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41卷第12期

目的 研究131I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体内放射性活度及外部剂量水平的变化规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估算400 MBq患者剂量当量率的修正因子。 方法 研究对象为43例甲状腺全切术后，首次行131I"清甲"治疗的DTC患者，服药量为1 850~3 700 MBq，平均服药量(2 405±777)MBq。分别于口服131I后2、6、20、22、24、27、30、44、46、48、54、68及72 h，测定患者的体内剩余放射性活度以及患者前部0.3、1及3 m处的剂量当量率。 结果 患者服131I后的体内剩余放射性活度随时间变化函数为A＝A0 (1.033 16e-0.062 4t+0.017 17)。可估算出"清甲"治疗的DTC患者有效半减期为12.19 h，体内放射性活度降至400 MBq仅需26.4~38.9 h。患者服用131I后距其0.3、1及3 m的标准化剂量当量率随时间变化函数分别为：H·0.3＝127.220 7e-0.054 8t+3.765 71、H·1＝30.225 8e-0.064 4t+0.824 67、H·3＝4.161 9e-0.061 5t+0.167 97。患者服131I后体内剩余放射性活度与1 m处剂量当量率呈正相关(r＝0.982，P<0.05)，函数为H·1＝0.025A+1.245。DTC患者体内剩余活度分别为1 000、700和400 MBq时，距患者1 m处对应的剂量当量率分为26.2、18.7和11.2 μSv/h。估算活度为400 MBq的患者0.3、1及3 m处剂量当量率的修正因子分别为0.25、0.49及0.70。 结论 服用131I活度在3 700 MBq以下的DTC患者仅需住院2日便可达到出院标准。当DTC患者体内活度降至400 MBq时，其1 m处的剂量当量率远小于25 μSv/h。单纯利用点源公式估算患者周围剂量当量率会造成高估的情况，因此对于公式估算患者周围辐射水平时使用的修正因子还需进一步研究，使模型估算结果更贴合实际情况。

目的 探索接触131I放射性核素放射工作人员内照射剂量估算方法。 方法 选择某131I放射性药物生产企业和某开展131I甲亢和甲状腺癌治疗的医院核医学科放射工作人员，使用便携式高纯锗(HPGe)γ谱仪，以7 d为周期，连续4次测量甲状腺部位131I活度，结合人员接触131I的轮岗方式，估算内照射剂量。 结果 以监测月份为典型月份估算人员内照射剂量时，调查企业从事131I放射性药物分装的生产人员年待积有效剂量为0.09~1.93 mSv，调查医院核医学科工作人员内照射年待积有效剂量为0.06~0.58 mSv。对监测结果进行校正和结合轮岗方式后估算的工作人员内照射年待积有效剂量，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人员和核医学科工作人员分别为0.06~1.22 mSv和0.03~0.16 mSv。 结论 在进行接触131I放射性核素工作人员内照射剂量估算时，仅以单次测量的结果估算全年受照剂量会带来较大的误差。在连续监测时，应根据前续监测周期的结果对后续监测周期结果进行校正。为准确估算人员内照射剂量，应充分考虑工作人员接触131I的方式、接触的时间、接触的频率、内污染的途径等因素。对于接触131I内照射剂量可能>1 mSv/年的工作人员，以14 d作为常规监测周期较为适宜。

目的 了解碘治疗工作场所空气中131I气溶胶的活度浓度，估算核医学科医务人员吸入131I所致内照射剂量。 方法 使用CF-1001BRL型便携式大容量空气采样器，采用碘盒收集山东省6家医院核医学科碘治疗工作场所空气中的131I气溶胶，利用HPGe-γ能谱仪对样品进行测量，得到6家医院碘治疗工作场所中131I的活度浓度值，并估算医务人员的内照射剂量。 结果 6家医院碘治疗工作场所空气中131I的活度浓度范围为3.64~2.94×103Bq/m3，控制区(病房、患者通道、分装间、远程操作给药室)131I的浓度水平明显高于监督区，监督区131I的浓度最高的是医护通道，为2.62×102Bq/m3。核医学科医务人员两种职业待积有效剂量估算值为0.07~5.68 mSv，均未超过国家规定限值。 结论 医院核医学科碘治疗工作场所仍存在不可忽视的131I气溶胶污染现象，应面向全国各地区核医学科开展内照射监测，探索更加合理的防护标准和方法。

目的 通过调查分析1例由于介入治疗意外照射致背部大面积放射性损伤的病例，探讨该事件发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提供建议。 方法 询问受照患者详细病史，收集分析患者临床诊疗资料，追踪观察患者临床表现和体征。采集患者外周血估算生物剂量，现场采集介入治疗医院照射设备数据等。 结果 患者全身生物剂量估算为0.95 Gy。测得介入设备减影模式和透视模式下透视受检者入射体表空气比释动能率典型值分别为373.5和47.8 mGy/min。该介入医生习惯长时间曝光操作，其年有效剂量为20.51 mSv，高于同科室其他工作量相近的介入医生(3.09 mSv)。患者全身及局部临床表现均符合放射损伤，辗转多家医院未予明确诊断，局部损伤治疗效果不明显。 结论 结合生物剂量估算结果及临床表现，该病例被诊断为放射性皮肤损伤Ⅳ度。放射性损伤与是否按规范操作及X射线机输出剂量等因素密切相关，非专科医院在辐射损伤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有待加强。

目的 对疑似因介入治疗致背部大面积皮肤损伤的患者进行生物剂量估算与重建。 方法 术后约7个月(2020年7月22日)，采集患者外周血进行染色体畸变分析并用不同方法构建的剂量曲线估算剂量，用剂量估算的修正系数、Dolphin′s模型和Qdr方法重建患者术后短期内的受照剂量。 结果 基于dic半自动与dic+r人工分析及4条剂量曲线估算患者的全身平均吸收剂量为0.68~0.95 Gy，泊松分布检验结果显示u值均>1.96，患者受到局部不均匀照射，且半自动分析可明显提高剂量估算的效率。3种重建剂量方法修正后估算患者术后短期内的全身平均吸收剂量为1.80~2.86 Gy。估算的生物剂量与该患者存在放射损伤和临床诊断为局部放射性皮肤损伤Ⅳ度的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通过染色体畸变分析和生物剂量估算，确诊了1例因介入治疗致背部大面积放射性皮肤损伤的患者，非稳定性染色体畸变分析对局部不均匀照射受照者回顾性生物剂量的估算与重建有可行性。

目的 研究电离辐射对小鼠骨髓细胞中环状RNA(circular RNA，circRNA)的N6-甲基腺嘌呤(N6-methyladenine，m6A)修饰谱的影响，为揭示RNA表观遗传修饰与放射性造血系统损伤之间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将24只C57BL/6 J小鼠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健康对照组和照射组，每组12只。照射组用4 Gy 137Cs γ射线对小鼠进行全身照射。照后将两组小鼠脱颈处死，收集股骨中的骨髓细胞。提取总RNA，通过m6A RNA免疫沉淀-高通量测序(MeRIP-Seq)技术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探究小鼠受照后骨髓细胞中circRNA m6A修饰谱的变化。运用MeRIP-qPCR实验对变化显著的m6A修饰位点进行验证。 结果 健康对照组和照射组中各鉴定出325和455个(其中两组共有178个，健康对照组特有147个，照射组特有277个)circRNA的m6A修饰位点。健康对照组和照射组中各鉴定出1 275和1 017个(其中两组共有767个，健康对照组特有508个，照射组特有250个)发生m6A修饰circRNA的来源基因。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照射组中有414个m6A位点的富集倍数显著上调，178个m6A位点的富集倍数显著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10 -10；倍数筛选阈值> 5)。基因本体论(GO)分析显示，电离辐射后小鼠骨髓细胞中m6A修饰水平显著改变的circRNA来源基因涉及染色质相关调控、纤毛转换纤维和多聚(A)特异性核糖核酸酶活性等多种功能。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数据库(KEGG)分析显示，电离辐射后小鼠骨髓细胞中m6A修饰水平显著改变的circRNA来源基因涉及血小板激活、Fc γ R-介导的吞噬作用和B细胞受体信号通路等多种通路。 结论 电离辐射可引起小鼠骨髓细胞中circRNA的m6A修饰谱的迅速改变，差异甲基化的circRNA的来源基因涉及多种造血系统放射生物学相关的功能通路。该研究为从表观遗传水平揭示造血系统辐射损伤的分子机制奠定基础。

目的 探索褪黑素对中波紫外线(UVB)引起人永生化表皮角质形成(HaCaT)细胞黑色素合成的影响及机制，为褪黑素的皮肤保护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80 mJ/cm2 UVB照射10-5 mol/L褪黑素预处理的HaCaT细胞，照后48和72 h，利用NaOH法检测细胞黑色素水平。照后72 h，利用β-半乳糖苷酶染色试剂盒检测早衰阳性细胞并分析其比例，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衰老相关蛋白p53和酪氨酸酶(TYR)的表达变化。80 mJ/cm2 UVB照射分别经毛细血管扩张性共济失调突变激酶/毛细血管扩张性共济失调Rad3相关激酶(ATM/ATR)抑制剂、p53抑制剂和褪黑素预处理的HaCaT细胞，照后72 h检测细胞早衰阳性比例和黑色素水平变化。 结果 褪黑素抑制UVB诱导的黑色素水平增加(t＝56.65、13.39, P<0.05)，同时抑制UVB诱导的TYR表达增加(t＝16.46, P<0.05)；并可缓解UVB诱导的HaCaT细胞早衰(t＝6.37, P<0.05),抑制UVB诱导的p53表达增加(t＝19.08, P<0.05)；ATM/ATR抑制剂、p53抑制剂和褪黑素预处理均可抑制UVB诱导的HaCaT细胞黑色素水平升高(t＝13.88、7.86、8.96, P<0.05)。 结论 褪黑素通过调控p53介导的细胞早衰，抑制UVB诱导的HaCaT细胞黑色素水平增加。

目的 采用双光子激发荧光(TPEF)成像技术，无创、活体评估X射线引起大鼠皮肤放射性损伤发展和修复过程。 方法 24只SD大鼠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4组，健康对照组、25 Gy组、35 Gy组和45 Gy组，每组6只。照射后不同时间评估皮肤损伤程度，通过TPEF成像技术在体检测表皮细胞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 [NAD(P)H]和真皮胶原纤维荧光信号的病理改变。 结果 第10天，各辐射组大鼠出现红斑和脱皮；第15~20天，随着辐射剂量地增加，辐射组出现递进性的渗出、水肿和溃疡；第25天，25 Gy组开始修复，其他组仍有渗出和溃疡。第10天，25、35和45 Gy组表皮细胞NAD(P)H荧光信号减少，乳头层和网状层荧光信号值减少，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145、28.303、26.989、6.654、7.510、7.997，P<0.05)；第30天，25 Gy组表皮细胞NAD(P)H和真皮胶原纤维开始修复，颗粒层、棘层和基底层细胞出现荧光信号，35、45 Gy组未出现NAD(P)H荧光信号；25 Gy组乳头层和网状层荧光信号均逐渐增高，但仍低于健康对照组(t＝115.133、17.431，P<0.05)，而45 Gy组未出现荧光信号。 结论 TPEF技术可以无创、活体检测X射线照射后表皮细胞和真皮胶原纤维信号损伤和修复的病理变化。

目的 探讨血氧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OLD-fMRI)联合调强放疗(IMRT)技术对单侧额、颞叶脑胶质术后放疗患者的语言功能区保护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27例单侧额、颞叶脑胶质瘤术后放疗患者，放疗前行定位CT及BOLD-fMRI检查，在定位CT及3D T1融合图上勾画出语言功能区。运用IMRT技术制定常规放疗计划和语言功能区保护性放疗计划，比较分析两种计划PTV的最大辐射剂量(Dmax)、平均辐射剂量(Dmean)、靶区适形度(CI)、剂量均匀性(HI)以确保保护性放疗计划达到放疗标准，再比较分析语言功能区所受的Dmax、Dmean，分析保护性放疗计划语言功能区的Dmax、Dmean的变化。 结果 常规放疗计划和保护性放疗计划PTV的CI、HI、Dmax及D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常规放疗计划相比，保护性放疗计划中患者的Wernicke区和Broca区(健侧及患侧)的Dmax、Dmean有所降低，其中健侧降低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73~12.707，P<0.05)。 结论 BOLD-fMRI联合IMRT技术既能保证脑胶质瘤术后放疗患者的靶区治疗剂量又能降低语言功能区的辐射剂量。汉语朗读任务及段落理解任务作为脑肿瘤术后患者语言功能区的刺激模式，任务简单，效果确切。

目的 研究制源厚度及效率校准对水中总α放射性测量结果的影响。 方法 分别采用241Am和天然铀标准溶液加入水样制备样品源、241Am标准物质粉末直接铺样制备标准源，研究质量厚度与探测效率的关系、质量厚度对样品源净计数率的影响、有效厚度的测定以及有效厚度法和厚源法对同一水样测量结果的影响。 结果 在水样中分别加入241Am和天然铀标准溶液测得水样的有效厚度均与经验值4 mg/cm2基本一致；水样的α计数率在质量厚度为2A~5A mg/cm2时近似处于线性增长趋势，>10A mg/cm2时计数率基本平稳不再增加(A为样品盘面积，cm2)；分别采用有效厚度法和厚源法测量同一水样的总α放射性，铺样在质量厚度为10A mg/cm2时，两种方法的结果最一致。 结论 在分析水样总α放射性时，为减少因样品源质量厚度不同引起的总α计数率偏差、因标准源质量厚度不同所致的探测效率偏差，铺样厚度均选择为10A mg/cm2较为合理。

目的 掌握南京市放射诊断机构、设备基本情况和X射线诊断频度现状，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合理调配医疗卫生资源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普查的方法，卫生行政部门以文件形式下发工作方案，放射诊疗机构在"江苏省放射卫生信息管理平台"填报相关调查表，再将汇总后的X射线诊断人次数除以2019年底南京市常住人口数，获得南京市X射线诊断频度。 结果 南京市拥有各级放射诊断机构347家，其中三级医院27家，二级医院52家，一级医院159家，未定级医院109家，放射工作人员3 270人，各类型X射线诊断设备1 285台，其中69.23%设备和44.57%的放射工作人员集中在三级医院；全市各类X射线诊断设备中，X射线摄影(DR)机数量最多(37.59%)，其次为牙科机(20.70%)；全市X射线诊断总数8 563 487人次，其中常规X射线诊断占55.28%，计算机体层成像(CT)诊断占35.98%；南京市X射线诊断频度1 007.47人次/千人口，其中常规X射线诊断频度556.90人次/千人口，CT诊断频度362.46人次/千人口，其他诊断频度80.03人次/千人口，介入治疗频度8.08人次/千人口；X射线诊断检查主要集中在三级医院(62.23%)，城区高于郊区。 结论 初步掌握了南京市放射诊断机构基本情况和X射线诊断频度现状，一级及未定级医院在放射工作人员配置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城区医疗资源优于郊区，卫生行政部门需加强宏观调控，以保障患者及受检者健康安全，减少公众集体剂量负担。

目的 研究腹盆腔肿瘤患者125I粒子植入术后周围环境的受照剂量率及有效剂量，为不同人群的安全防护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袖珍辐射仪，监测42例腹盆腔肿瘤患者125I粒子植入术后24 h内，距离植入部位各方向不同距离的受照剂量率，比较不同方向不同距离的剂量率差异。对植入粒子的总活度与测量的剂量率及植入深度与标准活度下剂量率进行曲线拟合并得出关系方程。根据公式计算不同人群、不同距离受照射的剂量率与警戒时间的关系。 结果 距垂直粒子植入部位30、50、100 cm的受照剂量率分别为(6.92±2.87)、(4.10±1.62)和(1.30±0.48)μSv/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3.71，P<0.05)。患者左、右侧面30、50、100 cm受照剂量率分别为(0.378±0.156)和(0.384±0.153)μSv/h、(0.170±0.089)和(0.176±0.086)μSv/h、(0.039±0.014)和(0.043±0.017)μSv/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76.19、76.33，P<0.05)。垂直粒子植入部位的受照剂量率与植入粒子总活度及标准活度下剂量率与植入深度呈线性关系。患者对同住成年人无警戒时间，同床成年人、接触同事、同住未成年人及孕妇的警戒时间与剂量率的关系公式分别为：t(d)＝-106.616 +83.779lnD(t)、t(d)＝26.556+85.933lnD(t)、t(d)＝3.088 +85.017lnD(t)。 结论 125I粒子植入术后患者，监测其周边环境的辐射剂量在辐射安全范围内；且随着植入粒子总活度的减小及植入深度的增大剂量率减小；同时根据术后测得的剂量率或植入粒子的总活度、植入粒子的深度计算不同人群的警戒时间，进行个体化防护。

目的 获得神经介入手术中患者峰值皮肤剂量数据(PSD)，评估患者确定性效应发生风险。 方法 使用Gafchromic XR RV3胶片采集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介入手术患者的峰值皮肤剂量，主要研究血管栓塞术、血管成形术、血管造影术等3种常见的神经介入手术。使用Epson Expression 10000XL扫描仪扫描胶片，利用ImageJ和Film QA Pro™2014软件测量和分析胶片。 结果 共采集49例神经介入手术患者的峰值皮肤剂量数据，包括血管栓塞术23例、血管成形术14例、血管造影术12例。PSD≥2 Gy患者20例，其中血管栓塞术15例，血管成形术5例。血管造影术患者的PSD均<2 Gy。部分神经介入手术患者的峰值皮肤剂量超过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118号报告中的确定性效应剂量阈值。 结论 神经介入手术存在发生确定性效应的风险，建议针对风险较高的患者进行随访观察，及时了解其辐射损伤情况和后续诊治。

目的 探讨CT扫描中表浅器官剂量测量值和图像噪声的不确定性。 方法 使用GE Revolution CT对离体头颅标本分别行逐层和螺旋两种模式20次重复扫描。取GE Revolution CT和Philips Brilliance iCT准直宽度80 mm，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CT准直宽度40 mm，螺距均为1，对胸部模体进行45次重复扫描。以上扫描中各序列均保持容积CT剂量指数(volume CT dose index，CTDIvol)不变。用剂量计测量头颅标本右眼晶状体位置和胸部模体右乳腺中心位置剂量，剂量计传感器位置保持不变。重组传感器中心所在层面的5 mm层厚肺/软组织算法横断面图像，测量空气区CT值的标准偏差(图像噪声)。分别计算扫描3、5、10、20、30、45次剂量测量值及CT值标准偏差的平均值(Av)、标准差(SD)、变异系数(CV)和相对极差(RR)。采用Pearson和Spearman相关分析评估CT值标准偏差与剂量测量值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头颅标本逐层扫描时剂量测量值几乎不变，螺旋扫描时测量值变化较大，20次测量RR达到10.67%。3台CT扫描仪重复扫描45次的剂量测量值RR分别达到43.83%、25.31%、14.32%。肺/软组织算法图像空气区CT值标准偏差变化幅度亦较大，但差异与剂量测量值不完全相关。 结论 逐层扫描模式时，表浅器官剂量测量值稳定。螺旋扫描时，表浅器官剂量测量值和图像噪声均有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