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42卷第08期

目的 利用BOPPPS模式，包括导入(bridge-in)、学习目标(outcome)、前测(pre-tes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ion)、后测(post-test)、总结(summary)，探讨肿瘤放疗从业人员线上学习放射生物学相关知识的效果。 方法 选取细胞存活曲线、细胞周期和放射敏感性为例，以多个大学附属医院放疗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前瞻随机对照研究。所有学员采用分类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BOPPPS组和对照组。BOPPPS组是将课程设计为网上课堂，分为课前准备、网络授课以及课后阶段3个环节。网络授课阶段包含视频观看、基础知识学习、文献探讨及分组讨论等多种形式。对照组即为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χ2检验比较两组一般情况的一致性，采用非参检验比较两组或者多组间成绩的差异。 结果 课前摸底测试为(58.56±0.99)分。课后BOPPPS组平均分为(85.48±0.85)分，对照组为(77.79±1.10)分，与对照组相比，BOPPPS组平均分升高7.69分(Z ＝ 5.31，P < 0.001)。BOPPPS组和对照组的平均答题时间分别为(296.62±15.40)和(386.41±21.27)s，BOPPPS组缩短了89.79 s(Z＝3.34, P＝0.001)。亚组分析发现，学员不论是否学过放射生物学课程，BOPPPS组的成绩均有显著性提高，且在未学过的学员中，成绩提升幅度更大。从不同岗位情况分析，发现BOPPPS组和对照组相比均有提高，特别是对于医师、副主任医师和技师成绩的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98、3.53、2.32，P<0.05)；不同学位之间成绩也有差异，本科和博士学员的成绩有显著提高(Z＝3.64、4.18，P< 0.001)。 结论 将BOPPPS教学模式灵活应用于放射生物学等枯燥的学科的线上教育中，对于提高放疗科医技人员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放射医学属于临床医学类专业，主要培养从事肿瘤放射治疗、核医学、放射性职业病诊疗、辐射防护、核与辐射事故医学应急的专业人才。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9所高校开展放射医学本科人才培养。本文结合我国放射医学人才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分析了放射医学的专业地位、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不足，提出通过成立放射医学人才培养的全国性组织来提升专业地位，树立"新医科"发展理念来顺应放射医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依托互联网技术来建设放射医学优质教学资源，并健全基层教学组织，从而适应未来放射医学发展的需要。

自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正式将医学技术列为一级学科以来，我国医学技术学科的分类、从业人员的数量和专业水平、医学技术专业的高等教育等都有了快速发展。本文就我国医学技术学科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探讨医学技术学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提出建议，以期推进医学技术学科建设和医学技术人员的培养，助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目的 探讨调强放疗联合动脉化疗栓塞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治疗肝细胞性肝癌合并静脉瘤栓患者的长期随访结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0月至2018年10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收治的63例肝细胞性肝癌合并静脉瘤栓且无远处转移患者，其中28例接受调强放疗联合动脉化疗栓塞及索拉非尼(A组)，35例接受调强放疗联合动脉化疗栓塞(B组)。采用倾向评分配比法，分析联合与不联合索拉非尼组的治疗疗效。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62个月。A组和B组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9.0和15.2个月(χ2＝3.15，P＝0.076)，A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10.7个月，高于B组的8.6个月(χ2＝3.99，P＝0.046)。经过倾向评分配比平衡组间差异后，A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30.6个月，明显高于B组的15.2个月(χ2＝5.34，P＝0.023)；A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12.5个月，仍然高于B组的8.3个月(χ2＝4.79，P＝0.026)。全组10例(15.9%)患者治疗中出现3级血液学毒性，7例(11.1%)患者出现3级肝功能异常。A组较B组的皮肤反应、手足综合征和腹泻发生率高，但均为1~2级不良反应。全组无4级不良反应，无放射诱发肝病及治疗相关死亡发生。 结论 长期随访结果显示，肝细胞性肝癌合并静脉瘤栓患者在调强放疗加动脉化疗栓塞的基础上联合TKI提高了疗效。

目的 回顾性分析早期(ⅠB~ⅡA期)宫颈癌术后淋巴结阳性患者调强放疗(IMRT)后的预后及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放疗科收治的292例早期宫颈癌术后存在高危因素和/或中危因素且行盆腹腔调强放疗±同步化疗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分为盆腔淋巴结阴性组239例、淋巴结阳性组53例，对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危险因素及两组患者的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早期宫颈癌术后淋巴结转移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示，病变≥4 cm、深间质侵犯、危险因素个数是盆腔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χ2＝7.11、9.05、90.08，P<0.05)；盆腔淋巴结阴性及阳性患者放疗后3、5年总生存(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5年无疾病生存(DFS)两组分别为87.6%、84.5%；72.5%、69.3%(χ2＝8.59，P＝0.003)。在失败模式上，淋巴结阳性组以远处转移为主，淋巴结阴性组以局部复发为主(χ2＝9.40，P<0.05)。对53例淋巴结阳性患者放疗后影响DFS的单因素分析，深间质侵犯明显影响患者的D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5，P<0.05)；多因素分析提示病变>4 cm、残端阳性和深间质侵犯显著影响DFS(χ2＝4.37、4.69、4.39，P<0.05)。 结论 早期宫颈癌术后病变大小、侵犯深度、危险因素个数是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盆腔淋巴结阳性患者放疗后DFS显著低于淋巴结阴性患者，淋巴结阳性患者的主要复发模式为远处转移，深间质侵犯是早期宫颈癌术后淋巴结阳性患者放疗后DFS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提出一种基于光学体表追踪系统AlignRT联合开放式面罩的头部肿瘤无标记线全疗程摆位流程，评估摆位时间和重复摆位次数，并对比分析AlignRT与锥形束CT(cone beam CT，CBCT)两者之间摆位误差的差异、相关性和一致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33例132分次开放式面罩固定头部肿瘤患者摆位误差数据，全疗程放疗使用AlignRT引导无标记线摆位并以治疗计划系统中自动生成的外轮廓(Body)结构作为参考体表，结束摆位后分别获取AlignRT与CBCT两种系统的左右(x轴)、升降(y轴)、进出(z轴)、床旋转(Rtn)、进出倾斜(Pitch)和左右转动(Roll)6维方向摆位误差，并记录摆位时间与重复摆位次数。分别采用Wilcoxon和Spearman法分析两种系统摆位误差的差异和相关性；应用Bland-Altman法评估两者一致性。 结果 6维方向CBCT摆位误差均满足临床要求(线性方向范围－0.30~0.30 cm，旋转方向范围－2.0°~2.0°)，摆位时间为(98±31)s，重复摆位次数占比1.51%(2/132)。两种系统摆位误差除x(Z＝－3.11，P＝0.002)、y(Z＝－7.40，P<0.001)和Pitch(Z＝－4.48，P<0.001)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摆位误差除z方向外，x(rs＝0.47，P<0.001)、y(rs＝0.29，P＝0.001)、Rtn(rs＝0.47，P<0.001)、Pitch(rs＝0.28，P＝0.001)和Roll(rs＝0.45，P<0.001)均呈正相关。6维方向摆位误差95%一致性界限(95%LoA)分别为－0.12~0.09 cm、－0.07~0.17 cm、－0.19~0.20 cm、－1.0°~0.9°、－1.0°~1.5°和－0.9°~1.0°，95%一致性界限的95%可信区间(95%CI)分别为－0.14~0.11 cm、－0.09~0.19 cm、－0.23~0.23 cm、－1.2°~1.1°、－1.2°~1.7°和－1.0°~1.1°，均位于临床摆位误差容许范围之内。6维方向摆位误差差值3.41%(27/792<5%)在95% LoA之外。在95% LoA范围内，差值绝对值的最大值分别为0.12、0.16、0.19 cm、0.9°、1.5°和1.0°。 结论 基于AlignRT联合开放式面罩的头部肿瘤无标记线全疗程摆位流程，使AlignRT与CBCT摆位误差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一致性，摆位效率尚可，可应用于首次治疗，并实现治疗中实时监测提高安全性，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ArcherQA三维剂量独立验证系统在鼻咽癌调强放疗计划验证中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选取Eclipse治疗计划系统(TPS)制定的105例鼻咽癌患者调强放疗计划，分别利用ArcherQA与Portal dosimetry(PD)验证系统进行剂量验证。比较ArcherQA与PD的γ通过率(3 mm/3%，TH＝10%)，以及ArcherQA与TPS在靶区剂量(Dmean、D90%)与危及器官剂量(Dmean)上的差异，并分析ArcherQA结果中各危及器官的三维γ通过率情况。 结果 ArcherQA计算得到的平均三维γ通过率为(99.04±1.01)%，PD测量结果的平均二维γ通过率为(99.49±0.78)%，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3.35，P<0.05)。ArcherQA与TPS在靶区的剂量学差异为：GTV：Dmean(0.57±0.48)%，D90%(0.65±0.56)%；平均γ通过率：GTV(97.67±3.43)%，GTVnd-L(97.80±4.35)%，GTVnd-R(97.82±4.07)%，CTV1(97.88±2.44)%，CTV2(96.64±4.32)%；各靶区平均剂量差异为CTV1(0.57±0.46)%，GTVnd-L(0.85±0.55)%，GTVnd-R(0.73±0.55)%，CTV2(0.88±0.52)%；ArcherQA结果中各危及器官的平均γ通过率为脑干(99.93±0.22)%，视交叉(99.17±2.82)%，眼晶状体(100±0)%，脊髓(99.56±1.05)%，甲状腺(99.00±2.06)%，气管(87.86±10.42)%。各危及器官平均剂量，除左侧视神经、右侧海马、右侧腮腺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14.62~4.82，P<0.05)。 结论 ArcherQA基于高性能图形处理器平台，采用高精度蒙特卡罗算法，可根据患者CT图像快速并准确地计算出体内的三维剂量分布和γ通过率，并给出各感兴趣区域的剂量-体积直方图(DVH)指标参数比较，可用于鼻咽癌调强放疗计划验证，不占用加速器机时，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目的 介绍国产首台质子治疗装置配套治疗计划系统(未取得注册证的Raystation10B科研版)建模与初步剂量验证的方法与结果。并通过剂量验证结果分析验证建模精度。 方法 治疗计划系统(TPS)建模方法主要包括积分深度剂量(integrated depth dose，IDD)曲线的采集与建模、空气中束斑采集与建模、通过扫描点距为2.5 mm、照射野为10 cm × 10 cm的方野来进行绝对剂量标定建模。本研究通过测量3种不同复杂程度案例的剂量分布并与TPS的剂量分布对比，验证和分析建模精度并给出机器束流参数的要求和调试建议。 结果 TPS模型拟合的低能区IDD曲线峰值比实际测量值偏低，中高能区拟合的较好。所有能区射程都拟合准确。3种不同复杂程度案例实际测量与治疗计划靶区平均剂量偏差都在±5%(国家型式检测标准)以内，高剂量梯度区域位置偏差(DTA)都<3 mm。 结论 该治疗计划系统的建模精度总体上满足测量验证的要求。但由于TPS模型中蒙特卡罗模拟的IDD分辨率低且低能区布拉格峰非常尖锐，低能区IDD建模拟合精度不足。

目的 基于三维(3D)U-net深度学习模型，建立预测CT引导下宫颈癌近距离治疗计划的3D空间剂量分布。 方法 2021年4－9月收集114例宫颈癌患者三维近距离放疗计划(处方剂量6 Gy)组成数据集，按84∶11∶19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利用3D U-net模型进行500次(epoch)训练，分别评估测试集病例体素级的平均剂量偏差(MDD)与绝对剂量偏差(MADD)、等剂量面包围体积的戴斯系数(DSC)、处方剂量适形度指数(CI)、高危临床靶区(HRCTV)的D90和平均剂量Dmean、膀胱、直肠、小肠、结肠的D1 cm3与D2 cm3剂量学参数。 结果 测试集中19例患者的3D剂量矩阵MDD与MADD分别为－0.01±0.03和(0.04±0.01)Gy。50%到150%处方剂量的DSC在0.89到0.94之间，处方剂量CI为0.70±0.04。HRCTV的D90的平均偏差为2.22%，Dmean的偏差为－4.30%。膀胱、直肠、小肠、结肠的D1 cm3与D2 cm3最大偏差分别为2.46%和2.58%。模型预测平均耗时2.5 s。 结论 本研究实现了一种基于3D U-net的预测宫颈癌3D剂量分布的深度学习模型，为宫颈癌近距离治疗自动化设计奠定基础。

目的 计算不同甲状腺－颈部刻度模体和测量位置对便携式γ谱仪的全能峰探测效率影响，为更加准确开展人体甲状腺内131I活度现场测量提供指导。 方法 在对4种典型的甲状腺－颈部模体和用于甲状腺内131I活度测量的便携式3英寸NaI(TI) γ谱仪进行建模的基础上，结合可能的现场测量情景，利用蒙特卡罗方法模拟计算便携式NaI(TI) γ谱仪在不同测量距离、不同甲状腺深度、不同甲状腺体积等条件下的全能峰(364.5 keV)探测效率。 结果 NaI(TI) γ谱仪的探测效率随探测器与颈部表面距离增加而显著递减，紧贴颈部表面的探测效率约为距颈部表面15 cm的15倍；探测效率随甲状腺深度增加而明显降低，在颈部表面测量时，深度为2 mm的探测效率约为30 mm的3.6倍；探测效率随甲状腺体积增大而减小，在颈部表面测量时，体积为1 ml的探测效率是30 ml的1.71倍；探测效率随探测器中心偏移而降低，尤其是在颈部表面测量时，中心偏离2 cm会导致探测效率下降约15%。 结论 利用便携式NaI(TI) γ谱仪开展人体甲状腺内131I活度准确测量，不仅需要掌握探测效率刻度时的测量距离，还需了解所用刻度模体内的甲状腺深度与体积。

目的 调查山东省16地市级疾控机构的放射卫生能力现状，分析存在的短板和弱项，为地市一级疾控机构的放射卫生能力建设提供相关参考。 方法 对16地市疾控机构放射卫生科室情况、放射卫生工作人员情况、仪器设备配备情况、能力建设及科研等方面进行调查，对获得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山东省16地市疾控机构中，从事放射卫生专业相关人数共70人，3个地市设置了独立的放射卫生科室；独立科室相对于非独立科室，在X射线诊断专用性能检测设备、医用电子加速器性能检测设备的配备以及现场质控检测性工作业务能力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04、0.01、0.04，P<0.05)；沿海城市相对于内陆城市，在核和辐射事故卫生应急工作业务能力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02，P<0.05)。 结论 独立科室相对于非独立科室，更有利于政府职能性任务的开展；16地市疾控机构在人力资源、设备配备、食品放射性检测、核和辐射事故卫生应急等方面存在着短板和弱项，能力建设亟需进一步提高。

目的 依据国内外标准和指南评估低能X射线术中放射治疗室的屏蔽需求，测量屏蔽材料的透射系数、关注位置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以及防护装置的应用效果，为此类设备屏蔽方案的设计和防护装置的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分别依据我国GBZ 121标准、英国医学物理与工程研究所(IPEM)75号报告和美国国家辐射防护与测量委员会(NCRP)151号报告计算INTRABEAM术中放射治疗室所需的屏蔽厚度。实际测量固体水板、屏蔽贴片和防辐射围裙对于此设备产生低能X射线的透射系数，对模拟治疗条件下关注位置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测量并评估辐射防护屏的应用效果。 结果 依据不同标准和指南计算得到治疗室全部关注点处所需铅屏蔽厚度均<0.6 mm，差异为亚毫米水平。此设备产生的低能X射线在屏蔽物质中衰减明显，0.05 mm铅当量屏蔽贴片和0.25 mm铅当量防辐射围裙的透射系数为0.068和0.003 8。使用球形施用器在空气中进行照射时，距离射线源1和2 m处测得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10.7和2.6 mSv/h。将施用器置于小水箱中后，相应的周围剂量当量率降为3.8和0.9 μSv/h，防护屏的使用可以使2 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降为本底水平。 结论 低能X射线术中放射治疗设施的屏蔽需求较低，设备产生的射线有效能量低，但在邻近未屏蔽辐射源位置的剂量率较高，应优化设计治疗室屏蔽方案并合理使用防护装置。

目的 研究室内环境中氡平衡因子数值水平和变化范围。 方法 在南宁市某室内工作场所中，开展了为期1年的氡浓度和平衡当量氡浓度同地点同时连续测量，氡气体和氡子体有效数据获取率分别为99.9%和86.7%。 结果 测量结果表明，该室内环境中，氡年平均活度浓度和平衡当量氡浓度分别为(50.9±20.7)和(15.5±10.1)Bq/m3，二者均观测到了一致的日变化和季节性变化规律；平衡因子年均值为0.30±0.12，没有观测到日变化规律，但发现平衡因子月均值的年分布同氡浓度及氡子体浓度分布趋势类似，最高值和最低值出现在11月和6月，分别为0.47±0.24和0.19±0.06。 结论 平衡因子月均值的波动，推测是不同季节室内通风状态不同导致。该结果提示，基于氡气体浓度估算氡暴露年有效剂量时，平衡因子取值有可能带来较大的不确定度，应该谨慎。

目的 调查某核电厂大修换料期间一回路相关系统的放射性核素资料。 方法 采用中低辐射场高纯锗(HPGe)就地γ源项测量系统、强辐射场碲锌镉(CZT)就地γ源项测量系统和便携式辐射监测仪Radiagem-2000测量主管道系统、一回路冷却剂净化系统、容积和硼控系统、余热导出系统、含硼水系统管道内壁沉积的放射性核素。 结果 由放射性核素调查结果可知，该核电厂一回路相关系统的放射性核素主要有58Co、60Co、95Nb、95Zr、51Cr、124Sb、54Mn、110Ag*、59Fe,沉积量较多的放射性核素为60Co、58Co、124Sb、95Zr，其中60Co在安全阀下方粗管内的沉积量最大为21 200 Bq/cm2, 58Co在主管道满水状态下热段管道内的沉积量最大为8 480 Bq/cm2，124Sb在一回路净化系统过滤器前管道内、化容下泄管道内的沉积量最大分别为4 910、4 680 Bq/cm2，95Zr在主管道满水状态下热段管道内的沉积量最大为2 500 Bq/cm2，同时发现净化系统过滤器后、含硼水泵上游管道内沉积的放射性核素明显少于其它系统。 结论 该核电厂一回路相关系统内放射性核素的种类基本是一致的，但是放射性核素沉积的量却存在较大差异，应重视通过净化系统过滤器去除一回路放射性核素。

目的 对比分析乳腺数字体层摄影及全数字乳腺摄影(DBT/FFDM)模式平均腺体剂量(AGD)与乳房密度、压迫厚度的关系，探讨不同类型(厚度和密度)乳房在具体情况下摄影方式的优化选择与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229例乳房Combo(DBT+FFDM)临床资料，分别收集记录双乳正位(CC)及内外斜位(MLO)压迫厚度、AGD、kVp和乳房量化密度(Q_abd)类型，分析DBT/FFDM模式下压迫厚度、密度与AGD之间的关系。 结果 DBT/FFDM模式AGD与压迫厚度(CC位：r＝0.55、0.53，P<0.001；MLO位：r＝0.62、0.48，P<0.001)、乳房密度(CC位：r＝0.36、0.39，P<0.001；MLO位：r＝0.16、0.30，P<0.001)正相关；DBT模式AGD组间差异小，FFDM模式AGD组间差异大(厚度分组CC位：F＝35.29、31.32，P<0.005; MLO位：F＝44.83、27.02，P<0.005；Q_abd分类CC位：F＝18.68、19.76，P<0.005；MLO位：F＝4.58、10.52，P<0.005)；Q_abd分类高的乳房平均压迫厚度较低(CC位：F＝16.28，P<0.005；MLO位：F＝17.81，P<0.005)；同时考虑压迫厚度与乳房密度交互作用影响，仅在MLO位DM模式对AGD有交互作用(F＝3.16，P＝0.005)。 结论 DBT/FFDM两种模式剂量累积可能增加辐射风险；乳腺摄影优先采用单视图CC/MLO-DBT或CC/MLO-(DBT+FFDM)+单视图MLO/CC-FFDM模式，在减低辐射剂量风险方面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