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41卷第07期

目的 探索IgM沉积的膜性肾病（membranous nephropathy，MN）患者缓解的相关因素，并构建MN缓解的预测模型。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2017年2月至2023年12月经肾穿刺活检确诊的伴IgM沉积的MN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临床及病理资料。将研究对象以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终点事件定义为MN缓解，并以此分为缓解组与未缓解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及病理检查结果差异。采用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算法、Cox回归分析筛选伴IgM沉积的MN缓解的相关因素，并构建MN缓解的预测模型列线图。使用训练集数据计算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下面积并绘制校准曲线以评估模型的效能。基于训练集数据计算每位患者的列线图总分，将其与MN缓解状态进行比较，绘制ROC曲线并确定列线图总分的最佳截断值。根据列线图总分的最佳截断值将患者分为低风险组和高风险组，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比较两组的缓解率。使用验证集数据进行验证。 结果 研究共纳入200例伴IgM沉积的MN患者，其中98例（49.0%）患者达到临床缓解。在训练集中，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在24 h尿蛋白量（Z=-2.638，P=0.008）、肾小动脉管壁增厚（χ2=6.891，P=0.009）、应用免疫抑制剂患者比例（χ2=21.381，P<0.001）、应用糖皮质激素联合环磷酰胺患者比例（χ2=10.107，P=0.001）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算法在16个变量中筛选出2个与伴IgM沉积的MN患者临床缓解相关的因素，分别为应用免疫抑制剂及肾小动脉管壁增厚。Cox回归得到相似的结果，即使用免疫抑制剂（HR=3.823，95% CI 2.055～7.113，P<0.001）和肾小动脉管壁无增厚（HR=0.428，95% CI 0.221～0.831，P=0.012）与伴IgM沉积MN缓解相关。在这2个因素的基础上，纳入抗磷脂酶A2受体（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PLA2R）抗体作为变量构建列线图模型。使用训练集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性能评估，结果显示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731（95% CI 0.648～0.814），敏感度为88.7%，特异度为55.1%，列线图总分最佳截断值为41.7分。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低风险组患者的缓解率显著高于高风险组（Log-rank检验，χ2=33.525，P<0.001）。使用验证集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715（95% CI 0.591～0.839），敏感度为70.4%，特异度为63.6%；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亦显示低风险组患者缓解率显著高于高风险组（Log-rank检验，χ2=8.467，P=0.004）。 结论 基于血清PLA2R抗体、是否应用免疫抑制剂以及肾小动脉管壁有无增厚构建的伴IgM沉积的MN患者缓解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一定临床实用性。

目的 探讨血清IgG浓度与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患者肾脏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该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队列分析，回顾性分析1996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全国27个中心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国IgAN网络登记系统登记的经肾活检确诊为IgAN的患者。排除标准包括：①年龄<18岁；②肾小球数目<8个；③肾活检时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15 ml·min-1·（1.73 m2）-1；④缺少基线血清IgG值；⑤随访资料缺失；⑥随访时间<12个月。将纳入患者根据基线血清IgG水平三分位数分组（G1组、G2组和G3组），分别比较3组患者人口学、临床以及病理指标的差异。研究终点定义为血肌酐较基线值翻倍、进展至终末期肾病或需要肾脏替代治疗。以肾活检日期为起点，随访至2019年12月31日。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血清IgG水平与IgAN患者肾脏终点事件发生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估计肾脏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不同血清IgG水平组间肾脏累积生存率的差异通过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 共1 976例IgAN患者被纳入该研究，其中G1组（≤9.50 g/L）631例，G2组（9.51～11.99 g/L）664例，G3组（≥12.00 g/L）681例。基线临床资料比较显示，3组间性别、年龄、镜下血尿、水肿、体重指数、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肌酐、eGFR、24 h尿蛋白量、血尿酸、血白蛋白、血清IgA、血清IgM、使用免疫抑制剂比例、使用糖皮质激素比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病理方面，血清IgG浓度越高，总体上肾脏病理损伤相对较轻。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肌酐、eGFR、24 h尿蛋白量、总蛋白、血白蛋白、球蛋白、血清IgG、牛津肾脏病理分型、球性硬化比例及肾小球IgM沉积与肾脏终点事件的发生相关（均P<0.05）。结合临床实践和既往研究，经校正性别、年龄、收缩压、舒张压、eGFR、24 h尿蛋白量、体重指数、牛津肾脏病理分型、球性硬化比例及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指标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作为连续变量，基线血清IgG水平（HR=0.91，95% CI 0.87～0.96）与IgA肾病患者肾脏终点事件发生风险独立相关；作为分类变量，以G1组（血清IgG≤9.50 g/L）作为参照，G2组（血清IgG 9.51～11.99 g/L）和G3组（血清IgG≥12.00 g/L）是IgAN患者肾脏终点事件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HR=0.69，95% CI 0.49～0.96，P=0.027；HR=0.50，95% CI 0.34～0.74，P<0.001）。以肾活检日期为起点，随访至2019年12月31日，中位随访33（21，53）个月，共232例（11.74%）发生终点事件。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IgAN患者的血清IgG浓度越高，其肾脏累积生存率越高（Log-rank检验，χ2=47.176，P<0.001）。 结论 高血清IgG是肾脏终点事件发生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目的 探索接受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的重症患者入院后90 d死亡的风险因素，重点分析CRRT第1小时发生低血压与患者入院后90 d死亡的相关性。 方法 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的事后分析研究，原始研究为胶体液对比晶体液预冲对接受CRRT重症患者早期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该研究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24年1月至5月接受CRRT的重症监护室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人口统计学、实验室检查、CRRT相关参数、血压、心率、序贯器官衰竭评分、血管活性-肌力评分等资料。以接受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治疗的18～80岁重症患者入院后90 d的生存转归作为主要结局指标，进行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并对模型进行比例风险假设检验及预测能力评估，探究接受CRRT的重症患者入院后90 d死亡的风险因素，并重点关注CRRT第1小时发生低血压是否为其风险因素。 结果 共208例患者被纳入该研究，接受CRRT重症患者入院后90 d内死亡141例（67.8%），其中男性102例（72.3%），年龄为61.0（50.0，71.5）岁；存活67例（32.2%），其中男性53例（79.1%），年龄56.0（47.0，68.0）岁。死亡组在CRRT第1小时内低血压发生率显著高于存活组［29.8%（42/141）比16.4%（11/67），χ2=4.275，P=0.039］，在CRRT第1小时内发生低血压患者病死率显著高于未发生低血压患者［79.2%（42/53）比63.9%（99/155），χ2=4.275，P=0.039］。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在CRRT第1小时内未发生低血压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39.0 d（95% CI 23.2～54.8）］长于发生低血压患者［26.0 d（95% CI 18.9～33.1）］，同时未发生低血压患者入院后90 d累积生存率显著高于发生低血压患者（Log-rank检验，χ2=5.100，P=0.024）。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发现，血清白蛋白（HR=0.964，95% CI 0.933～0.997，P=0.030）、序贯器官衰竭评分（HR=1.064，95% CI 1.012～1.118，P=0.015）及使用机械通气（HR=8.272，95% CI 1.145～59.743，P=0.036）是接受CRRT重症患者入院90 d死亡的相关因素，CRRT第1小时低血压（HR=1.236，95% CI 0.833～1.835，P=0.293）及血管活性-肌力评分（HR=1.004，95% CI 0.999～1.008，P=0.079）与接受CRRT重症患者入院90 d的死亡风险无相关性。该模型的一致性指数为0.654（95% CI 0.617~0.69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24（95% CI 0.658～0.800），且校准曲线显示模型预测值与实际观察值拟合较好，提示该模型的预测效果相对理想。 结论 接受CRRT重症患者第1小时内是否发生低血压与患者入院后90 d死亡无相关性，较低的血清白蛋白水平、较高的序贯器官衰竭评分及使用机械通气可能是接受CRRT重症患者入院后90 d死亡的风险因素。

目的 观察依库珠单抗在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患儿中的疗效。 方法 该研究为单中心观察性研究。回顾性收集2023年1月至2024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诊断为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并使用依库珠单抗治疗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患儿体重按照常规剂量使用依库珠单抗，分析依库珠单抗治疗后患儿无事件（无死亡或终末期肾病）生存率、血栓性微血管病完全缓解率和复发率。观察血红蛋白、血小板、乳酸脱氢酶及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恢复正常时间，尿常规变化以及不良反应。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对患儿及其父母血液样本进行基因检测。 结果 该研究纳入4例患儿，均为汉族人，男3例，女1例，发病中位年龄为8岁（范围：7～10岁）。4例患儿中，2例患儿合并补体基因异常，均为补体因子H相关蛋白1、补体因子H相关蛋白3基因纯合缺失。4例患儿在使用依库珠单抗后均摆脱血浆置换或输注，半年无事件生存率及血栓性微血管病完全缓解率均为4/4，完全缓解时间为19（14～28）d；4例患儿血小板、乳酸脱氢酶、估算肾小球滤过率、血红蛋白恢复正常时间分别为4（1～5）d、19（14～28）d、10（5～14）d、29（20～42）d；除1例患儿尿常规波动于阴性至弱阳性之间，其余3例患儿尿常规均正常。4例患儿均已停药，其中2例基因检测阴性患儿使用7剂依库珠单抗后停药，停药后随访1年无复发；2例基因检测异常患儿使用依库珠单抗治疗26周后停药，随访3个月内未见复发。一例患儿在使用第3剂依库珠单抗后间隔7 d左右出现皮疹，给予抗过敏处理后皮疹缓解，后续使用依库珠单抗无复发。 结论 依库珠单抗治疗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患儿有效且安全。无基因突变患儿病情稳定后可考虑停药，但停药后需严密监测及随访。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协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33在早期诊断造影剂急性肾损伤（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CIAKI）中的价值。 方法 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2022年12月至2023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行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患者的临床资料。NETs的主要指标包括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utrophil elastase，NE）、瓜氨酸化组蛋白H3（citrullinated histone-3，H3Cit）及抗菌肽LL-37（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amide，LL-37）。采集患者术前及术后2 h、12 h的血液样本并检测MPO、NE、H3Cit、LL-37、IL-33及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水平。比较CIAKI组和非CIAKI组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IAKI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生物标志物预测CIAKI的性能。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该研究纳入280例CAG患者，年龄（65±13）岁，男性203例（72.5%），33例（11.8%）发生CIAKI。与非CIAKI组比较，CIAKI组患者糖尿病比例（χ2=5.302，P=0.021）、服用β受体阻断剂比例（χ2=4.580，P=0.032）、使用利尿剂比例（χ2=21.987，P<0.001）、使用钙通道阻滞剂比例（χ2=10.424，P=0.001）、术前尿蛋白阳性比例（χ2=6.871，P=0.009）、术前血糖（Z=2.807，P=0.005）、术前血尿素氮（Z=2.504，P=0.012）、术后24 h中性粒细胞计数（Z=2.173，P=0.030）、术后24 h血肌酐（Z=4.000，P<0.001）、术后24 h血尿素氮（Z=4.459，P<0.001）均较高，术前血红蛋白（Z=-2.380，P=0.017）和血清白蛋白（Z=-2.556，P=0.011）均较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术后24 h中性粒细胞升高（OR=1.180，95% CI 1.037～1.341）、使用利尿剂（OR=5.615，95% CI 2.294～13.745）及使用钙通道阻滞剂（OR=3.141，95% CI 1.374～7.182）是CIAKI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总体、CIAKI组及非CIAKI组患者血清NE、MPO、H3Cit、LL-37、NGAL及IL-33水平在CAG术前及术后2 h、12 h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此外，CAG术前与术后12 h间IL-33的变化量与MPO、NE、H3Cit、LL-37、NGAL、血肌酐及血尿素氮的变化量均呈正相关（均P<0.05）。CIAKI组术后2 h、12 h NE（Z=3.435，P=0.001；Z=6.164，P<0.001）、MPO（Z=3.627，P<0.001；Z=4.729，P<0.001）、LL-37（Z=4.986，P<0.001；Z=6.346，P<0.001）、H3Cit（Z=5.174，P<0.001；Z=6.241，P<0.001）、NGAL（Z=2.956，P=0.003；Z=4.263，P<0.001）及IL-33（Z=5.056，P<0.001；Z=6.240，P<0.001）水平均高于非CIAKI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结果表明，术后24 h中性粒细胞、使用利尿剂及使用钙通道阻滞剂联合预测CIAKI的AUC为0.791，术后2 h NE（AUC=0.701）、MPO（AUC=0.712）、H3Cit（AUC=0.777）、LL-37（AUC=0.767）及IL-33（AUC=0.795）均能较好地预测CIAKI发生，且术后12 h NE（AUC=0.865）、MPO（AUC=0.758）、H3Cit（AUC=0.834）、LL-37（AUC=0.840）以及IL-33（AUC=0.867）预测性能进一步提升。术后2 h和12 h NETs联合IL-33预测CIAKI的AUC分别为0.874和0.956。 结论 CIAKI患者具有较高的NETs和IL-33水平，CAG术后12 h血清MPO、NE、H3Cit、LL-37及IL-33预测CIAKI的价值均较高，且NETs联合IL-33预测CIAKI的价值更高。

目的 探究粪菌移植（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对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大鼠的治疗效果及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18只6周龄雌性Sprague-Dawley大鼠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IgAN组和IgAN+FMT组，IgAN组和IgAN+FMT组通过牛血清白蛋白、蓖麻油和四氯化碳混合（5∶1）液体及脂多糖方法制备IgAN模型，对照组给予相应剂量蒸馏水或0.9%氯化钠水溶液；IgAN+FMT组给予FMT干预，粪菌灌肠所选菌群为对照组大鼠粪便菌群，对照组和IgAN组给予相应剂量0.9%氯化钠水溶液灌肠。干预完成后，在实验结束终点，收集大鼠尿液，腹腔注射2%戊巴比妥100 mg/kg过量麻醉处死大鼠后收集肾组织、回肠组织。光镜下计数尿红细胞，检测尿蛋白水平，HE染色、PAS染色、免疫荧光观察FMT对IgAN大鼠肾组织、肠组织的影响。通过微生物组学分析评估FMT对IgAN大鼠肠道菌群的影响。α多样性分析用于评估单个样本群落的多样性。β多样性分析通过主坐标分析和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评估各组样本群落结构的差异。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IgAN组尿红细胞计数、尿蛋白水平明显较高；与IgAN组比较，IgAN+FMT组尿红细胞计数、尿蛋白水平明显较低（均P<0.05），提示IgAN模型构建成功，且FMT对降低IgAN大鼠尿蛋白具有一定作用。HE、PAS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肾小球、肾小管结构正常；IgAN组肾小球系膜增生，系膜基质增多，肾小管基底膜增厚，系膜区、旁系膜区出现圆拱状的深染物质，而FMT干预后病变减轻。免疫荧光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IgAN组肾组织肾小球有弥漫的IgA沉积，而IgAN+FMT组肾小球IgA沉积强度明显弱于IgAN组（均P<0.05）。此外，HE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肠壁结构完整且未见炎性细胞浸润；而IgAN组肠壁结构严重破坏，腺体变形，杯状细胞丢失，可见大量炎性细胞浸润；FMT处理后大鼠肠壁结构有所恢复，腺体变形程度减弱，炎性细胞少量浸润。α多样性分析中，对照组大鼠微生物群落物种多样性较高，IgAN组物种多样性较低，而IgAN+FMT组部分样本表现出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上升。β多样性分析中，主坐标分析结果显示，IgAN+FMT组微生物群落结构与IgAN组有明显不同，表明FMT对肠道菌群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结果显示，各组样本存在明显分离，即微生物群落组成差异较大，应力值均<0.2，提示结果可靠性较高，能够有效反映样本间的相对差异。 结论 FMT能减轻IgAN大鼠模型肠组织和肾组织病理损害，降低肾组织IgA沉积及尿红细胞、尿蛋白水平，FMT可能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发挥治疗作用。

该文报道1例罕见的肾淀粉样变性合并原发性微小病变肾病（minimal change disease，MCD）的病例。患者以水肿和蛋白尿起病，合并IgG-λ型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诊断为原发性系统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性累及肾脏，经治疗后获得血液学及肾脏病情缓解。两年后再发水肿，表现为肾病综合征，但血液病未复发。重复肾活检显示肾内淀粉样物质沉积无变化，但肾小球足突融合范围显著扩大，考虑合并原发性MCD。经免疫抑制治疗后，病情迅速缓解，并长期稳定。此病例提示在肾脏疾病治疗中需警惕病因转变，重复肾活检有助于明确诊断和指导治疗。

TAFRO综合征是一种病因不明的全身性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特征为血小板减少（T）、弥漫性水肿（A）、发热（F）、骨髓纤维化或肾功能不全（R）和器官肿大（O），与特发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idiopathic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iMCD）存在交叉。该文报告1例iMCD特殊临床亚型——TAFRO综合征病例，患者临床表现为多浆膜腔积液（大量腹水）、发热、血小板减少、贫血、多发淋巴结肿大、胰腺受累、肾衰竭等多系统受累。骨髓活检病理检查显示骨髓增生活跃；肾活检病理检查显示肾小球血栓性微血管病样病变，伴肾小管间质急性损伤合并慢性病变；淋巴结活检显示淋巴组织增生性病变，符合Castleman病（透明血管型）。经糖皮质激素、他克莫司、利妥昔单抗和来那度胺等药物治疗后，患者症状缓解，腹水消失，尿蛋白及红细胞转阴，肾功能恢复，血液学指标缓解。该文通过总结和分析该病的临床表现、诊疗过程和预后，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罕见病的认识。

钠-葡萄糖转运蛋白2（sodium-glucose transporter 2，SGLT2）由SLC5A2基因编码，位于肾近端小管刷状缘，负责重吸收约90%从肾小球滤过的葡萄糖。SGLT2功能障碍是家族性肾性糖尿（familial renal glucosuria，FRG）的分子基础。由此研发出的SGLT2抑制剂已广泛应用于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及慢性肾脏病等领域。17 kDa膜相关蛋白（17 kDa membrane-associated protein，MAP17）可调节SGLT2功能，编码MAP17的基因突变可导致FRG。FRG患者基因型与表型相关性及SGLT2蛋白结构的研究对理解SGLT2的生理机制及SGLT2抑制剂的药理作用有重要意义。该文主要综述FRG患者基因型与表型的相关性、SGLT2蛋白结构的研究进展以及MAP17对SGLT2的调节作用，旨在更深入地理解SGLT2的作用机制，为SGLT2抑制剂类药物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相关瘙痒（CKD-associated pruritus，CKD-aP），曾被称为尿毒症瘙痒（uremic pruritus），是终末期肾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CKD-aP可发生于各年龄段的CKD患者，具有高发病率特点，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同时增加患者的远期死亡风险，加重国家医疗系统的负担。值得注意的是，在临床实践中，CKD-aP的治疗缺乏有效的药物，也容易被医护人员忽视。因此，为提高临床医师对CKD-aP的认识并提供规范的临床实践指导，中华肾脏病防治专项基金专家委员会围绕CKD-aP的定义、诊断程序、评估标准和治疗原则四个方面达成共识，旨在为各级肾脏病科及其他相关学科医师的临床规范诊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