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51卷第05期

中医西学博物馆坐落于云南中医药大学，2013年正式开放，基于人类学“他者”研究视角，成为世界首座展示西方中医的人类学博物馆。博物馆系统展示了欧美各式中医流派的发展与现状，有苏烈（George Soulié de Morant）、腊味爱（Jacques-André Lavier）、满福利（Felix Mann）和满晰博（Manfred Porkert）等具有代表性的西方中医药大家的纪念廊。2020年，该馆有6件藏品被认定为国家级珍贵文物，通过介绍博物馆的纪念廊及重要藏品，以期更多人了解西方人如何认识、学习和发展中医，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医药文化。

王冰的“次注”包括2方面：其一，经文的注释，重在医道的阐发和概念术语的精解，对针灸相关经文的注解尤显功力，多有卓见，对宋代及宋以后的针灸文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二，经文的改编，可大致分为2类：出于“昭彰圣旨，敷畅玄言”目的的改编；出于“以经注我”之改编。其中第2类改编中的补文王冰刻意掩饰，未按其自定补文体例“朱书其文”。运气“七篇大论”王冰自编自注的可能性最大，是其改编《素问》的一颗重要棋子。不论是从历史还是逻辑的维度考量，王冰对《素问》大尺度的改编都是过远大于功，特别是其刻意掩饰的第2类改编对后人产生的蒙蔽和误导至今仍多不为人所察知。

清代上驷院绰班处是由蒙古医生组成的主要为皇室提供骨伤科医疗服务的机构。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上驷院绰班处相关档案史料进行实地调查，共获得171条档案史料，经整理与考证，总结了清代各朝共112位蒙古医生名录，26位蒙古医生长的承袭情况，并为其中16位蒙古医生撰写了小传。

晚清以来普陀山的佛医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并且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特点。清末法雨寺创办“化育堂”中医馆，为僧俗服务，僧医心禅的著作《一得集》流传广泛；民国时期，寺庙创办医院，开设药店，遇疫情灾情开展慈善救济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佛医活动曾一度停顿，寺庙场馆被用于医院疗养院，20世纪80年代，随着佛教组织的恢复，佛医活动也逐渐恢复，并有很大的发展，佛教协会募集资金创办医院，参与疫情灾情的救助工作。

从协和医学堂创办至北京协和医院1942年因日本侵略临时关闭，前后30余年，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采用学徒制、药学预科、出国学习、参与创办北平药学讲习所等多种形式，探索本院药学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培养出了数名中国本土药学家，保证了医院职工的执业胜任力；而且还支持医院职工面向社会兴办药学职业教育，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药学专业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和首届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的卫生行政方针，但忽略了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问题。1954年后对中医的政策逐渐转向，1956年卫生部发出《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同时公布了《1956—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草案），中医带徒弟作为政府的卫生行政政策被确立。尽管由于最初规划粗疏，各地条件差异判若霄壤，最初的执行并不顺利，但仍是新中国培养中医新生力量、保障中医后继有人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

隋以前天花已经传入中国，隋唐时期对天花已经有了较为准确的描述，已经意识到其为烈性传染病，能够通过症状和天花的外观初判预后，认为天花是热毒所致，是伤寒的一种。北宋早期认为痘疮是由于脏腑积热，后期提出了天花是胎儿吸食了母体的秽液导致，为胎毒说之雏形；已经能够辨别水痘、麻疹及天花的不同。明清时期，“胎毒”外感说已成为主流；观察到感染一次天花以后不会再感染这一免疫现象；对天花的症状有了细致描述，能准确预后。可以看出古代医家们对于天花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不断深入的，这些认识为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医说》和《历代名医蒙求》是产生于宋代的两本医书。两书多次引用了《名医录》，此《名医录》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一直未见确切考证。经核对，《医说》引《名医录》共25条，《历代名医蒙求》引《名医录》共31条。两书所引《名医录》内容，皆见于宋人党永年《神秘名医录》，由此推知，《名医录》当是《神秘名医录》的简称。

《三消论》为刘完素的遗稿，主要探讨了消渴病的病因病机、治疗原则，选录了专治消渴的方剂。书中引用文献多来自其本人著作，有部分来自于《内经》等前人著作，当是刘完素在其他著作完成之后又对消渴病进行的思考总结之作。《三消论》最早被附于金代刊行的《儒门事亲》中，朝鲜的《医方类聚》（1445）有引录，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行的《儒门事亲》全文录入，此为国内通行本之基础，后被《四库全书》录入。清代末期，周学海将通行本加上按语单独成书，纳入《周氏医学丛书》中，又有单行本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