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 第43卷第09期

目的 探讨FOXO4-DRI能否逆转放射性肺纤维化(RIPF)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将C57BL/6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FOXO4-DRI组、照射组、照射＋ FOXO4-DRI组，照射组和照射＋ FOXO4-DRI组小鼠右侧全胸接受17 Gy X射线照射，FOXO4-DRI组和照射＋ FOXO4-DRI组小鼠照射后第16周和第20周分别腹腔注射FOXO4-DRI。照射后第24周收集小鼠右肺组织，进行HE染色和Masson三色染色，观察肺组织形态学改变和胶原沉积情况；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肺组织中col1α1和α-SMA的表达；β-半乳糖苷酶(β-gal)染色观察衰老细胞；活性氧试剂盒检测肺组织活性氧水平；RT-PCR检测P21、P16Ink4a和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mRNA的表达；Western blot检测相关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FOXO4-DRI减少了RIPF小鼠肺组织中胶原组织的沉积(t＝6.18，P<0.05)，降低了col1α1和α-SMA的表达(t＝4.69、3.20，P<0.05)。FOXO4-DRI减少了RIPF小鼠肺组织中β-gal阳性细胞的数量(t＝6.09，P<0.05)。FOXO4-DRI能够抑制RIPF小鼠肺组织中P21和P16Ink4a基因、蛋白的表达(t＝5.31、3.32和4.77、3.37，P<0.05)，抑制SASP基因IL-1α、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MMP2的表达(t＝4.36、4.84、4.47、3.82，P<0.05)。FOXO4-DRI能够降低RIPF小鼠肺组织中活性氧水平(t＝2.84，P<0.05)，促进p-AKT和p-PI3K蛋白的激活(t＝－7.13、－12.61，P<0.05)。 结论 FOXO4-DRI通过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减少氧化应激、抑制细胞衰老，逆转RIPF。

目的 探讨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的T1~2N1M0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放疗(PMRT)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T1~2N1M0、HER2(＋)的105例女性患者临床资料，观察其临床结局，分析预后影响因素和PMRT的作用。 结果 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50个月(范围14~107个月)，5年总生存率(O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LRFS)和无病生存率(DFS)分别为81.6%、91.9%和76.2%。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病理分级、肿瘤大小是OS和DFS的独立预后因素，阳性淋巴结比率(LNR)和激素受体(HR)状态是影响LRF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PMRT则是影响DFS的独立预后因素(HR: 2.85, 95%CI: 1.10~8.80, P < 0.05)。亚组分析提示，PMRT能够显著提高各高风险亚组的OS(χ2＝4.01~9.18, P < 0.05)。进一步分层分析显示，在各高风险亚组中，与未放疗相比，PMRT仅提高了未行抗HER2靶向治疗人群的OS(χ2＝4.50~6.70, P < 0.05)，而对靶向治疗人群未见改善的趋势(P > 0.05)。 结论 PMRT是影响HER2(＋)T1~2N1M0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DFS的独立预后因素。PMRT能改善年龄<45岁、病理Ⅲ级、肿瘤直径≥3 cm、LNR>10%、HR(－)、未行抗HER2靶向治疗高危人群的OS，而在抗HER2靶向治疗背景下，其作用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弱化。

目的 评估基于Halcyon 3.0直线加速器不同子野调制参数的应用对海马保护全脑放疗(HA-WBRT)计划的剂量学影响。 方法 选取13例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放疗科使用Halcyon 3.0直线加速器行全脑放射治疗患者，根据射束形状控制器(ASC)调制能力差异划分6组HA-WBRT计划类型：ASC关闭组(AO)、ASC极低组(AVL)、ASC较低组(AL)、ASC中位组(AM)、ASC较高组(AH)及ASC极高组(AVH)。统计评估不同子野调制参数对于靶区适形性(CI)、均匀性(HI)、海马区等危及器官受照剂量和计划执行效率的影响，并使用ArcCHECK和Portal Dosimetry两种剂量验证工具综合分析不同子野调制参数计划中射束剂量沉积精准性的差异。 结果 6组计划均能满足临床治疗要求。6组间靶区的CI和HI值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方面，AVH组对于危及器官的保护效果更好。其中AVL组中脑干Dmax低于AO组，但视交叉Dmax高于AO组(F＝6.26、8.04，P<0.05)；AH组中眼球Dmax小于AO组，但视神经Dmax高于AO组(F＝2.04、1.37，P<0.05)；AVH组中脑干、眼球和眼晶状体的Dmax均小于AO组(F＝6.26、2.04、2.02，P<0.05)。其他危及器官剂量学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6组计划中ArcCHECK验证及Portal Dosimetry验证的γ通过率在2%/2 mm模式分析结果均>98%，3%/3 mm模型分析结果均为100%。ArcCHECK的γ通过率相较于Portal Dosimetry整体偏低。6组间计划跳数最大差异< 15，不同子野调制参数计划的执行效率无显著区别。 结论 基于Halcyon 3.0直线加速器能够完成符合临床治疗标准的HA-WBRT计划，不同子野调制参数对于计划的剂量学参数优化明显，其中AVH参数能够更好地减少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且不同子野调制参数对剂量沉积精准性及执行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都符合临床治疗剂量验证标准。

目的 探究人体不同部位的体表轮廓对Catalyst HD体表光学系统引导放疗摆位的影响。 方法 采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底角5°~ 45°(步长为5°)的圆模型和椭圆模型，模拟患者不同部位的体表轮廓。使用Catalyst HD进行监测，调节其增益及积分时间。手动移动治疗床(－5 ~ 5 mm，步长为2 mm)，记录所有模型的横纵比，及其在横向和纵向放置下腹背(AP)、头脚(SI)、左右(LR)3个方向的床值误差及Catalyst HD监测的摆位误差。将Catalyst HD增益、积分时间与不同体表轮廓的模型进行关联性分析，比较两种不同放置方式下的摆位误差，分析Catalyst HD监测值与床值的相关性。 结果 Catalyst HD监测时所需增益和积分时间对数呈显著线性负相关，斜率为－0.001，截距与模型横纵比存在一定函数关系。相同增益下积分时间随模型底边角度的增大而减小。模型在不同放置条件下Catalyst HD监测精度存在差异(Z ＝ －8.59 ~ －0.02, P < 0.05)，横向放置时LR和AP方向监测精度更高。Catalyst HD监测值与真实床值的相关性，在LR和SI方向随模型底边角度增加而增大，≥25°时呈强相关；AP方向均相关性显著(R >0.9)。 结论 Catalyst HD系统获取最佳表面影像时，增益、积分时间和患者体表轮廓存在关联。Catalyst HD监测在AP方向精度高，当体表轮廓横纵比≤2或底边角度≥25°时在所有方向均存在较高的准确性。

目的 初步探究体表光学引导跟踪系统(OGTS)在肿瘤放射治疗应用中的追踪精度。 方法 分为模体验证及临床验证，模体验证采用专用设备，利用OGTS记录光学标记点在反光球平台上从指定位置移动到目标位置的位移值，将该位移值与模体中固定距离比较，以计算系统的准确性与重复性。临床验证通过选取45例放疗患者进行OGTS跟踪准确性和重复性研究，其中头部、乳腺、直肠肿瘤患者各15例。每例患者均获取随机3个治疗分次下图像引导校正摆位前后图像引导定位系统(IGPS)和OGTS的值，分别记录每次误差校正的平移值。治疗前用IGPS修正患者摆位误差并获取相关数据，以IGPS校正平移误差的结果为金标准验证OGTS监测患者位置平移的准确性，计算综合平移偏差。 结果 模体测量结果显示，跟踪准确性的综合平移偏差最大值为0.18 mm，跟踪重复性综合平移偏差的标准差为0.03 mm。临床试验结果统计显示，IGPS与OGTS追踪精度仅在头部z方向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1，P<0.05)，而在头部其他方向及乳腺、直肠的3个平移方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综合平移偏差分析表明，在头、乳腺、直肠分别为(0.91±0.62)、(1.64±1.30)和(1.52±1.29)mm，符合两者偏差≤2 mm的要求。 结论 OGTS操作简单、追踪精度较好，可辅助IGPS用于治疗中实时呼吸监测。

目的 对肺癌和食管癌患者在放疗过程中行基于电子射野影像装置(EPID)的在体剂量验证，探讨影响在体剂量验证结果准确性的因素，并推荐应用在体剂量验证的流程及规范。 方法 单纯随机抽样法选取2022年5月至2022年8月在金华市中心医院放疗科行食管癌和肺癌放疗的患者32例(其中，肺癌14例，食管癌18例)，在uRT-TPOIS计划系统上制作动态调强放疗(dIMRT)及EPID在体剂量验证(In vivo EPID)计划，使用uRT-linac 506c直线加速器进行治疗。治疗过程中行在体剂量验证，其中，肺癌病例行In vivo EPID的分次共238次，执行图像引导放疗(IGRT)共80次，食管癌病例行In vivo EPID的分次共414次，执行IGRT共105次。设置阈值并获取每个射野的2D γ通过率，分析低于阈值的分次射野，并结合在线CT影像及三维重建剂量结果，进一步分析影响γ通过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结果 肺癌、食管癌3 mm/5%γ通过率均值分别为95.1%±5.7%、96.5%±4.5%；3 mm/3%γ通过率均值为91.5%±8.4%、92.2%±4.9%；2 mm/2% γ通过率均值分别为：79.1%±14.1%、83.7.2%±8.2%，病种之间通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靠近0°/180°射野组(A组)的γ通过率高于靠近90°/270°射野组(B组)(3 mm/5%，Z ＝ －25.4，P < 0.05；3 mm/3%，Z ＝ －26.8，P < 0.05)。通过IGRT纠正摆位误差，可显著提高γ通过率(IGRT和非IGRT下，3 mm/5%γ通过率均值为96.3%±5.1%、96.0%±4.9%，Z ＝ －5.50，P < 0.05；3 mm/3%γ通过率均值92.3%±8.0%、91.3%±7.7%，Z ＝ －9.54，P < 0.05)。肿瘤及正常组织体积变化和运动变化、定位和治疗前准备充分与否等都会影响在体剂量验证的结果。 结论 放疗过程中进行EPID在体剂量验证能避免错误照射，但需规范EPID在体剂量验证流程，以避免人为因素等导致的通过率降低。

目的 探讨颈托联合真空垫个性化体位固定在射波刀颈椎转移灶体位固定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以放射治疗部位为颈椎为标准，选取拟行射波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颈椎转移灶的患者68例。男性41例，女性27例，年龄43~78岁，平均年龄51.5岁。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A组患者采用颈托联合真空垫个性化体位固定，B组采用真空垫体位固定，C组采用小头模固定。首次治疗完成后询问患者治疗过程中固定模具的舒适度。完成放疗后，收集并分析3种固定技术平移和旋转方向的平均偏移量、最小公差距离(dxAB)、最小旋转偏差角度(drAB)、错误节点比例(false nodes)以及舒适度。 结果 3组患者首次治疗过程中位置偏差在头尾(inf_sup)、左右(left_right)、腹背(ant_post)、俯仰(pitch)、横滚(roll)、平旋(yaw)方向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13、2.56、3.41、4.21、2.71、8.14，P<0.05)。与B组和C组比较，A组的dxAB，drAB和false nodes数据明显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5.06、4.31、3.30，P<0.05)。此外，A组和B组患者感觉比C组固定更舒适(χ2＝12.46，P < 0.05)，A组和B组之间舒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对于射波刀治疗的颈椎转移灶患者，采用颈托联合真空垫个性化体位固定，不降低舒适性的同时提高了射波刀脊柱跟踪的精度和质量。

目的 了解医疗机构131I治疗工作场所空气中131I核素的活度浓度水平，探讨通过空气采样方法估算工作人员内照射剂量的方法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郑州市10家开展131I核素治疗的工作场所，采用空气采样方法采集131I治疗工作场所中放射性气溶胶，用高纯锗γ能谱仪进行γ放射性核素测定并推算工作场所空气中131I核素的活度浓度水平，根据测量结果和现场调查结果估算放射工作人员因131I核素吸入导致的内照射剂量。 结果 19个分装间空气样品的131I活度浓度为0.087~570 Bq/m3，平均为(51.04±128.58)Bq/m3；11个病房空气样品的131I活度浓度为0.162~54.6 Bq/m3，平均为(7.97±15.89)Bq/m3。根据GBZ 129－2016《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推荐的典型工作时间估算，放射工作人员由于吸入131I核素导致的年待积有效剂量范围为2 μSv~10 mSv，平均为(0.61±1.80)mSv，年有效剂量均未超过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剂量限值。 结论 郑州市10家医疗机构核医学工作场所中131I核素活度浓度较高的样品多分布在甲状腺癌住院患者较多、核素操作量较大的三甲医院，由此导致的工作人员内照射剂量不容忽视。根据空气样品的测量结果估算内照射剂量带有很大不确定度，但空气采样方法可及时发现异常或事故情况下的放射性污染，为工作人员开展体外直接测量和内照射评价提供预警。

目的 总结分析省级卫生机构参加个人剂量检测比对的结果，探究能力比对对省级卫生机构检测能力的提升作用。 方法 汇总2009—2022年省级疾控中心、职业病防治院在全国(2009—2020年)/国家级(2021—2022年)个人剂量检测能力比对中取得的结果，按照《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区方式分区，对不同地区比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共有来自30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24家省级疾控中心和14家省级职业病防治院参加2009—2022年的13次能力比对，参加机构的数量由2009年的26家增加到2022年的37家。3个地区省级卫生机构比对结果的合格率共37次保持在85%以上，28次达到100%，3个地区合格率与优秀率分别有9次和5次均高于同期全国(2009—2020年)/国家级(2021—2022年)全部参比机构的整体水平。中部地区省级卫生机构在9次比对中优秀率相较另两个地区更高。 结论 随着比对标准不断提高，各地区省级卫生机构保持着稳定较强的检测能力。全国个人剂量检测能力比对有效地提升了省级卫生机构的检测能力和质量控制水平，多家机构将能力比对列为常态化工作。

目的 通过实验探究人工金刚石探测器用于Flash照射剂量测量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CIVIDEC™ B1HV金刚石探头，设计了基于预积分方法的大动态范围电流测量电路，研制了一款实时输出脉冲电流的金刚石探测器样机，分别在电子束和X射线超高剂量率照射下测试其剂量和剂量率响应，并使用医用加速器对该金刚石探测器进行剂量标定。 结果 电子束0.08 ~ 0.50 Gy/pulse范围内探测器输出积分电荷与参考脉冲剂量呈现较好的线性相关(R2 ＝ 0.99)，在电子束超高平均剂量率(400 Gy/s)和常规平均剂量率(0.3 Gy/s)照射模式下，剂量线性响应较好(R2 ＝ 0.99)，在X射线超高平均剂量率(75.5 Gy/s)和常规平均剂量率(0.5 Gy/s)照射模式下探测器输出积分电荷和参考剂量达到严格线性相关(R2 ＝ 1)，获得电荷(电流)－剂量(率)实用转换系数0.751 7 μC/Gy和0.753 5 μA·Gy·s－1。 结论 该金刚石探测器在电子和X射线超高剂量率束流照射下均体现了较好的剂量线性响应，能够为Flash预临床实验提供较快速、准确的剂量监测，有潜力用于未来Flash放疗质量控制。

目的 探讨深度学习重建算法(DLIR)较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ASIR-V)算法在改善颅脑低剂量CT图像质量方面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接受颅脑CT检查的患者，对所有患者的低剂量CT采用4种不同算法重建：获得30%强度ASIR-V(ASIR-V－30%)图像、低强度DLIR(DLIR-L)图像、中等强度DLIR(DLIR-M)图像和高强度DLIR(DLIR-H)图像。在4组图像的表浅白质、表浅灰质、深部白质和深部灰质内选取感兴趣区并测量其CT值，计算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由3名神经影像医师按照Likert 5分量表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对4组图像的客观、主观评分进行分析，若总体存在差异，则进行组内两两比较。 结果 共纳入109例患者，男104例、女5例，年龄65~110岁，平均(89.16±9.53)岁。颅脑CT低剂量扫描的辐射剂量为(0.93±0.01)mSv，显著低于常规扫描(2.92±0.01)mSv(t ＝ 56.15，P < 0.05 )。颅脑低剂量CT的4组图像的SNR深部灰质 、SNR深部白质、SNR表浅灰质、SNR表浅白质、CNR深部灰白质、CNR表浅灰白质客观图像质量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 98.23、72.95、68.43、58.24、241.13、289.91, P < 0.05)，其中DLIR-H图像在深部灰质、深部白质、表浅灰质、表浅白质中噪声最低，与其他图像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167.43、275.46、182.32、361.54，P < 0.05)。DLIR-H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优于ASIR-V-30%、DLIR-L、DLIR-M，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 7.25、8.32、9.63，P < 0.05)。 结论 与ASIR-V相比，DLIR算法能够有效降低颅脑低剂量CT的图像噪声和伪影，并提高SNR和CNR，其中DLIR-H图像质量最佳。

目的 基于U-Net网络深度学习的方法，实现在放疗临床中低能锥形束CT(CBCT)图像转换成高能CBCT图像，以期提供双能CBCT成像图像基础且降低辐射剂量。 方法 利用放疗机载CBCT设备采集CIRS电子密度模体和CIRS头部体模在80和140 kV能量下的CBCT图像数据，数据集按10∶1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利用U-Net网络从低能量(80 kV)CBCT图像预测高能量(140 kV)下CBCT图像。采用平均绝对误差(MAE)、结构相似度指数(SSIM)、信噪比(SNR)和峰值信号噪声比(PSNR)4种度量指标，定量评价预测高能CBCT图像。 结果 预测高能图像与真实高能图像之间总体结构差异较小(SSIM：0.993 ±0.003)。预测高能图像噪声较低(SNR：15.33±4.06)，但组织间分辨力有损失。预测高能图像比真实高能图像平均CT值偏低，在低密度组织中差异较小(<10 HU，P > 0.05)，而在高密度组织中差异大(< 21 HU，t ＝ －7.92，P < 0.05)。 结论 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可以从低能CBCT图像获得结构相似度高的高能CBCT图像，预测高能图像具有应用于放疗临床双能CBCT成像技术中的潜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一旦发展成重型/危重型，肺部炎症因子风暴导致的呼吸衰竭就会成为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重型/危重型患者现有治疗方法疗效有限，低剂量放疗(LDRT)治疗重型/危重型COVID-19的临床应用在国外多个医学中心陆续开展，显示出良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其作用机制和最佳剂量尚未完全清楚。本文对LDRT治疗重型/危重型COVID-19的放射生物学机制、有效性、不良反应、治疗剂量等热点问题进行综述，以期更好地认识其临床获益和不良反应。

放疗是头颈部肿瘤患者常见的治疗方式。头颈部放疗常会导致口腔颌面部并发症，因该部位组织结构复杂，发病机制多样，现有的治疗方案和研究进展较为局限。本文重点对最常见的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唾液腺损伤及放射性龋齿进行系统总结，回顾了现有发病机制假说、治疗及研究进展，以期为深入研究相关病理机制和新的预防、治疗手段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