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34卷第08期

治疗计划和表单审查是放射治疗全流程质量保证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治疗错误发生的概率和补救的时效性，审查可分为治疗前审查、治疗中审查和治疗结束审查。审查的内容应由有资质的医学物理师，依据本单位放射治疗流程中各环节发生错误的类型及其影响确定，并且以标准化的勾选清单的方式实施审查。本指南参照美国医学物理学家协会TG‐275号报告和医学物理实践指南11a报告，对光子和电子线外照射放射治疗中的审查责任人、时间点、内容和干预水平提出了建议，并附录了高风险因子和审查清单，分析了审查自动化的实施途径。

宫颈癌经过规范治疗，仍有30%~40%的治疗失败率。复发转移性宫颈癌（r/mCC）的治疗是宫颈癌治疗过程中最具挑战的阶段，患者的治疗与既往治疗方式、无瘤间隔时间、患者状态、复发转移的部位和范围、治疗中肿瘤缓解的情况等相关，涉及手术、放疗、系统药物治疗等，需要采用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模式。近年来，r/mCC的治疗效果有了显著提升。因此，中国抗癌协会近距离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专家，结合最新临床实践经验和研究进展，根据循证医学原则，编写本指南，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合理、规范化的诊疗指导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提升r/mCC的诊疗水平，改善预后。

目的 探讨头颈部肿瘤术后精准放疗患者重建皮瓣的不良反应及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2年10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46例头颈部肿瘤皮瓣重建术后放疗患者的病历资料。对放疗后的总生存（OS）、局部区域控制（LRC）、剂量学参数等进行分析。观测患者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放疗结束后3、6个月的放射性皮炎、皮瓣坏死，以及放疗结束后12、24个月的皮瓣萎缩、皮瓣纤维化、吞咽困难和咀嚼功能障碍。按照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5.0版本进行不良反应分级。定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进行分析，定性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分析，使用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法进行放疗不良反应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全组46例患者，平均年龄为57.6岁，中位随访65个月（12~100个月）。截至随访结束，22例死亡，6例复发，7例远处转移。5年OS率为48%，5年LRC率为69%。放射性皮炎发生率随放疗结束后的时间延长而递减，放疗结束后3个月、6个月分别为80%（37/46）和65%（30/46），3级放射性皮炎发生率分别为11%（5/46）和未发生。放疗结束后3个月，2级皮瓣坏死发生率为4%（2/46）。放疗结束后12个月，皮瓣萎缩及纤维化发生率分别为83%（38/46）和67%（31/46），3级皮瓣萎缩及纤维化发生率均为4%（2/46）。所有患者均于放疗结束后12个月出现吞咽困难及咀嚼功能障碍。放疗结束后24个月，仍有83%（38/46）和61%（28/46）的患者出现吞咽困难和咀嚼功能障碍。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皮瓣受照射体积、放疗总剂量、咽缩肌Dmean和V60 Gy、手术与放疗时间间隔、性别、年龄是头颈部肿瘤皮瓣重建术后放疗患者不良反应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头颈部肿瘤皮瓣重建术后放疗的患者，在保证肿瘤控制的前提下，应严格限制正常组织及皮瓣血供区的放射剂量和受照体积，缩短手术与放疗间隔（≤6周），以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老年患者采用低分割放疗方案或适当调整放疗总剂量，以减少远期并发症。

目的 探究胸廓骨结构受照剂量对接受放化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LA‐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并开发验证骨结构受照剂量、免疫细胞估计受照剂量（EDRIC）与其他相关因素的预后预测的联合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197例接受放化疗的LA‐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使用计算机随机划分法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根据Jin等开发并由Ladbury等改进的模型计算EDRIC值。胸廓骨结构勾画范围包括肋骨、胸骨柄、胸骨体、胸椎椎体、胸椎附件和胸椎。分别采用四分位法计算肿瘤靶区、EDRIC、骨平均剂量（Dmean）的P25、P50、P75数值，分别作为二分类的截断值，将上述变量进行二分类分组比较分析。通过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总生存（OS）、无局部进展生存（LPFS）、无远处转移生存（DMFS）三个预测结局的影响因素，保留显著相关因素与EDRIC构建联合预测模型。绘制联合模型在2年时间节点上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决策曲线分析（DCA）曲线和校准曲线，以评估预测性能。通过列线图将模型可视化。 结果 在胸廓骨结构中，胸骨柄Dmean>47.3 Gy均是LA‐NSCLC患者OS、LPFS、DMFS的独立危险因素，胸椎椎体Dmean>23.2 Gy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胸椎椎体Dmean>14.4 Gy是DMFS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其他相关因素中，大体肿瘤体积（GTV）>50.2 cm3是OS的危险因素，GTV>87.0 cm3是LPFS的危险因素，计划靶区>571.9 cm3是DMFS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使用与3个预测终点显著相关的特征与EDRIC建立OS、LPFS、DMFS的联合预测模型。OS联合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08和0.696，DMFS联合模型的AUC分别为0.675和0.639，这2个预测终点的校准曲线与DCA曲线均显示联合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准确性和临床获益可能。而LPFS联合模型则在准确性和临床适用性上表现欠佳。 结论 胸廓骨结构中胸骨柄和胸椎椎体受照剂量是LA‐NSCLC患者放化疗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联合模型在预测OS和DMFS上具有良好的预测性能。

目的 评估放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抗血管生成剂）对不可切除的中晚期肝细胞癌（HCC）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对2021年1月至2023年9月上海孟超肿瘤医院收治的80例不可切除的中晚期HCC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治疗方案分为两组：信迪利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治疗的全身治疗组（41例）和放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治疗的联合放疗组（39例）。采用实体瘤反应评价标准（RECIST）1.1版和修订版肝癌疗效评估标准评价疗效，采用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4.03版评价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主要终点为无进展生存（PFS）期和总生存（OS）期。次要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TRAE。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定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 疗效方面，全身治疗组无完全缓解（CR）病例，联合放疗组2例获得CR；全身治疗组ORR为22%（9/41例），联合放疗组为59%（23/39例）（P=0.001），两组DCR分别为85%（35/41例）、97%（38/39例）（P=0.130），疾病进展发生率分别为15%（6/41例）、3%（1/39例）（P=0.130）。联合放疗组的中位PFS期为8.0个月（95%CI为6.8~9.2个月），全身治疗组为4.4个月（95%CI为4.1~4.7个月）（P=0.002）。联合放疗组的中位OS期为19.0个月（95%CI为15.5~22.5个月），全身治疗组为12.5个月（95%CI为9.4~15.6个月）（P=0.006）。放疗是PFS（HR=0.474，95%CI为0.289~0.778，P=0.003）和OS（HR=0.403，95%CI为0.218~0.744，P=0.004）的独立保护因素。肿瘤数目>3个是PFS（HR=2.658，95%CI为1.485~4.755，P=0.001）和OS（HR=3.245，95%CI为1.773~5.939，P=0.001）的独立危险因素。两组间的TRA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放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治疗不可切除中晚期HCC患者显示出较好疗效，安全性可接受。

目的 探讨宫颈腺癌的临床特点，并分析患者生存状况及相关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2年10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就诊且明确病理诊断的229例宫颈腺癌患者的资料。其中，198例早期患者的治疗方法以手术为主，31例局部进展期患者的治疗方法以放化疗为主。计算全组患者及不同治疗方法亚组患者的总生存（OS）率和无进展生存（PFS）率。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生存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 结果 229例宫颈腺癌患者的病理分类有11种，以普通型腺癌为主，截至随访期末共有复发转移患者57例（24.9%）。全组3、5年OS率分别为86.4%、79.3%，3、5年PFS率分别为81.6%和73.6%。多因素分析显示，国际妇产科协会（FIGO）分期为Ⅲ~Ⅳ期是OS和PFS的独立预后因素（HR=2.033，95%CI为1.456~2.839，P<0.001；HR=1.701，95%CI为1.251~2.313，P=0.001），有淋巴结转移是PFS的独立危险因素（HR=1.610，95%CI为1.021~2.539，P=0.041）。手术治疗为主的198例患者的亚组分析：3、5年OS率分别为90.0%、84.9%，3年、5年PFS率分别为82.7%、76.7%。多因素分析显示，有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较深是OS（HR=6.893，95%CI为2.592~18.327，P<0.001；HR=1.952，95%CI为1.164~3.272，P=0.011）和PFS（HR=5.507，95%CI为2.569~11.805，P<0.001；HR=1.638，95%CI为1.09~2.461，P=0.018）的独立预后因素。保留卵巢是PFS的独立危险因素（HR=3.364，95%CI为1.115~10.151，P=0.031）。 结论 宫颈腺癌病理类型复杂多样。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FIGO分期、淋巴结转移、术后浸润深度是宫颈腺癌的主要预后因素。

目的 对Infinity医疗直线加速器日志文件记录的多叶准直器（MLC）叶片位置数据的有效性进行外部验证。 方法 建立胶片剂量标定曲线，先将胶片扫描所得的像素值转换为净光密度值，再对净光密度与剂量数据进行六次多项式拟合。在电子射野影像装置（EPID）和胶片上执行栅栏测试，对获取的相应栅栏测试图像采用相对叶片行进距离、相对叶片位置、相对叶对半峰高宽、相对叶对邻接区宽度分析指标进行分析，并与日志文件中相关结果进行对比。另外，为了研究重力对Infinity医疗直线加速器日志文件中叶片位置数据的影响，以上栅栏测试均在0°、90°、180°、270°机架角度下进行。组间差异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 胶片剂量标定曲线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相关系数R2为0.9994。基于4项分析指标EBT3胶片、EPID、日志文件在所有机架角度下叶片位置总体数据的离散程度近似遵循同一规律：EBT3胶片>EPID>日志文件。另外，对于每项分析指标，不同工具之间的结果数据标准差差异均小于0.1 mm，并且这一规律不具有机架角度依赖性。 结论 Infinity医疗直线加速器日志文件记录的叶片位置数据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可以作为MLC叶片实际位置的参考，并且重力对日志文件记录的叶片位置数据几乎无影响。

目的 分析放疗计划流程不良事件中的人为因素，并进一步定量化确定人为因素间的互相影响。 方法 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自主研发的放疗计划自动核查系统中记录的1619次放疗计划流程中的不良事件，使用人为因素分析及分类系统（HFACS）对事件进行人为因素识别与统计分析，并进一步基于贝叶斯网络建立混合模型，结合敏感性分析进行定量化探究。 结果 组织过程、监督不充分和人员因素分别是HFACS各层级中最主要的因素，其频率分别为12.89%、11.85%和13.50%。通过建立的HFACS贝叶斯网络混合模型，并结合敏感性分析发现，对技能差错和决策差错影响最大的分别是操作者状态和环境因素，对应指数为0.96和0.76，对习惯性违规影响最大的是人员因素，对应指数为3.51。 结论 HFACS四层级中组织过程、监督不充分、人员因素和操作者状态各占有较高比重，组织氛围、环境因素、人员因素会对下一层级因素产生较大影响，可依此针对性建立完善安全规则。

目的 研究不同剂量全腹超高剂量率（FLASH）照射对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方法 健康雄性C57BL/6J小鼠25只，采用简单随机化法随机分为对照组（5只）和FLASH照射组（20只），后者又分为辐射剂量10 Gy组、15 Gy组、20 Gy组、25 Gy组，每组各5只。以100 Gy/s的剂量率对小鼠进行单次全腹照射。照射后3.5 d处死小鼠，收集小鼠新鲜粪便和小肠组织，分别进行16S rRNA测序及菌群分析、苏木素‐伊红（HE）染色及损伤评分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HE染色显示，全腹FLASH照射组小鼠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肠道损伤，并随着照射剂量增加，肠道损伤程度加重。β多样性分析显示FLASH照射组与对照组小鼠的肠道菌群组成存在差异（P=0.001），但不同剂量照射组之间物种相对丰度差异较小，有各自的优势菌属。不同剂量FLASH照射组与对照组对比筛选出16种属水平上的共有差异菌群，其中乳杆菌属、联合乳杆菌属、未分类的乳杆菌属在对照组相对丰度较高，而埃希菌属、Allobaculum属、Muribaculum属在FLASH照射组相对丰度较高。 结论 全腹FLASH照射会引起小鼠肠道损伤，随着照射剂量增加，肠道损伤加重。不同剂量全腹FLASH照射改变小鼠肠道菌群组成。不同剂量FLASH照射组与对照组相比，筛选出16种在属水平上的共有肠道差异菌群，可能作为衡量小鼠全腹FLASH照射肠道损伤的标志物。

放射性肺损伤（RILI）是胸部肿瘤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后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近年来，肠道菌群作为研究热点备受关注，多项研究发现其对放射治疗导致的肺损伤有预防及治疗作用，其可以通过调节机体免疫系统、肠‐肺轴作用、自身及其代谢产物等途径发挥作用。本文通过阐述RILI的发生机制，综合性分析肠道菌群对RILI的保护作用机制，为临床RILI的防护与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为改善患者的预后，提高生活质量提供新的方法。

前列腺癌是常见的男性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在中国呈逐年上升趋势。放射治疗是前列腺癌的重要治疗手段。由于前列腺癌特殊的生物学特点和精准放疗技术的发展，前列腺癌大分割放疗方案发展很快，目前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普遍，相关研究开展越来越多。本文综述大分割放疗的生物学基础、临床研究进展及在不同治疗场景（根治性治疗、术后辅助/挽救放疗、寡转移灶及盆腔淋巴结放疗）中的应用，分析其疗效与不良反应特征，希望能为国内科学推广应用前列腺癌短程大分割精准放疗提供参考。

恶性肿瘤是困扰全世界的重大健康问题，其通过复杂的途径转移至骨骼，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放射治疗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本文通过阐述骨转移瘤的类型、转移原理及临床表现，评估放射治疗在骨转移瘤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说明体外照射、立体定向放疗和放射性核素治疗的不同优势。为未来探究不同类型骨转移瘤对放射治疗的反应差异提供参考，以实现最佳的治疗效果。

胶质母细胞瘤（GBM）是成人中枢神经系统中侵袭性最强的恶性肿瘤，治疗效果有限，预后极差。放射治疗是GBM治疗的核心，但肿瘤细胞的放疗耐受性限制了疗效。近年来，代谢重编程作为GBM细胞逃逸放疗压力的关键机制，受到广泛关注。本文综述了糖、脂及氨基酸代谢重编程在GBM放射抵抗中的核心作用，以及GBM通过重塑代谢途径增强肿瘤细胞放疗后DNA损伤修复、抗氧化能力及免疫逃逸等抵抗机制。尽管联合靶向代谢抑制剂与放疗在提高GBM治疗效果方面显示出潜力，但仍面临突破血脑屏障及应对肿瘤异质性等诸多挑战。纳米药物递送技术和免疫治疗的结合为GBM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开发多维度、个体化的代谢靶向策略，结合免疫治疗和新兴技术，进一步改善GBM患者的治疗预后并提高生存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