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55卷第04期

“宗脉”一词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灵枢》，但其名实仍存在争议。从语义、训诂学及中医学理论角度厘清“宗”非为“众”“总”通假字、“宗脉”与“宗脉之所聚”不相同“宗脉”非简单作“众脉”解等认知。“宗脉”非为泛指“众多经脉”，应特指众经聚集形成的一处重要大脉，其与三焦密切相关，可能为循行宗气之脉。

爱德华·胡美对中医的“同情与理解”因其自传《道一风同》和专著《中医之道》而广为人知。考察爱德华·胡美在印度、中国与美国的跨文化经历发现，多重因素促成了他的中医观：西方古典文化底蕴和印度的生活经验，构成了他进入中医文化的先见，促进了他对中医文化的接纳；中西医在长沙医疗实践中的碰撞，促使胡美正视并学习中医的一些做法；中美两国医学史研究的兴起，以及他与中国医学史学者的交往，推动胡美走上中国医史研究与传播中医的道路。王吉民等医史学者的英文著述构成了胡美中医史知识的主要来源；近代以来西人汉学知识的增长尤其是美国汉学的发展，构成了胡美从哲学与文化层面理解中医的另一重知识来源。

《裴子言医》为明末清初浙江嘉兴籍医家裴一中所撰医话著作，现代对本书版本的著录多有讹误。考证认为本书初成于清顺治年间，初刊于清康熙十年（1671），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重刻时增补《删润原病式》。受雍正年间友人文字狱案牵累，以及裴氏父子政治立场等因素影响，本书存世甚少，鲜见于书目文献，现存版本内容也多非全本。通过调研现有版本结合相关史料梳理《裴子言医》版本流变，挖掘其学术价值，推进个案研究，并从中透视明清之际江南儒医群体的境遇和风貌。

《四时病机》为清代医家邵登瀛所辑温病学著作。通过考证分析此书刻本、石印本及抄本的16个序跋，梳理了相关人物关系。邵登瀛师从温病大家薛雪，结合自身对于温病、温毒等疾病的治验心得，辑著此书。邵氏家学源远流长，从邵登瀛，到子邵鲁瞻，孙邵春泉，曾孙邵炳扬，玄孙邵景康、邵景尧，历经五世。邵登瀛子孙后辈代代传承家学，为了更好地弘扬家学，广邀诸多名医、名家赠序，刊刻家学著作流传于世。这是古代世家医学传承的典范，不仅体现出世家医学传承特点与学术价值，而且也反映出名人作序支撑出版传播的学术文化传统，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对此书内容和价值进行鉴赏与推介。

挪威历史上长期被邻国统治，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加之大部分地区为温带海洋性气候，这些为麻风流行创造了一定条件。维京时代（790—1066）麻风从西欧传入挪威，挪威基督教化以后与欧洲融合加深，加之参与十字军东征，挪威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麻风流行，在13世纪达到高峰，基督教会及其附属麻风病院承担了照顾收容麻风病人职责。受黑死病及小冰河期等诸多因素影响，在随后两三个世纪麻风在挪威基本消失，至19世纪挪威麻风流行又达到高峰。挪威在这一时期通过开展调查，建设现代麻风医院及国家麻风登记系统，开展麻风科学研究，实施严格法律隔离措施，20世纪上叶挪威麻风得以消除并保持至今。挪威麻风流行历史显示了传染病流行和控制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挪威在构建现代麻风科学体系及开展麻风防控实践中成绩显著，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东三省第二次鼠疫大流行（1920—1921）共造成9 300人死亡，与1910年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死亡6万人相比，第二次鼠疫流行死亡人数大幅降低。伍连德在东三省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科学的防疫措施，有效阻断了此次疫情向全国其他城市的扩散。关于伍连德防疫思想、防疫理念的研究，对未来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远东报》《滨江时报》关于东三省第二次鼠疫流行的相关报道，是难得的一手史料，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史料补充。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疫病肆虐以及民众普遍存在封建迷信思想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增进农民卫生观念的实践活动。通过开展诉苦运动，引导群众认识旧社会卫生积弊根源；进行多样化的卫生宣传教育，提升群众科学卫生知识水平；组织卫生模范评选和卫生竞赛活动，将现代卫生知识转化为农民可理解的实践指南；推行干部垂范与医疗普惠，增进群众卫生行为的持久动力。这场深刻的公共卫生实践重塑了亿万农民的卫生观念与行为，为新时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历史镜鉴。

郑金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日本学术界开展学术交流，曾先后6次前往日本，参加国际医史学会议，与日方进行学术研究合作。尤其是1999—2000年期间由日本学术振兴会项目支持，为期10个月的研究工作，不仅为日本现存中国古医籍调查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建立起了同日本学者、茨城大学教授真柳诚长期、紧密且又愉快的学术关系。借助于口述历史，郑金生详细介绍了其中日学术交流的历程，阐述了他对日本学者的学术风格、学术成绩的认识，同时就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