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 第39卷第11期

目的 筛选电离辐射诱导的长链非编码RNA LOC102606465靶基因，探索其潜在生物学功能。 方法 基因芯片检测LOC102606465下游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qRT-PCR对部分DEGs进行验证。对DEGs进行GO和KEGG功能富集分析，构建PPI蛋白互作网络，以筛选显著模块及关键枢纽基因。 结果 siRNA-447和siRNA-541的LOC102606465表达量显著低于siRNA-NC，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9.095、13.751，P<0.01)。siRNA-447，siRNA-541共同变化的DEGs有374个(112个上调，262个下调)。qRT-PCR验证发现DEGs表达变化趋势与基因芯片结果一致。GO富集分析发现，下调DEGs显著富集于"氧化还原酶活性作用集群"(分子功能)，"基底层"(细胞组分)，"铵离子代谢过程"(生物过程)；上调DEGs显著富集于"蛋白磷酸酶抑制剂活性"(分子功能)，"SNARE复合体"(细胞组分)，"纤维蛋白溶解负调节"(生物过程)。KEGG分析发现，DEGs显著富集在外源物质细胞色素P450代谢通路，背腹轴形成信号通路，溶酶体信号通路，甘油酯代谢通路和P53信号通路。基于STRING数据库构建蛋白互作网络(包括194个节点与268个边缘)，筛选出1个显著功能模块和5个关键枢纽基因ACTRT3、CDKN1A、DPYD、TMP4、PRKACB。 结论 LOC102606465可能是调节电离辐射敏感性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其表达下调在细胞响应辐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有望成为调节辐射敏感性的重要靶标。

目的 观察宫颈癌患者调强放疗＋后装治疗±化疗的不良反应和疗效，分析其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江阴临床学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422例接受调强放疗＋后装治疗±化疗的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和随访结果，其中同期放化疗353例，单纯放疗69例。Kaplan-Meier法计算总生存(OS)率，Logrank法行预后单因素分析和Cox法行预后多因素分析。 结果 同期放化疗与单纯放疗完全缓解(CR)率分别为77.6%和65.2%，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12，P<0.05)。全组患者1、3和5年OS率分别为93.4%、79.4%和65.0%。年龄、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2009分期、淋巴结转移状况、病理类型、放疗同期的化疗情况、近期疗效和序贯化疗情况是影响预后的因素(χ2＝6.375～613.123，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FIGO分期、淋巴结转移状况、病理类型、放疗同期的化疗情况和近期疗效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χ2＝3.930～42.994，P<0.05)。盆腔淋巴结阳性患者行或未行预防性腹主动脉旁淋巴结(PALN)引流区放疗后PALN转移率分别为6.1%和16.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预防性PALN引流区放疗患者的OS高于未行预防性放疗患者(χ2＝3.953，P<0.05)。 结论 宫颈癌患者采用调强放疗＋后装治疗±化疗的治疗模式可取得较好的长期生存。盆腔淋巴结转移患者行预防性PALN引流区放疗有助于改善OS。FIGO分期、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状况、是否同期放化疗以及近期疗效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目的 比较时辰化疗与常规化疗联合调强放疗在局部进展期鼻咽癌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免疫功能、近期疗效。 方法 选取2015年7月至2017年4月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初治局部进展期鼻咽癌患者159例，采用简单随机分组法，前瞻性将159例初治局部进展期鼻咽癌患者随机分为时辰化疗组与常规化疗组，前者采用时辰化疗模式给药，后者采用常规模式给药，两组均采用调强放射治疗，评价近期疗效及观察不良反应。 结果 时辰化疗组与常规化疗组近期疗效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进展(P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有效率(CR＋P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时辰化疗组的白细胞减少(Z＝－2.222，P<0.05)、中性粒细胞减少(Z＝－1.999，P<0.05)、呕吐(Z＝－2.298，P<0.05)、口腔黏膜炎(Z＝－3.571，P<0.05)发生率低于常规化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辰化疗组CD16＋56＋淋巴细胞计数高于常规化疗组(Z＝－2.332，P<0.05)。 结论 时辰化疗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模式，与调强放疗联合可在不降低临床疗效的同时减轻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减轻免疫抑制，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目的 比较左侧乳腺癌患者根治术后靶区分割式放射治疗计划(target segmented plan, TSP)、与TSP优化参数相同但未分割靶区计划(Non-TSP)与常规8野调强计划(8fields IMRT，8F-IMRT)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选择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放疗科收治的30例左侧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资料，所有胸壁靶区两侧后界连线切肺最大深度均>2 cm。将连线切肺最大深度按照<3 cm、3～4 cm、>4 cm分组。所有患者均采用美国Varian Eclipse治疗计划系统设计3种(TSP、Non-TSP和8F-IMRT)治疗计划，然后对比分析3种方式计划的剂量学参数差异。 结果 所有患者的治疗计划都达到了处方剂量要求。TSP的D98%明显低于Non-TSP和8F－IMRT(Z＝－3.294，－3.266，P<0.05)；3种计划的均匀指数(HI)和适形指数(CI)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Non-TSP的加速器治疗的跳数(monitor unit，MU)明显高于TSP和8F-IMRT(Z＝－3.04，－2.669，P<0.05)。TSP的Dmean高于8F-IMRT(Z＝－3.181，P<0.05)。对于危及器官(Organs at risk, OARs)，TSP较Non-TSP和8F-IMRT计划明显降低了所有患者患侧肺和心脏的V5 Gy、V10 Gy、V20 Gy和Dmean(肺：V5 Gy：Z＝－3.408、－3.408，V10 Gy：Z＝－3.408、－3.408，V20 Gy：Z＝－3.408、－3.124，Dmean：Z＝－3.408、－3.408，P<0.05；心脏：V5 Gy：Z＝－3.408、－3.408，V10 Gy：Z＝－3.408、－3.408，V20 Gy：Z＝－2.499、－3.067，Dmean：Z＝－3.408、－3.408，P<0.05)。Non-TSP健侧乳腺的Dmean明显高于TSP和8F-IMRT(Z＝－2.954、－2.215，P<0.05)，但Dmax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种计划的脊髓Dmax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F-IMRT肱骨头Dmean明显高于TSP和Non-TSP(Z＝－3.01、－2.442，P<0.05)。分组的患侧肺V5 Gy、V10 Gy、V20 Gy和心脏的V5 Gy、V10 Gy、Dmean的Non-TSP和8F-IMRT计划与TSP的幅度差均值均满足D(N-T，A)<D(N-T，B)<D(N-T，C)和D(8F-T，A)<D(8F-T，B)<D(8F-T，C)。 结论 TSP能在保持原有靶区剂量充分的同时，在不增加高剂量照射体积的前提下，有效地减小左侧乳腺癌患者根治术后放疗患侧肺和心脏的低剂量区照射体积；随着靶区后界连线切肺最大深度的增加，TSP对患侧肺和心脏的低剂量保护优势愈明显。

目的 与磁共振成像(MRI)诊断影像(MRIdiag)相比较，评估MRI模拟定位影像(MRIsim)与模拟CT融合的精准性，为MRIsim的进一步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行MRIsim同时又有MRIdiag的患者24例，其中脑胶质瘤、鼻咽癌和前列腺癌各8例。将每位患者的MRIsim、MRIdiag影像分别与模拟CT融合，在3种图像上分别勾画危及器官(OAR)，在CT与MRIsim融合影像(F_CTMsim)、CT与MRIdiag融合影像(F_CTMdiag)上分别勾画靶区。评估基于MRIsim、MRIdiag与CT之间OAR的一致性指数(CI)、形似指数(DSC)、图像相似性指数(S)。基于F_CTMsim的靶区和CT的OAR设计IMRT计划，评估靶区和OAR的剂量学差异。 结果 除了鼻咽癌患者的全脑和前列腺癌患者的盆骨外，其余OAR基于3种图像的体积值无明显差异(P>0.05)；MRIsim的所有OAR与CT比较的CI和DSC值均高于MRIdiag，其中50%的O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8～5.47, P<0.05)。MRIsim、MRIdiag与CT比较，S值分别为0.89、0.83(t＝5.77, P<0.05)，相对于MRIdiag，MRIsim改善了S值10%(2%～56%)。OAR和靶区剂量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相对于MRIdiag，将MRIsim引入放疗与模拟CT融合可以明显改善图像匹配的精准性。但两者基于刚性匹配肿瘤区域结合手动调整方法所勾画的靶区之间没有剂量学差异。

目的 初步探讨运用近距离放射治疗结直肠癌术后复发肺内寡转移患者的临床疗效，评估其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自2013年5月至2017年10月入院的结直肠癌术后肺内寡转移患者的病例，10例患者共15个病灶，采用CT引导下192Ir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肺部转移病灶。应用定位CT扫描图像，将插植针置入肿瘤，在CT引导下调整插植针至合适位置，将插植完成后图像传至计划系统，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进行三维重建，制定放疗计划，计划通过后实施治疗，采用单次放疗，剂量20 Gy。 结果 10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1级不良事件发生率30%，其中1例为轻度咳嗽，2例为痰中带血，无严重不良事件发生。治疗后1年肿瘤局部控制率(LC)为93.3%，其中1例患者治疗6个月后局部进展，再次实施近距离放射治疗，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8.5个月，中位总生存(OS)为14.7个月。 结论 对于无法手术的结直肠癌术后复发肺内寡转移患者来说，近距离放射治疗是一种可选择的安全可行的治疗方式，短期内可重复治疗，不良反应小，肿瘤局部控制率佳。

目的 探讨在使用乌德勒支施源器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时，不同的管道组合设计与靶区、危及器官(OAR)的剂量关系。 方法 调取2017—2018年于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放疗科接受乌德勒支施源器进行近距离治疗的17例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数据，原计划为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放疗(IC/IS)，在原勾画轮廓与照射剂量不变的情况下，去除插植针完成腔内近距离放疗(IC)计划设计，对IC/IS计划和IC计划的剂量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并评价加入IS插植针对剂量的影响。 结果 IC/IS和IC计划的高危临床靶区(HR-CTV)总的D90分别(88.68±1.84)和(85.54±0.54)Gy，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6.200，P<0.05)。此外，在靶区的CI指数上，IC/IS计划的明显高于IC计划(0.58±0.08, 0.43±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010，P<0.05)。在两种计划中危及器官(OAR)的受照剂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局部晚期宫颈癌的近距离治疗，使用乌德勒支施源器可满足其处方剂量覆盖，而加入IS针，提高了计划的优化空间，在满足OAR受照剂量限值的基础上，显著提高HR-CTV的受照剂量，且提升了剂量分布均匀性。

目的 调查广东省饮用水源水中的总α、总β放射性本底水平，建立水源水放射性水平基线值，为评估核技术应用或人类活动可能所致的饮用水潜在放射风险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方法 在全省191个在用水源，分别采集丰水期、枯水期各1次，依照GB/T 5750.13-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监测方法－放射性指标》要求进行采样、检测分析。按照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评价总α、总β放射性水平。 结果 丰水期、枯水期共采样382个。用于总α、总β分析的样品为377个，其中丰水期189个，枯水期188个，丰水期与枯水期一一配对样品186个。所有水源水，枯水期总α放射性水平为(0.034±0.060)Bq/L(0.008～0.582 2 Bq/L)、总β放射性水平为(0.108±0.091)Bq/L(0.014～0.637 Bq/L)，丰水期总α放射性水平为(0.045±0.064)Bq/L(0.008～0.402 Bq/L)、总β放射性水平为(0.125±0.128)Bq/L(0.014～0.848 Bq/L)。除汕尾地区响水水库枯水期有1个样品的总α放射性水平(0.582 Bq/L)超过国家饮用水放射性标准指导值外，其他样品总α、总β放射性水平皆远低于国家饮用水放射性标准指导值，丰水期总α放射性水平高于枯水期(t＝2.619，P<0.05)。不同水系丰水期、枯水期总α(F丰水期＝1.819，F枯水期＝1.985，P<0.05)、总β(F丰水期＝2.709, F枯水期＝8.461，P<0.05)放射性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以粤西诸河为最高。地下水在丰水期的总α、总β放射性水平均高于河流水和湖库水，河流水总α、总β放射性水平高于湖库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总α＝39.323, F总β＝25.911, P<0.05)；枯水期的总α、总β放射性水平高于河流水和湖库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总α＝11.520, F总β＝28.435，P<0.05)；总体上呈现为地下水最高，其次是河流水，最低是湖库水。 结论 掌握了广东省全省饮用水源水放射性本底水平分布，低于我国规定的饮用水指导值。粤西诸河水源水放射性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水系，河流水放射性水平也明显高于湖库水。

目的 了解西安市基层医疗机构放射防护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放射诊疗防护管理提供对策和建议。 方法 按照全国放射卫生监测项目工作方案及陕西省相关实施方案的要求，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西安市基层医疗机构共计58家。资料收集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对这些机构的放射防护基本情况、放射诊疗设备、防护配套设备及使用情况、机房规范性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机房防护监测由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放射卫生科室人员进行现场检测并记录数据。 结果 本次调查发现，基层医疗机构放射诊疗许可证持证率为96.6%，配备有专职的放射诊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为89.6%，放射工作人员培训率为89.6%，受检者防护用品配备率为85.7%，受检者防护用品使用率为74.3%，放射工作人员体检率为91.4%，个人剂量监测率为96.5%；不同类型基层医疗机构机房的最短边、机房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类型基层医疗机构在机房通风(χ2＝7.034，P<0.05)、有无杂物(χ2＝29.075，P<0.05)、警示标识配备(χ2＝23.156，P<0.05)、工作状态指示灯配备(χ2＝23.478，P<0.05)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调查的基层医疗机构工作场所辐射防护合格率为74.1%，工作场所周围环境辐射剂量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028，P<0.05)。 结论 基层医疗机构患者个人放射防护用品配置率及受检者防护用品使用率较低，放射工作场所的规范性较差，工作场所辐射防护有待提高。

目的 通过对一起192Ir源辐射事故中一例过量照射合并右手指Ⅲ度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患者的剂量估算、临床观察和医学处理的总结，探讨同类放射损伤的救治技术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方法 2016年11月15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一名放射损伤患者，入院后详细询问受照者"任"的受照经过，并系统地观察其临床表现；通过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估算全身生物剂量；通过蒙特卡罗计算估算物理剂量；进行系统的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评估病情；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诊断和治疗方案。 结果 "任"在受照后3 d感右手食指皮肤发红，轻度疼痛不适。受照后21 d右手食指远端指节及第2指节掌面、桡侧面及背面均被水疱覆盖。生物剂量估算结果为0.43 Gy(95%CI：0.31～0.58 Gy)；物理剂量估算右手手指各部位剂量36～164 Gy。造血系统、免疫系统及内分泌生殖系统均正常；肝功能指标值一过性升高，结合患者既往病史及入院检查结果，考虑为使用抗生素引起的一过性药物性肝损伤，予停用相关抗生素及保肝治疗后好转。于受照射后22 d行右手指切开减压术，并取其大腹部脂肪，提取干细胞植入其右手食指损伤处。经过59 d住院治疗，"任"全身无明显不适，右手食指恢复状况良好，疼痛较前明显减轻，指关节活动基本正常。 结论 成功地处置了一名192Ir过量外照射合并Ⅲ度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患者，局部应用自体脂肪干细胞移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目的 通过开展2014年南京"5.7"192Ir放射源事故患者受照后持续医学随访，探讨放射损伤的中远期效应，为电离辐射损伤的效应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通过面访调查，询问受照患者康复治疗后至医学随访期间的新发疾病病史，进行体格和实验室检查，依据相关标准，系统评价其造血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眼科、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以及骨密度等生理生化指标。 结果 患者无新发疾病，造血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各项指标趋于正常；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及泌尿系统出现退行性改变；眼科检查出现视力持续下降；骨密度检查提示骨量低下。 结论 患者各项生理生化指标逐步恢复正常，未出现明显的放射性损伤症状，后续的医学随访观察仍需持续开展。

目的 研究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后肝脏肿瘤内碘油沉积对碳离子放疗剂量的影响。 方法 对比纯碘油、纯凝胶和碘油凝胶混合物实际相对水阻止本领(RLSP)和其CT图像转化获得的RLSP。在7例典型有碘油沉积病例的CT图像上制定碳离子放疗计划，然后基于前述分析结果，将碘油沉积区域RLSP修正为正常肝组织，将先前制定碳离子放疗计划在修正后CT图像上重新计算，比较在不同CT图像上等效水深度和剂量分布的差异。 结果 依据CT图像HU值，碘油和碘油凝胶混合物转化的RLSP比实际测量值增加4.6%～139.0%。7例临床病例中，原始图像上碘油沉积可致射野路径上的等效水深度平均增加(0.89±0.41)cm，可使靶区远端1 cm区域内平均剂量升高(3.83±1.71)Gy(相对生物剂量)。 结论 在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后有碘油沉积的CT图像上制定碳离子治疗计划时需将碘油沉积部位的HU值或RLSP修正为正常肝组织。

目的 通过人为制造CT伪影，来研究实际临床操作中单纯伪影对放疗剂量计算的影响。 方法 对替换钛合金组件前后的模体进行CT扫描，统计替换前后不同位置的CT值；将钛合金区域的CT值修正为水模体的CT值，并采用Varian的各向异性分析算法(AAA)、Acuros XB(AXB)算法和Pinnacle系统的筒串卷积算法(CCC)3种算法，对替换钛合金组件前后的模体进行剂量计算，统计替换前后不同位置的绝对剂量值，并进行分析。 结果 Varian和Pinnacle系统对评价CT值大小比较一致。对于均匀模体，CT值偏差30 HU以下时，3种不同的算法在距离体表0.5 cm时，剂量偏差最大达到12.0 %，最小为6.0 %；1.5 cm以上偏差的绝对值均<1.0%。对于肺部模体来说，Varian的AAA算法和AXB算法在CT值相差15 HU的情况下，剂量值相差在1.0 %左右；但Pinnacle系统的CCC算法在同样情况下剂量值相差较大，相差5.0%左右。 结论 CT伪影对放疗剂量计算存在明显影响，导致组织剂量分布发生变化，可能造成浅部肿瘤照射剂量不足，深部肿瘤过量照射。

碳离子放射治疗(carbon ion radiotherapy, CIRT)属于高线性能量传递(higher linear energy transfer, LET)射线。碳离子射线不但具有适合肿瘤放射治疗的物理剂量分布特征(Bragg峰)，而且主要通过导致肿瘤细胞DNA的双链断裂杀灭肿瘤细胞，因此较光子射线具更强的生物学效应，对肿瘤细胞具有更强的杀灭作用。化疗药物与光子放射治疗的联合治疗是目前广泛应用于肿瘤治疗的策略。化疗与放疗的同期应用主要基于其增敏作用。然而，化疗药物是否能增敏碳离子放疗的抗肿瘤效应而不仅仅是叠加效应，目前尚未明确。本文将基于对基础生物学研究(包括细胞学实验及动物实验)到临床研究结果的分析，详细阐述肿瘤碳离子放疗与化疗药物联合治疗的生物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