疗难治性脑鸣中的应用。 方法 纳入2020年9月至2022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诊治的因颈内静脉狭窄相关的难治性脑鸣而行颈内静脉狭窄减压术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共16例。通过客观和主观评价指标评估CTV诊断颈内静脉狭窄的可行性，其中采用CT值(>200 HU的图像符合要求)、图像信噪比(SNR)及对比噪声比(CNR)客观评价颈内静脉的强化程度。主观评价由2名放射科医生采用盲法评估图像质量并给予评分(1～4分，分值越高图像质量越好)，采用Kappa检验评估2名观察者主观评分的一致性。术后6个月采用CTV随访狭窄静脉管腔的复张情况(管腔周径增宽>50%为复张)。 结果 16例患者术前CTV图像的CT值、SNR、CNR分别为(277.5±20.0)HU、9.1±3.0、4.1±2.7，术后分别为(280.0±19.7)HU、8.4±3.0、4.2±2.7。主观评分一致性检验显示，术前、术后的Kappa值分别为0.82和0.81。16例患者中，术前图像质量评分为4分者14例，3分者2例；术后随访时4分者12例，3分者4例。CTV显示左侧颈内静脉狭窄4例，右侧9例，双侧均狭窄3例；因寰椎横突增生压迫颈内静脉导致狭窄者9例，颈内静脉走行于寰椎横突与茎突夹角间导致受压狭窄者7例。术后6个月，CTV显示颈内静脉管腔复张者12例(临床症状好转6例，无明显改善6例)，未复张者4例(临床症状均无明显改善)。 结论 CTV可用于颈内静脉管腔狭窄的诊断和减压术后的随访；CTV显示寰椎横突的骨性结构是颈内静脉节段性狭窄的结构基础。

目的 探讨电针(EA)治疗对脊髓损伤(SCI)小鼠内源性神经干细胞(eNSCs)增殖、分化的影响及其与蛋白激酶B(AKT)/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信号通路的关系。 方法 48只C57BL/6小鼠采用完全随机方法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SCI模型组(SCI组)、SCI＋EA处理组(EA组)、SCI＋EA＋AKT抑制剂MK-2206处理组(EA＋MK-2206组)，每组12只。Sham组仅行椎板切除术，其余3组均建立T8～9脊髓全横断模型。各组于SCI后第7、14天取损伤处脊髓组织，其中SCI后第7天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方法检测巢蛋白(Nestin)和Ki-67的表达水平，以评估eNSCs的增殖情况，并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WB)法检测Nestin蛋白的表达水平；SCI后第14天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神经生长相关蛋白(GAP-43)和Ki-67的表达水平，以评估eNSCs向神经元的分化情况，检测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以评估损伤处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情况；采用WB法检测GAP-43和AKT/GSK-3β/CREB信号通路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SCI小鼠的建模成功率为94.7%(36/38)。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与Sham组相比，SCI组脊髓损伤部位Nestin与Ki-67共标阳性细胞数量显著增多(P<0.05)；与SCI组相比，EA组脊髓损伤部位Nestin与Ki-67共标、GAP-43与Ki-67共标阳性细胞数量均明显增多，而GFAP阳性细胞数量减少(均P<0.05)。WB结果显示，EA组Nestin、GAP-43蛋白的表达量相较于SCI组均明显升高(均P<0.05)；与Sham组相比，SCI组GSK-3β磷酸化水平减低(P<0.05)，而AKT和CREB磷酸化水平与Sham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SCI组相比，EA组AKT、GSK-3β以及CREB的磷酸化水平均显著升高(均P<0.05)；EA＋MK-2206组的AKT、GSK-3β和CREB的磷酸化水平均低于EA组(均P<0.05)，而与SCI组相比AKT、GSK-3β和CREB磷酸化蛋白表达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EA治疗可促进小鼠SCI后eNSCs的增殖和向神经元的分化，且通过促进AKT、GSK-3β、CREB的磷酸化激活AKT/GSK-3β/CREB通路，提示EA治疗SCI的机制可能与AKT/GSK-3β/CREB通路有关。

目的 探究快速生长发育期SD大鼠颅骨的生长发育及其与颅骨和硬脑膜中局部黏着斑激酶(FAK)/Twist1信号通路的关系。 方法 选取幼龄大鼠，从出生后1周开始，使用软尺记录颅骨长度(颅长)及宽度(颅宽)；分别使用电子秤和电子天平称量体质量和脑质量；使用量筒称量脑组织的容积；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B)检测颅骨FAK和硬脑膜Twist1的表达变化；免疫组织化学(简称免疫组化)和免疫荧光染色法观察颅骨与硬脑膜组织的细胞形态及FAK/Twist1在不同部位的表达差异。 结果 (1)大鼠颅长、颅宽在1～7周内均逐渐增加(F颅长＝420.20、F颅宽＝47.27，均P<0.001)，与第1周相比，第2周时颅长和颅宽均明显增加(均P<0.05)，第7周时颅长和颅宽增长分别占整个发育过程(1～12周)的94.4%和90.0%。(2)大鼠的体质量和脑质量在1～7周内逐渐增加(F体质量＝485.20、F脑质量＝126.00，均P<0.001)，与第1周相比，第2周时体质量和脑质量均明显增加(均P<0.05)，第7周时增加的体质量和脑质量分别占整个发育过程的60.4%和51.2%。(3)大鼠的脑容积在1～7周内逐渐增加(F＝852.80，P<0.001)，1～3周增长迅速，3周以后较为平缓，第7周时增加的脑容积占整个发育过程的60.5%。(4)WB结果显示，第1～7周时颅骨组织中FAK表达水平逐渐升高(F＝15.80，P<0.001)，第7周时FAK表达水平较第1周明显升高(P<0.01)；硬脑膜组织中FAK表达水平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第4周FAK表达水平达到最高值，与第1周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颅骨组织中FAK的表达水平与颅长、颅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0.96(均P<0.001)，呈正相关。(5)颅骨颅缝观察结果显示，出生后第1、4、7周，大鼠的颅骨生长以纵向生长为主，且颅缝逐渐清晰，在第7周时已完全闭合。(6)免疫组化及免疫荧光结果显示，Twist1主要在硬脑膜中表达，在第1周时表达水平最高，随后逐渐下降(F组化＝22.10、F荧光＝36.82，均P<0.01)；FAK主要在颅骨中表达，第4周较第1周表达降低(P<0.01)，后逐渐升高。 结论 大鼠出生后1～7周，FAK在颅骨中的表达水平与颅骨的生长发育正相关，而Twist1在颅骨和硬脑膜中的表达水平则随着颅骨生长和骨缝闭合而降低，颅骨及硬脑膜中FAK/Twist1可能共同调节了幼龄大鼠颅骨的生长发育。

目的 系统性评价术中超声对脑胶质瘤患者手术效果的影响。 方法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数据库中发表于201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关于术中超声对脑胶质瘤患者影响的队列研究。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后，使用RevMan 5.4软件和Stata 16.0软件进行Meta分析。主要结局指标为手术全切除率，次要结局指标为手术时长和术后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采用χ2检验和I2值评估研究的异质性，P<0.05或I2>50%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否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值。 结果 共纳入17项队列研究，共计1 364例脑胶质瘤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术中超声组(730例)与常规手术组(634例)比较，肿瘤全切除率更高[相对危险度(RR)＝1.52，95%CI：1.38～1.66，P<0.001]、手术时长更短[标准化均数差(SMD)＝－0.60，95%CI：－0.96～－0.23，P＝0.001]、术后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更高(SMD＝0.76，95%CI：0.43～1.09，P<0.001)。 结论 使用术中超声可提高脑胶质瘤患者的手术效果并缩短手术时长。

目前，血管内治疗已成为颅内动脉瘤的主要治疗方法。但是，对于颅内分叉部宽颈和破裂等复杂动脉瘤，传统的血管内治疗方式难以获得良好的预后。Woven EndoBridge (WEB)装置是专为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而设计，是目前最常用的瘤内扰流装置。相较于传统的血管内治疗，WEB装置不仅操作简便，而且具有较高的金属覆盖率和较低的并发症发生率等优势。本文主要针对WEB装置治疗颅内复杂动脉瘤的临床预后进行综述，以期为该类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循证依据。

脊髓损伤可导致患者出现暂时或永久性的运动和感觉功能障碍，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不便，也为社会及家庭带来难以预估的经济负担。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机器学习已被应用于脊髓损伤的诊疗、康复过程中，临床医生可以利用现有的数据构建模型，更高效、准确地指导诊断、治疗和康复。本文针对近年来机器学习在脊髓损伤诊治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对该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帮助。

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DPN)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主要累及感觉神经系统，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疼痛(DPNP)是促使患者就医的最普遍因素，且疼痛的形式多样，以双下肢烧灼样疼痛较为常见，其病理学机制复杂，是当前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重点和难点。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治疗DPN和DPNP，周围神经减压术为下肢DPNP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但其临床应用尚有争议。因此，本文主要围绕DPNP的病理学机制、周围神经减压术治疗DPNP的理论依据和临床应用证据、手术适应证的把握以及基础研究的进展等方面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