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37卷第03期

目的 通过对1个家族性血尿家系进行遗传变异筛查，为家族性血尿病变提供遗传线索和证据。 方法 本研究纳入的研究对象为1个4代含20名成员的家族性血尿家系。对该家系进行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的收集和整理，留取家系中11名成员的外周血并用盐析法提取DNA用于遗传分析。首先选取包括先证者在内的3名家系成员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根据2015年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发布的序列变异解读指南进行遗传变异筛选。继而在家系成员中对筛选出的遗传变异位点进行实时荧光定量PCR和Sanger测序验证。 结果 该家系中6名女性患者有持续性血尿，2人因肾衰竭去世，2人因肾脏以外疾病去世，2人维持肾功能稳定。肾功能稳定2人中1人肾活检病理诊断为IgA肾病，电镜提示弥漫性基底膜病变，不除外Alport综合征。基因检测在家系中发现COL4A4基因（RefSeq NM_000092）的两个点突变，7号外显子c.G446T:p.G149V的变异，以及20号外显子c.G1249A:p.G417R的变异。 结论 通过对1个家族性血尿家系开展基因检测，发现COL4A4基因的两个新突变（7号外显子c.G446T:p.G149V和20号外显子c.G1249A:p.G417R的变异）与家族性血尿表型相关联。

目的 总结胎儿期肾囊性病的产前遗传学诊断情况，探索先天性囊性肾病产前遗传学诊断的临床可行性及意义。 方法 纳入2017年6月至2019年9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囊性肾病的25例胎儿。经羊膜腔穿刺术抽取羊水标本，17例仅进行了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e microarray analysis，CMA）检查，其他8例同时进行了CMA检查及染色体G显带核型分析，其中6例CMA检查及染色体核型检查阴性结果孕妇接受了临床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分析。 结果 25例胎儿中，CMA发现致病性拷贝数变异（pathogenic copy number variantion，pCNV）4例，其中17q12染色体微缺失2例，10p15.1p14染色体微缺失1例，4q21.28q22.1染色体微缺失（含PKD2基因）1例，总体pCNV的检出率约为16.0%（4/25）。8例染色体核型分析均未见异常。进行临床全外显子组测序的6例胎儿中，1例发现NPHS1基因c.1440+1 G>A剪切点杂合突变和c.925G>T无义杂合突变，诊断为芬兰型先天性肾病综合征；1例发现PKD1基因c.6878C>T错义杂合突变，诊断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多囊肾；4例未发现明确致病突变。 结论 CMA和临床全外显子组测序为代表的二代测序技术是先天性肾囊性疾病精确诊断的有效工具。遗传学诊断有助于明确病因，为部分先天性肾囊性病患儿的预后评估、治疗和家庭遗传咨询等提供依据。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间质性肾炎（acute interstitial nephritis，AIN）的病因、临床表现和肾脏病理特点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经肾穿刺活检术确诊为AIN儿童的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治疗方法和预后等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评估AIN儿童的肾脏存活率。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AIN患儿基线时进展为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风险因素。 结果 共纳入AIN患儿51例，男36例，女15例，年龄（12.94±2.55）岁（2~17岁）。儿童AIN临床表现多样，缺乏特异性，三联征只有2例（3.92%）。51例AIN患儿均表现为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伴不同程度的血清肌酐升高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降低，AKI分期以Ⅲ期为主[33例（64.71%）]。感染是儿童AIN的主要病因[38例（74.51%）]，其次是药物因素[27例（52.94%）]，药物导致的AIN以非甾体抗炎药为主[18例（35.29%）]。51例患儿均有间质炎性细胞浸润或间质水肿。间质炎性细胞浸润以单个核细胞为主[46例（90.20%）]。治疗4周后肾功能完全恢复、部分恢复和无恢复的例数分别为32例（62.75%）、11例（21.57%）和8例（15.69%）；治疗12周后，肾功能完全恢复、部分恢复和无恢复的例数分别为49例（96.08%）、0例（0）和2例（3.92%）。经过平均4.0（2.0~15.0）个月的随访，有2例（3.92%）患儿进展至ESRD。肾活检后1年和2年的累积肾脏生存率都为100%，5年和10年的肾脏生存率分别为96.55%和72.4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尿N-乙酰-β-D-葡萄糖苷酶>17.6 U/g·cr（HR=15.729，95%CI 1.045~15.977，P=0.042）和肾组织IgM沉积（HR=7.523，95%CI 1.142~9.541，P=0.033）是AIN儿童进展至ESRD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AIN儿童临床均表现为AKI，以Ⅲ期为主，肾脏病理特征为小管间质病变。经积极治疗后，大部分AIN患儿预后良好。预防感染及合理用药是降低儿童AIN发病率的关键。尿N-乙酰-β-D-葡萄糖苷酶>17.6 U/g·cr和肾组织IgM沉积是AIN儿童进展至ESRD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报道2例儿童肾移植术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ation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PTLD）并复习文献，旨在提高对PTLD的认识。 方法 收集并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2例PTLD患儿的临床资料。检索从建库至2020年1月的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Scopus、Cochrane Library、万方、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等数据库，收集PTLD相关文献并行文献复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TLD患儿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 两例PTLD患儿移植前EB病毒及巨细胞病毒血清学检查均为阴性，均接受过抗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诱导治疗。病例1和病例2分别于肾移植术后3个月、12个月诊断为PTLD，伴EB病毒及巨细胞病毒血清学反应阳性。病例1病理诊断为单形性PTLD，病例2临床考虑非霍奇金淋巴瘤，二者均予免疫抑制剂减量联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和化疗，PTLD缓解，移植肾功能正常。但例1患儿于肾移植后30个月死于颅内真菌感染。结合本中心2例及文献复习的54例儿童肾移植PTLD进行分析，移植至PTLD发生的中位时间为41.8个月，初发部位以消化道[17例（30.4%）]、呼吸系统[8例（14.3%）]、神经系统[7例（12.5%）]和咽淋巴环[7例（12.5%）]为主，病理类型以单形性PTLD为主[34例（60.8%）]。56例患儿诊断PTLD时EB病毒血清学反应均为阳性。治疗包括免疫抑制剂减量联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和化疗。PTLD缓解48例，其中8例移植物失功；11例死亡患者中3例死于感染，8例死于PTL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形性PTLD为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OR=21.616，95%CI 1.007~464.107，P=0.049）。 结论 肾移植儿童PTLD大多与EB病毒感染有关，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单形性PTLD预后不良，病死率较高。

目的 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发生主动脉弓钙化（aortic arch calcification，AoAC）的相关风险因素及AoAC对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15年3~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以胸部X线评估AoAC，将患者分为主动脉弓钙化（AoAC）组与主动脉弓无钙化（no-AoAC）组。采用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AoAC的风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Cox回归模型分析AoAC与全因死亡及心血管事件之间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57例血液透析患者，男性85例（54.14%），年龄（62.63±15.05）岁（30~90岁）。中位随访时间为54（20，54）个月。AoAC组99例（63.06%），no-AoAC组58例（36.94%）。AoAC组的年龄、糖尿病史比例、血清校正钙、三酰甘油水平均高于no-AoAC组（均P<0.05）；服用活性维生素D比例、血清白蛋白、iPTH水平均低于no-AoAC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增加（OR=1.109，95%CI 1.067~1.152，P<0.001）、合并糖尿病（OR=4.110，95%CI 1.551~10.890，P=0.004）、长透析龄（OR=1.026，95%CI 1.010~1.043，P=0.001）、高收缩压（OR=1.039，95%CI 1.012~1.067，P=0.005）以及高三酰甘油（OR=1.932，95%CI 1.148~3.125，P=0.013）是AoAC的独立风险因素，血红蛋白较高是AoAC的保护因素（OR=0.967，95%CI 0.938~0.998，P=0.035）。AoAC组死亡63例（63.64%），发生心血管事件78例（78.79%）；no-AoAC组死亡14例（24.14%），发生心血管事件12例（20.69%）。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AoAC组死亡率（Log-rank χ2=22.499，P<0.001）、心血管事件发生率（Log-rankχ2=50.797，P<0.001）均高于no-AoAC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oAC是血液透析患者全因死亡（HR=2.003，95%CI 1.039~3.859，P=0.038）和心血管事件（HR=5.642，95%CI 3.003~10.600，P<0.001）的独立风险因素。 结论 年龄增加、合并糖尿病、长透析龄、高血压、高三酰甘油以及低血红蛋白与AoAC发生密切相关，AoAC是血液透析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风险因素。

目的 探讨Nod样受体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在慢性肾脏病相关性血管新生内膜增生（neointimal hyperplasia，NH）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野生型C57BL/6J雄性小鼠被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6）和实验组（n=18），实验组小鼠用5/6肾脏切除和左颈总动脉结扎的方法建立NH模型。建模成功后，小鼠被随机分为NH模型组、NLRP3抑制剂组和药物对照组（n=6/组）。NLRP3基因敲除组C57BL/6J雄性小鼠建立NH模型后不做任何处理。3周后收集小鼠血清和颈动脉结扎处血管组织样本。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小鼠血管组织病理改变；免疫荧光染色观察NLRP3相关蛋白的表达和定位；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小鼠血管组织NLRP3 mRNA的表达水平；比色法测定血管组织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caspase-1）活性水平。用10%尿毒症患者血清干预人主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HASMCs）模拟尿毒症期机体内环境。转染NLRP3小分子干扰RNA（siRNA）或加入NLRP3抑制剂格列苯脲进行干预。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HASMCs的NLRP3 mRNA表达水平；比色法测定HASMCs caspase-1活性水平。 结果 NH模型组小鼠血清血肌酐、尿素氮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均P<0.01）。HE染色结果显示，NH模型组小鼠血管内膜较对照组明显增厚，血管平滑肌细胞明显增生肥大，细胞核深染，细胞排列杂乱并向血管内膜面迁徙。NH模型组新生内膜与管腔比值较对照组显著增加（P<0.01）。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NH模型组小鼠血管组织NLRP3、caspase-1、IL-18、IL-1β和增殖细胞核抗原蛋白表达增加，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表达下降（P<0.01），NLRP3主要定位于血管平滑肌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表现为合成表型。与NH模型组相比，NLRP3抑制剂组和NLRP3基因敲除组小鼠NLRP3、caspase-1、IL-18、IL-1β和PCNA蛋白表达减少，α-SMA蛋白表达增加（均P<0.01），血管病理改变减轻。尿毒症血清刺激组细胞NLRP3、IL-18、IL-1β mRNA表达量较健康血清组明显增加，溴脱氧尿苷（BrdU）摄取量增加（均P<0.01）。转染NLRP3 siRNA和加入格列苯脲后，尿毒症血清刺激组NLRP3、IL-18、IL-1β mRNA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减少，BrdU摄取量下降（均P<0.01）。 结论 NLRP3炎症体在促进CKD相关性血管新生内膜增生中发挥重要作用，格列苯脲能有效减轻新生内膜增生。

目的 分析小鼠肾脏衰老过程中长链非编码RNA（lncRNA）的差异表达情况，探索肾脏衰老的机制。 方法 随机选取3、12和24月龄C57BL/6雄性小鼠各5只（体重均为25 g左右），采用PAS、Masson、半乳糖苷酶（SA-β-gal）染色方法检测小鼠肾脏病理及细胞衰老情况。高通量测序得到3组小鼠组间差异表达的lncRNA及其表达丰度值，绘制热图。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验证差异表达的lncRNA。构建竞争性内源性RNA（competitive endogenous RNA，ceRNA）网络（包含lncRNA、miRNA和mRNA），GO、KEGG富集分析预测差异表达lncRNA靶基因的生物学功能。 结果 肾脏病理染色结果显示，随着小鼠月龄增加，肾小球系膜基质增多，基底膜增厚，肾小球硬化逐渐加重；肾脏纤维化逐渐加重；SA-β-gal染色阳性区域逐渐增加。测序结果显示，3组小鼠间差异表达的lncRNA共938个已知的lncRNA和542个未知的lncRNA。其中，与3月龄小鼠相比，12月龄小鼠有33个lncRNA表达上调，43个lncRNA表达下调；与3月龄小鼠相比，24月龄小鼠有130个lncRNA表达上调，91个lncRNA表达下调；与12月龄小鼠相比，24月龄小鼠有36个lncRNA表达上调，22个lncRNA表达下调。qRT-PCR验证的差异表达倍数较大、表达量较高的10个lncRNA与测序结果一致。GO富集分析结果显示，3组差异表达的lncRNA靶基因多定位于细胞核和细胞质，也可能通过与蛋白结合来发挥作用，还可能参与各种蛋白磷酸化、细胞周期、转录、转录调节等过程。KEGG富集分析结果显示，3组差异表达lncRNA的靶基因富集明显的通路是与肾脏衰老密切相关的Rap1信号通路、FOXO信号通路和MAPK信号通路。 结论 不同月龄小鼠肾脏lncRNA表达存在显著差异，lncRNA的差异表达可能参与肾脏衰老的发生。

目的 探讨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Ⅱ，AngⅡ）是否通过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程序性坏死和凋亡促使肾小管上皮细胞过度丧失。 方法 选取6~8周龄C57BL/6雄性小鼠，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n=10）和AngⅡ诱导的高血压肾损害模型组（n=30），通过皮下植入的渗透性微型泵分别持续给予0.9%无菌生理盐水或AngⅡ（1.5 μg·kg-1·min-1）14 d（n=10）、21 d（n=10）和28 d（n=10）。采用qPCR和病理染色法分别检测AngⅡ诱导的不同时间点模型组小鼠肾组织中RIP3、MLKL和caspase-3 mRNA和蛋白的表达。流式细胞术和Western印迹法分别检测不同浓度（10-10~10-5 mol/L）AngⅡ处理HK-2细胞的凋亡和坏死情况及RIP3、MLKL和cleaved caspase-3的蛋白表达。将HK-2细胞分为对照组、AngⅡ诱导组、程序性坏死特异性抑制剂Nec-1（100 μmol/L）组和凋亡抑制剂zVAD（10 mol/L）组，采用免疫荧光检测各组HK-2细胞TUNEL和RIP3中的阳性表达。 结果 qPCR和免疫组化染色检测结果发现，AngⅡ诱导14 d后模型小鼠肾组织caspase-3 mRNA和cleaved caspase-3蛋白表达均明显高于对照组、21 d模型组和28 d模型组；AngⅡ诱导21 d后RIP3、MLKL mRNA和蛋白表达均明显高于对照组、14 d模型组和28 d模型组。PAS染色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AngⅡ诱导的高血压肾损害小鼠肾小管呈明显的坏死形态学特征。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各浓度的AngⅡ均可诱导HK-2细胞发生程序性坏死和凋亡（均P<0.05），但10-9 mol/L AngⅡ组细胞坏死率最高，而10-7 mol/L AngⅡ组细胞早期凋亡率最高。Western免疫印迹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各浓度的AngⅡ组RIP3、MLKL和cleaved caspase-3表达均增高，在10-9 mol/L AngⅡ组RIP3和MLKL表达最高，而cleaved caspase-3在10-7 mol/L AngⅡ组达到峰值（均P<0.01）。免疫荧光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AngⅡ（10-9 mol/L）诱导的HK-2细胞中TUNEL+/RIP3+阳性率显著增高（P<0.01）；与AngⅡ诱导组相比，Nec-1可有效降低TUNEL+/RIP3+阳性细胞数，而zVAD可促使TUNEL+/RIP3+阳性细胞数目增高（均P<0.01）。 结论 程序性坏死和凋亡的发生与AngⅡ浓度、caspase活性等因素密切相关，且抑制HK-2细胞凋亡可促使细胞发生程序性坏死。AngⅡ诱导的程序性坏死和凋亡在肾小管上皮细胞进行性丧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淀粉样变性是一类系统性疾病，由"罕见"变"常见"需引起重视。本研究回顾分析本中心近20年来175例淀粉样变性患者的临床资料，总体评估患者资料，探讨相关影响因素，以期提高早期确诊率，改善患者预后。研究结果显示，该病好发年龄为50~59岁（占34.85%），且年龄越大治疗效果越差（OR=1.064，95%CI 1.030~1.099，P<0.001）；最易累及肾脏（42.86%）和心脏（21.71%）；主要表现为蛋白尿、水肿、胸闷气喘、皮肤瘙痒及色素沉着、腹部胀痛、腹水、肝大、低血压等。早期选择有效治疗方案如接受激素+免疫抑制剂/血液透析/化疗/自体干细胞移植/手术等治疗，则治疗效果更佳（OR=3.706，95%CI 1.866~7.352，P<0.001），且是否接受有效治疗方案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HR=2.567，95%CI 1.291~5.103，P=0.007）。年龄增大（HR=1.049，95%CI 1.020~1.078，P=0.001）、低血压（HR=2.431，95%CI 1.149~5.141，P=0.020）、心脏受累（HR=6.556，95%CI 3.401~12.640，P<0.001）、多器官受累（HR=2.315，95%CI 1.107~4.840，P=0.026）、血清白蛋白降低（HR=2.477，95%CI 1.219~5.034，P=0.012）、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降低（HR=2.215，95%CI 1.205~4.070，P=0.010）、B型钠尿肽（BNP）升高（HR=3.962，95%CI 1.357~11.574，P=0.012）、肌钙蛋白T（TnT）升高（HR=2.872，95%CI 1.042~7.915，P=0.041）亦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可增加死亡风险。因此，在诊疗过程中，临床医师需密切监测这些指标变化，早期诊断及采取有效治疗措施，以改善淀粉样变性患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

患者为中年女性，因蛋白尿起病，有肾脏病家族史。肾组织病理检查电镜下见肾小球系膜区和毛细血管袢内皮下大量高电子密度的致密物沉积，免疫荧光染色示纤维连接蛋白阳性，颗粒状弥漫分布于系膜区及血管袢，纤维连接蛋白肾小球病诊断明确。有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治疗后患者尿蛋白量逐渐减少至阴性。

报道1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膜性肾病。患者临床肾损害表现为肾病范围蛋白尿，血清抗磷脂酶A2受体抗体阴性，肾组织病理诊断为不典型膜性肾病，经利妥昔单抗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后外周血淋巴细胞比例下降、淋巴结缩小及蛋白尿缓解。提示膜性肾病继发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且利妥昔单抗单药治疗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化疗药物应用。

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是全世界公认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之一，并且是慢性肾脏病以及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该病虽为慢性进展性的疾病，但预后却不尽相同，因此准确地判断预后有助于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生存率。近年来关于IgAN的预后评估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国内外陆续提出了通过临床或临床病理等相关指标构建的数学评估模型，本文就IgAN预后评估模型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互为因果。动态血压监测（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ABPM）较诊室血压可更准确和全面地评估CKD患者血压状态，预测CKD患者心肾的不良预后。我们从高血压类型、血压节律改变和血压变异性等三个方面阐述ABPM在CKD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旨在提高临床医生对CKD患者应用ABPM重要性的认识。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多囊肾病（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ADPKD）是最常见的遗传性肾囊肿性疾病，患病率为1/1 000~1/2 500，约50%患者在60岁时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ADPKD存在异质性，诸多因素如性别、合并高血压、基因突变、肾脏总体积和肾小球滤过率等与疾病进展密切相关，如何评估ADPKD患者的疾病进展风险，筛选出快速进展型患者对治疗方案的制订十分关键。我们总结了ADPKD的最新研究进展，结果显示，经身高校正后的肾脏总体积和基因突变类型是评估ADPKD疾病进展应用价值较高的指标，合并高血压、蛋白尿和肾小球滤过率是次要或较晚期的评估指标，和肽素等新的指标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

经典的前臂桡动脉-头静脉内瘘无论是外科医生还是肾内科医生都能够很好地掌握。对于因反复静脉输液、糖尿病、高龄等因素导致前臂远端自体动静脉内瘘无法建立或失功的患者，肘部自体动静脉内瘘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方式。但目前国内对肘部自体动静脉内瘘的建立等方面缺乏经验及总结。本文从肘部血管的解剖，肘部自体动静脉内瘘建立的方式、通畅率、并发症及最新进展等方面作阐述。其中，将肘部自体动静脉内瘘建立的方式划分为肱动脉/近端桡动脉-头静脉自体动静脉内瘘、肱动脉-贵要静脉自体动静脉内瘘、肱动脉-肱静脉自体动静脉内瘘、Gracz内瘘、肘部自体动静脉内瘘侧侧吻合+穿支静脉结扎及经皮热消融自体动静脉内瘘六种。

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我国常见病与多发病，同时也是引起终末期肾脏病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DKD防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已颁布了多种有关糖尿病诊断、治疗、管理的临床指南或专家共识，其中也涉及了DKD诊疗的部分内容，但并不能满足肾科医生的需求。对DKD患者这一特殊人群，合理用药、规范诊疗、细化管理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另外，随着医疗新技术的发展，有关DKD的知识不断更新，特别是新型药物的临床应用，拓展了DKD诊疗策略，因此有必要编写一部适用于中国人群的DKD诊疗指南。鉴于此，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组织了专家组编写了这部《DKD临床诊疗中国指南》。该指南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指南与专家共识，整合了中国肾脏病专家的临床经验，系统地介绍了DKD诊断、肾脏病理活检、治疗与管理、合并症处理及常用药物的合理应用等问题。另外，专家组在编写过程中本着严谨、简明、权威的原则，参阅了国际指南格式，提出诊疗要点、逐条列证说明。该指南反映了当今DKD诊疗的新趋势、新观点，对进一步加强DKD认识、规范DKD诊疗体系、制定合理治疗原则、指导精准用药、延缓肾脏病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价值，可供广大医师在临床工作中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