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 第42卷第03期

考古发现表明,古代植毛牙刷最早出现于唐代.根据古代牙刷刷头和柄部形制的演变,古代牙刷的形制演变可分为3个大的发展时期,即唐、五代,辽、宋、金、元和明、清、民国时期.唐及五代时期牙刷的刷头和柄部还没有明显的区分,而辽、宋、金、元时期的牙刷的刷头和柄部在造型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分.到了明、清、民国时期,牙刷刷头及柄部的形制进一步细化.近年来,有学者对“植毛牙刷说”提出质疑,认为考古发掘出土的骨柄植毛刷是梳洗时擦拭清水或抹发油的抿子.但从形制与功用来看,并结合古代文献中关于牙刷的记载,考古发掘出土的骨柄植毛刷应该是用于护牙洁齿的古代植毛牙刷。

古代医家治疗难产主要涉及到生产禁忌、催生方药和助产手法3方面.在隋唐以前,产育之事具有很浓的仪式色彩.到了隋唐时期,医家开始从身体自身以及生产环境和心理因素来认识难产,并开始排斥禁忌之说.但在唐以后,禁忌之说开始民俗化,并逐渐脱离医学领域.唐及唐以前的催生方药多取调血祛瘀和性滑之义.在宋代,催生方药的功效开始扩大.而后世医家在承袭前人观点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并提出生产应顺应自然,重视自身调养,不宜过分依赖催生方药.在唐及唐以前,针刺及涂盐一直是治疗横生、逆生的主要方法,并有相应的医案记载.北宋时期,医家开始注重产婆的手法,不再提倡使用针刺和涂盐.随着对产婆手法以及协助作用的重视,对产婆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致使男性医者对产婆产生了“依赖并且怀疑”的态度.清代的《达生编》将对产婆的不信任推到了极致。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正史中第一篇医家传记.其中《仓公传》部分所记西汉医家淳于意,是完全真实的历史人物,关于其生活时代、社会背景、医疗事迹等的记载,都较为详实可信.但所记事件的具体时间却有些杂乱.对相关资料详加辨析,初步断定淳于意获罪被捕是在文帝十三年,而非文帝四年；答诏问是在文帝十三至十四年,当时39 ～40岁。

马莳、张介宾是明代著名的《内经》注家,所作注解广受赞誉.但因受明代学风影响,他们解释《内经》时亦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逆从阴阳”的“逆”字和“从”字实为同义词,是顺从之义；“按而收之”的“按”意为抑制,非为按摩或诊察；“故好走”的“走”是奔跑；“去皮节”的“去”是离开的意思.略举误释数例,仅供读者参考。

根据文献梳理和实地调查,中药草乌头的传统主产区为华东,四川及周边地区为重要产区；华东地区草乌头的原植物以乌头及其变种黄山乌头、展毛乌头为主,四川及周边地区草乌头的原植物则以乌头、瓜叶乌头等为主.上述品种均属于乌头亚属的乌头属和蔓乌头系,是亲缘相近、最为进化的类群,也是乌头属植物中毒性最大的类群.另外,各地民间皆用当地乌头属植物作草乌头入药,但均为一段时期及部分地区的情况,在历代本草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也不可能成为历史上的主流品种.这与历版《药典》所规定的北乌头明显不同.而北乌头做为草乌头的正品,既不符合历史,也对草乌头的临床使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地处中原腹地、中岳嵩山东麓的河南省新密市,区位环境独具优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有轩辕丘、岐伯墓、岐伯庙、岐伯洞、岐伯泉、黄帝宫、岐伯山等丰富的岐伯、皇帝遗迹遗址,有流传已久的关于岐伯、黄帝研讨学术的民间故事,有多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考古发现,有多种地道正宗的中草药材,堪称岐黄文化的发祥地.歧黄文化是宝贵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作为岐黄文化新密市珍贵的岐黄文化资源应当得到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藏族人民的养生知识是藏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民主要居住高寒缺氧地区,因而在养生上体现出抗寒和抗缺氧的特点.藏民与其他民族一样很注重心态,但藏民有着虔诚的佛教信仰,受其影响,藏医药的养生文化也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受独特的地理、社会、信仰等的影响,藏民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有利于健康的民间习俗,这也是藏医药养生文化的一个特点。

《金匮要略》各篇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区分为“正文”和“附方”2部分,而且一般认为每篇之内“正文”多而“附方”少.将新近出版的小字本《金匮要略》——吴迁钞本《金匮要略》与大字本《金匮要略》比对,并依据校正医书局所留线索对《金匮要略·杂疗方》中的“附方”一一考证后,可以发现《金匮要略·杂疗方》中只有开篇“四时加减柴胡饮子”和“长服诃梨勒丸”2方为宋臣校定时底本所有,即所谓“正文”,其余22方皆为“附方”,即由宋臣校定时所附入。

我出身于一个世医家庭,原籍是江苏阜宁县.先祖父余奉仙(1860-1939)学医于先曾祖赞襄公,通过勤奋攻习经典名著,精于临证,壮年时期又逢故乡和周围邻县疫病的多次流行,故除善治内、妇、儿科诸多病证外,对于多种疫病的诊治尤为精擅,堪称近代卓有影响的疫病学家.奉仙公撰有《医方经验汇编》等著作,故在晚清有“苏北三大名医”(另两位是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之赞誉。

悠悠岁月,我们这代人都到了耄耋之年.李经纬、傅维康2位教授相继过了80寿诞.2011年,医史界又举行盛会庆祝程之范教授90华诞.忆往昔,我们这一代人有困惑,有惊喜;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昌盛,医史学出现大好局面,预示未来的发展将有更大的辉煌。

书评,即评论或介绍书籍的文章,它通过实事求是地分析书籍的形式和内容,探求创作的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和艺术性,在作者、读者和出版者之间构建起信息交流的渠道.序跋是书评的一种形式,旨在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宗旨、编辑体例和作者情况,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及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书海茫茫,新作迭出,书评通过对书籍进行评介,能够将高质量图书的价值介绍给读者,帮助读者深入堂奥。

医药文物种类繁多,医药古籍、医疗用具、中药炮制工具、处方、药碾及杵、药罐、药瓶、砭石、针具、外科器械、制药器具、教学模型、串铃、古代中草药及植物标本、药店匾牌、广告招贴画等,都属于医药文物。

在20世纪近百年时间里,1918年大流感一直是各领域学者坚持探讨的问题,除了对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生物学研究外,还有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的研究.通过对Pubmed和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检索发现:国外学者文献较多,国内学者文献较少;关于1918年大流感在中国流行情况,仅见Chenk KF等1篇[1]英文文献和阿丽塔等《基于文献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国疫情分析》[2]1篇密切相关的中文文献,另有少量文献涉及中国,且观点不一。

2012年2月25日，在中国农历龙抬头的喜庆日子里，余瀛鳌先生的门人20多人在北京为敬爱的老师举办了80华诞暨从医60周年庆祝会，到会的领导、专家学者有百余人。庆祝会温馨而热烈，不仅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亲情和友谊，而且感受到传统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和老师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之大医宗师、文献巨擘之风范。

1872年10月23日，香港政府电告英国驻沪代领事查尔·阿尔巴斯特尔：“企业号轮在港时船员中发现1例天花，可能尚有其他病例在船”。10月27日，企业号由香港抵达上海，海关委派医官詹梅逊（R·Alex·Jaimieson）会同港务长登轮检疫查验。自此拉开了中国港口卫生检验的序幕。1873年，上海海关税务司拟定4条检疫章程呈报北京税务司，在全国率先正式实施卫生检疫。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朱德明教授撰写的《杭州医药文化》和《浙江医药曲折历程（1840—1949）》2书已出版。前者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后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廖育群先生新著《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一书于2012年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廖育群先生认为，自古相传的“中国传统医学”可以区分为“正统”与“边缘”。“正统”以官医系统为代表，而草泽医人则属于“边缘”。

中医药科普书深受当今民众欢迎,市场很大,涌现了许多好作品.但毋庸讳言的是,也不断出现一些经过商家包装、意在牟利的伪专家.他们或杜撰奇谈,哗众取宠;或戏说伪造,鱼目混珠.这类中医科普书有害无益,混淆视听,严重损害了中医药学的声誉.因此,中医药科普亟需有正规军投入,需要一批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行家来展示中医.最近出版的《图说中医》(人民卫生出版社)就是这样一种体现高度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中医科普佳作。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金钥匙。1912年至今，中医百年经历了民国时期与西方医学的碰撞、激荡，也迎来了新中国中医事业与学术的长足进步和新时期的挑战。百年中医发展的背后，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开展百年中医史研究，充分发挥史鉴作用，对于促进中医传承、创新、发展，增强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中医对建设文化强国的贡献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设立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创新团队重点项目《百年中医史研究》（编号：ZZ060801），由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承担。

2012年5月9日到10日，广东省医学会主办、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承办的“广东省医学会第八次医学历史学学术会议暨第四届岭南医学研讨会”，在广州大学城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楼438会议室召开。会议于5月10日上午9点隆重开幕，由广东省医学会医学历史学分会第四届主任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郑洪教授主持。广东省医学会秘书长朱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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