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 第44卷第03期

西汉刘安《淮南子》中记载的6种导引术式,学者们称之为“六禽戏”.六禽戏是从古代繁杂的导引术式中简化而来的,是模仿6种动物的形象而成的仿生导引.其中“熊经”是模仿熊直立摇晃行走的动作,以锻炼腰背下肢;“鸟伸”是模仿鸟伸展双臂和双腿的动作,以锻炼肩膀四肢;“凫浴”是模仿野鸭摇头游水的动作,以锻炼头颈;“蝯躩”是模仿猿在树间跳跃的动作,以锻炼腰腿;“鸱视”是模仿鸱鹰的伸颈动作,以锻炼颈项和眼睛;“虎顾”是模仿老虎扭头回视的动作,以锻炼项臀。

中药木香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通过考察多种本草文献,发现《神农本草经》中的木香可能不是现代菊科木香类植物,而是沉香,因为从形态、气味、功效等方面综合判断,沉香与《本神农草经》中的木香相吻合.《神农本草经》中只有“木香”,而无“沉香”,陶弘景将“木香”与“沉香”一并记载于《名医别录》中,为后人的误识埋下了伏笔.自《唐本草》始认为“木香”主要为菊科的木香类草本植物,这种认识一直影响至今.马兜铃科藤本青木香在《唐本草》和《本草图经》等本草著作的“木香”条中均有记载,但不做“木香”药用的主流。

明代药材造假现象相当普遍,归根结底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供求关系的紧张,具体表现在政府和民间对药材极大需求量的刺激,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药材市场扩大和交易中对利润的追逐.考究明代药材造假的原因,借鉴历史教训,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今人采取针对性措施阻止假药的泛滥。

科学哲学在医学史教学中具有3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医学的发展与哲学关系非常密切,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对医学史的发展脉络进行分析,能够将医学史融入人类思想史的演进线索之中,为医学生清晰地呈现医学与人文的紧密联系;第二,医学史中包含着科学发现的一般规律,对这种规律的哲学分析可以使医学生从历史中得到科研方法上的启发;第三,科学哲学为理解医学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借鉴科学哲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医学与社会的关系,能够使医学生更深入地认识医学的本质以及科学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从而对今后的研究和医疗工作产生积极的作用。

1878年英国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进驻广西省北海市传教,1886年4月创建北海普仁医院,1889年在普仁医院毗邻建立普仁麻风院分院,积极引进近代西方护理科学,使护理工作职业化,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女性解放,培养了一批本土护理专业人才,发展了北海的医疗卫生事业。

1906-1944年间,柔济端拿护士学校共有毕业生35届,计281人.受国内社会经济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1924-1938年是柔济端拿护士学校毕业生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历届毕业生中,有明确就业地点者161人;绝大多数护士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共101人,占62.7％;包含住宅楼、善堂、医社、中医局、私人公馆、医馆、各类医务所、护养院、治疗院等在内的“楼、堂、馆、所”,是毕业护士的主要就业场所,合计87人,占有明确就业单位人数总数的54％.毕业生就业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这不仅与沿海地区较早接受西方科技文化并受其影响较深有关,也与这些地区成为通商口岸,大量的外国人在此居住、经商、传教以及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客观上形成了对护理人才的需求有关。

1980年,王米渠等提出了中医心理学这一学科的概念.1985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医心理学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医心理学理论框架,宣告中医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创建.之后有12届全国或国际中医心理学学术研讨会,相继在全国各地召开.通过对传统心理学思想的发掘、整理、提高,在继承传统中医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医心理学理论,并与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融汇,逐渐建立了中医心理学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并广泛用于临床实践。

1923年,血管造影术首次成功用于人体.1953年,瑞典Sven-Ivar Seldinger医生首创了Seldinger技术,为介入放射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3年,Dotter首次提出了介入放射学的设想.1964年,Dotter的一次意外操作开创了经皮血管成形术的新纪元,标志着介入放射学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球囊导管扩张术和金属支架植入术.1969年,血管内支架的设想被提出.1973年,柔软的双腔球囊导管的出现使经皮血管成形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77年,经皮血管成形术被应用于冠状动脉.20世纪90年代,金属支架出现,球囊成形术退居辅助地位.目前,可回收支架、覆膜支架和生物学支架,使血管支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导管血管栓塞术始于1965年,是介入放射学最重要的基本技术之一.随着栓塞剂的发展以及导管技术的改进,该技术也有了相应的发展,目前已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是最具代表性的综合介入放射学技术,该技术始于1967年的一种经颈静脉途径到达胆道系统的方法.1986年,球囊膨胀支架建立分流道技术出现,形成现在的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始于1972年的非血管性介入技术是介入放射学的另一重要分支,目前已应用于胰、肝、肾、脊髓、输卵管、食道等多个脏器疾病的诊治.1973年,中国大陆学者首次进行了血管造影术试验.20世纪80年代,介入放射学开始传入中国大陆,学习班(1981)和学术会议(1986)的举办促进了介入放射学在中国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海外学者归国,中国与世界介入诊疗技术的差距逐渐缩小。

《本草纲目拾遗》引用《广东新语》时使用了《粤语》、《虫语》、《介语》、《新语》、《粤海香语》、《粤志木语》、《广东琐语》、《粤山录》、《粤录》、《交广录》、《粤草志》、《广果录》、《南粤琐记》、《广志》、《粤志》等15种以上的名称,涉及药物57种(个别有重合).《新语》作者屈大均为明遗民,积极参与反清复明活动,遭到文字狱迫害,书籍被查禁销毁,赵学敏在引用时不得已采取了迂回的办法。

明万历年间,胡文焕将蔡龙阳《螽斯集》与俞桥《广嗣要语》的部分内容合并删润,编校而成《广嗣须知》一书,收入其汇刻的《百家名书》、《格致丛书》2部丛书之中.由《螽斯集》而《广嗣须知》,内容和名称均已变更,因而《广嗣须知》当视为一种新作,其编撰者题名当为“胡文焕编”.今存《广嗣须知》的各种版本,都是胡氏编刻的丛书本或者据其抄录的抄本或传抄本。

《医鼎阶》是清末民初福建省长汀客家医家黄元英的著作.黄元英,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仍以医为业,曾任江西省立医学堂教员、汀郡中学堂学监.他善用经方,注重脉诊,精于临床各科,所著《医鼎阶》,现藏上杭客家族谱博物馆,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记录了许多病案,并阐述了深奥的医学道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福建客家医药的发展水平,对现今深入挖掘与传播传统中医药亦颇有启迪。

以哈尔滨南郊平房小镇为主要基地,侵华日军731部队研发了当时几乎所有已知能够造成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病原体,如伤寒、霍乱、鼠疫、炭疽、鼻疽、痢疾、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的病原体作为细菌战剂,最终得出结论,“已经研究的细菌战剂只有炭疽(认为该战剂主要对牲畜有效)和鼠疫跳蚤两种有效”(Norbert H.Fell to Chief Chemical Corps,Brief Summary of New Information about Japanese B.W.Activities.June 20,1947.).他们针对中国城镇和居民实施细菌战,主要使用鼠疫跳蚤,导致城乡鼠疫流行,居民人心惶恐,大批死亡。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被列强殖民的时代,一些国外的传教士、富商等因此进入中国,其中一些人在中国设立基金会等组织投资兴办学校、研究院、医院等机构.英国基督徒、建筑工程师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就是其中一员.他生前多次捐款给各种慈善团体,并立下遗嘱将其遗产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事业,因此成立了“雷士德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先后资助了仁济医院和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许多医疗技术人员,1949年以后,更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笔者在《张琦卒年考辨》一文中对张琦的生年及卒年进行了考辨,认为张琦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十四日,卒于道光十三年(1833)二月十二日[1].徐慎庠先生认为笔者考辨有误,并予以指正,“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当为1765年1月5日而非1764年;“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中的“二月”应为“三月”,当是笔误[2].关于张琦卒年时间已在《张琦卒年考辨》中给予明确,徐慎庠先生业已指出张琦卒年“三月”写为“二月”系笔误,此处不再赘言.笔者现据张氏宗谱对其生年准确时间再行考证,使之明确。

汪莲石为清末民初伤寒名家,婺源县(今属江西)人,从医数十年,屡起沉疴,获有神医之誉[1]前言1-2.近现代名医恽铁樵、丁甘仁、程门雪均受业于汪氏[2].而汪氏生卒年与事迹,史志载录甚少.相关的现代考证主要根据汪氏著作《伤寒论汇注精华》[3]、汪氏评本《诊余集》[4].笔者调阅《广仓学会杂志》、《申报》等近代报刊杂志,辗转联系到汪莲石故居的整理者林信彦先生(下文称林先生),走访汪氏故里,对其姓名字号、生卒年、故里与后人,以及生平行迹,考证辨析如下。

笔者在《潍坊市人民医院院志(1991-2010)》中发现该书节选了1927年潍县基督教医院报告书,节选部分有较多关于麻醉的描述——《腰脊髓麻醉药报告》.这份86年前《腰脊髓麻醉药报告》由施蒙药员(麻醉医师)外科医生张玉田记录,613字,内容简练,包括麻醉方法(腰麻)的介绍、适应症,麻醉药的起效时间、维持时间,患者的例数、效果、并发症及其处理,死亡病例的介绍、死亡原因分析,麻醉药的配制方法,实施麻醉穿刺的部位、消毒、局麻、注药时机,注射麻醉药后的处理,手术过程中麻醉的辅助方法和效果不佳时的处理用药,麻醉后头疼的预防及处理等方面,叙述表达非常清楚.这份麻醉报告书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麻醉学的发展。

从1714年开始,俄罗斯正式向中国派遣东正教传教团,至1917年最后一届传教团撤离中国,共有18届来华传教团.这些传教士的在华工作除了传教之外,还积极翻译中俄著作,编纂工具书,研究中国学问.有些成员在中国不以传教活动为主,而是胡作非为,生活挥霍无拘,影响恶劣,甚至参与了情报搜集和侵华活动,尤以1840-1860年间最为严重[1-3].除了传教士以外,一些俄罗斯医生也自1715年起应康熙帝之邀被派往中国,在1820年以前,共有3名医生先后来华.从1820年起,俄罗斯定期向中国派遣医生,随传教团同行,前后共5位.这些在华医生在治病之余,还为中西方医学的交流和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他们还采集和研究中国的生物资源(主要是植物和药材),并参与外交活动[4]。

庞安时(1042-1099)的《伤寒总病论》是著名的宋代伤寒学著作,但“伤寒总病论”之名并非庞安时所定,而是来自后人刊刻时的改题.可见,医书的刊行与流传对医书的样态更具决定作用.尝试考论如下.据《庞安时墓志铭》,撰者张耒在戊寅(1098)之春见庞安时于蕲水山中,庞氏自述其著述云:“予欲以其术告后世,故著《难经解》数万言。

由雷二庆、李芳、栾建凤合作编著的《野战输血史研究》已由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于2014年2月出版。

Holly Tucker所著Blood Work： A Tale of Medicine and Murder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的中译本于2014年4月由网路与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血之秘史：科学革命时代的医学与谋杀故事》，由陈荣彬翻译。

由李春兴、甄艳、蔡景峰合作翻译的汉文版《评注藏医学文献索引（1789-1995）》已由香港亚洲医药出版社于2014年1月出版。

苏上豪所著的外科史科普著作《开膛史》一书于2014年4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外科手术虽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大多数人对外科手术的历史并不清楚。随着高科技手段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很多人更难以想像早期外科手术的简陋，更不会了解外科医生与理发师、输血与动物血液、达芬奇与外科手术、外科手术与解剖学，以及手术缝合线的材质、麻醉药品的使用、手术前的消毒与清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苏上豪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外科手术启蒙的过程展现给读者。

由汪冶、田兰、田华咏整理的《中国侗医药史》一书于2014年3月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文中所有关于原文和观点的引述，均需按GB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参考文献，依照其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标出（例如：[3]），并在文后依次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