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 第41卷第06期

“九宫八风图”是《黄帝内经太素》中唯一的1幅图.以《灵枢·九针论》中“身形应九野”的记载为线索,可以找到这幅图中有关人体外周划分思想的由来.人体外周划分的原理与考古所见的“神龟占”、“人字图”一致.“九宫八风图”将脏腑、体表组织与八方、八节、八风匹配,使时空与人体相联系,形成了简单的人体论框架。

光绪六年(1880),慈禧皇太后的身体不豫,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举荐、保送名医,共8位医生从各地先后到京.经过3个多月的考察和遴选,懿旨最终裁定薛福辰、汪守正、马文植3位医生留在京城,与太医院医生一起,继续对慈禧的疾病进一步调治,终臻痊愈.并于翌年及再后年2次诏告天下,奖励医生.然薛、汪二人却因奖获擢而从政,终难酬志,亦未能以医见业；马则数辞以病,恩赐返乡,遂悬壶一生,浮沉于乡闾,救死扶伤,立说著书,终成医学大家。

《新华字典》第11版“藿”字下的解释义项只有“藿香”一词,而藿的本义却被忽略了.在古代,藿指豆叶,是一种蔬菜.虽然藿也应用于医药领域,但更多的是作为蔬菜被记载,而且被赋予区别社会阶层的文化意义.而藿香在一开始是作为香料从交趾引入的,始见于汉《异物志》.其后,藿香作为中药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不论是原植物,还是功用,或是后世的“文用”价值,两者都有所不同,不可混淆。

山楂入药最早见于唐代,主要来源为蔷薇科野山楂,性味“酸,冷”,主治水痢.元明清时期,山楂药用品种仍以野山楂为主流,采收及加工方式的改变,使其性味转变为“酸,甘温”,用以消食健脾.随着山楂资源的不断扩大,其食用价值逐渐被挖掘,近代药用山楂主流转变为植物山楂和山里红,擅治消化不良和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山楂主流药用品种的转变,导致了临床应用范围和主要产区的改变。

在西方的学科分类进入中国之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发生背景的中医学表现出一定的“历史传统”,可以说兼具“医学”与“史学”特征.西方的学科分类被引入后,中医学归属于医学,属科学范畴,而中医史学则归属于历史学范畴.自此,在学科化背景下,中医学开始日益突显其医学色彩,而原有的“历史传统”开始被剥离.但是,由于中医学至今尚没有完成西方意义上的学科化,仍需要对其历史进行回顾研究以促进其学科化.这种为中医学科化服务的中医史学研究,往往因为过于强调研究的现实性,而突显着医学色彩.此外,在中医学科化的进程中,具有“历史传统”的中医学术变迁模式并没有彻底消亡.在学科分类的背景下,因其“历史传统”的史学特征,往往被归属于中医史学.但其本身又具有“医学”特征,这也使得中医史学在一定程度上突显着医学色彩.鉴于中医学的特殊性,在进行中医史学研究时应注意在史学和医学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甘露加持法①是藏医药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有着千年的悠久历史,其仪式内容包含了西藏藏传佛教密宗的诸多内容.这一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完善,使之成了一门独特的理论体系.在查阅文献资料与咨询现有的几位年长的传承人的基础上,简要介绍甘露加持法的各项仪式内容,如所需的主要仪具、施法成员、施法过程等,以及其特征和意义.如今这一文化内容逐渐淡化,该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从1912年到1927年15年间,几次学制改革初步奠定并逐步完善了我国的教育制度,但对于医学高等教育的学制则没有具体规划.针对学制的不统一以及中国社会现实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两级制”医学校制度.经过广泛讨论,两级制医学校最终得以确立,从而形成了精英与大众教育共存的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医学人才缺乏的状况。

民国时期西医高等教育史的演变与政治变更迭密切相关,因此对于民国时期西医高等教育史的分期,在强调教育史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应结合社会变迁史.民国时期西医高等教育可划分为3个时期:奋力前行的萌芽时期(1912-1926)、西医教育实现本土化的鼎盛时期(1927-1937)、逆境图存的低谷时期(1937-1949)。

1890年,德国学者Von Behring发现了动物血清抗毒素.由于注射动物血清易发生过敏反应,Cenci在1907年改用恢复期病人的血清来替代动物血清.1937年,Tiselius运用电泳技术从血清中分离出免疫球蛋白.1940年,Cohn等人发表了免疫球蛋白的制备过程.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免疫球蛋白开始用于民用,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感染性疾病.1952年,Bruton首次发现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患者血清中缺少Υ-球蛋白,并应用免疫球蛋白进行治疗.此后,免疫球蛋白开始用于治疗免疫缺陷性疾病.1981年,Imbach应用免疫球蛋白成功治疗了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自此,免疫球蛋白开始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明代王拳所撰《大河外科》为图文并茂的中医外科专著,国内,且在其他医药古籍中鲜见提及,20世纪末发现的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050-0004号藏本,Ⅰ)的《大河外科》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曾一度被视作孤本,学术价值极高.该书的其他名称、作者里贯、成书年代及版本传承情况等均疑而未详.经深入考察表明:①该书有一别名为《回生外科医方》,其正文内容与《大河外科》完全相同；②“大河”乃系明代驻兵地区“大河卫”之简称,位于古黄河流域自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镇至古云梯关遗址一带；③王拳撰成该书的时间约为永乐五年( 1407)；④该书在传其子孙六世的过程中,被增辑有明弘治、正德年间才出现的杨梅疮等内容；⑤《大河外科》现存9个版本,版本渊源关系已基本清晰.这些发现对于更好地研究和利用该书的学术价值很有意义。

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对于反观内视的记载,没有进一步阐述,使后世学者对此有不同诠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反观内视是练气功诱导出的感知,也有认为反观内视是中医学方法论内容之一,但论述都不够充分,难以服人.根据传统文化对悟性和灵感的理解,以及脑科学与心理研究,人脑生理机能的重要内涵是内审思维,悟性和灵感是内审思维基础上产生的.反观内视与内审思维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切不可将反观内视推向虚无缥缈的特异功能。

程之范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医史学家,自1950年毕业留校至2002年退休,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工作外,从未离开过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程之范教授倾心教学,努力探索在中国进行医学史教学的主旨和方法,积极编写医学史教材,拓展医学史研究生教育,大力培养医学史师资力量,在国内外交流中不忘介绍和推动我国的医学史研究.程之范教授在北京医科大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为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的壮大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唯先生传之.在北医,对我影响最大的恩师,一为程之范先生,一为黄大有先生.二位老师的共通之处,在于授业的同时,一定要传道.不惟业务精纯,而且气势如虹.而先生,非但为良师,更为良史.道之不传,久矣.不惟医道,更为师道与人道.此三者,先生传之,学生受用终生,非谀辞也。

福建的近代中医教育始于“三山医学传习所”.该传习所由福建名医陈登铠创办,1911年11月获得内务部批准,1917年8月5日正式开所.陈氏在传习所成立之前,即已开始编写相关教材,并为后来的传习所采用.传习所学制4年,每学年3个学期,开设课程23门,中西医皆有.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材编写,都体现了陈氏“以中医为本,据西医为补助”的理念.这也反映了当时中西医汇通的时代趋势。

传说西汉汉文帝年间,湖南郴州出了一位神奇的苏耽,苏母感萍成孕,于白鹿洞诞下他,鹿乳鹤覆,年少遇异人授神仙术,事母以至孝,后跨鹤成仙,并留下中医药史上著名的“橘井泉香”典故.年代久远,苏耽其人的详切信息与事迹已无从考证,但他不仅是道家神仙故事中的虚幻人物,故事中蕴含着历史的真切感与合理性,橘井泉香的典故对中医药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届西方医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将于2012年6月15—16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召开。此次会议得到美国Henry Luce基金会支持，由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联合举办。

2011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医史中心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逸夫教学楼209报告厅,成功举行了程之范教授90华诞暨医史学科成立65周年庆祝会.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教授、北京大学科研部周程部长、北京大学医学部科研处沈如群处长、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周彤所长、刘兵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廖育群研究员、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程伟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朱建平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任定成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副所长李秀辉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李志平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梁永宣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学陈丽云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张前进主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社科部王勇副教授应邀出席会议.来自多个兄弟单位的来宾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领导、北京大学医史学科师生以及北京大学(第4期)医学人文骨干培训班的学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主持。

沈伟东先生著《医界春秋（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1926—1937）》一书已于2011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前半叶，面对中医学的困境，中医界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医家。这些医家对于整个20世纪中医的发展、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中医教育体系的创建都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