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34卷第03期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作为粒子放疗的主要设备，做好质量控制工作使之可靠运行，是保证放疗精确实施的先决条件。因此，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质量控制是整个治疗流程质量保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指南为中国国内的重离子治疗中心的质控方法提供指导，范围涵盖了人员配置、机械性能、安全联锁、剂量学性能、图像引导等多方面内容。在制定指南时，以已发布的国内外相关标准为依据，旨在将国内各机构的质控项目统一化。不同品牌型号设备间的性能差异和操作区别，其基准值及测试方法并非唯一，本指南所提供的质控方法仅作为参考，而基准值则需要参考设备验收时的测量结果。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质控项目的检测频度除遵循指南要求外，在设备发生故障进行维修后，还需进行额外的质控，范围应涵盖故障维修可能影响到的质控项目。

目的 调查甘肃省各放疗单位的人员、设备、放疗技术等情况，深入了解甘肃省放疗现状。 方法 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甘肃省肿瘤放射治疗专业质控中心组织人员采用线上网络问卷调研与线下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甘肃省各放疗单位的放疗人员、设备、放疗技术开展等情况进行调研。对有疑问的数据重新审核，进行逻辑性校验和异常值识别，所有信息按照双人录入原则进行质控。定性资料以频数（百分比）的形式进行统计描述。 结果 截至2024年3月，甘肃省共有放疗单位26家，省会兰州市内有放疗单位7家，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无放疗单位。放疗医生与物理师的比例为2.71∶1，低于全国3.51∶1，放疗医师中级和高级职称医师占总医师的62.2%，物理师中级和高级职称占总物理师的54%，放射治疗师中级和高级职称只占总放射治疗师的34.0%。甘肃省每百万人口拥有1.70台加速器。全省42台加速器中，电子直线加速器40台，重离子加速器2台。兰州市的7家放疗单位拥有电子直线加速器17台，其余11个城市共有23台。40台电子直线加速器均可执行三维适形和调强放疗。高端放疗设备均可应用容积旋转调强放疗、体部立体定向放疗、光学体表引导放疗、自适应放疗等先进技术。相关数据与2006年、2015年、2019年的全国调研中甘肃省的数据相比，均有所提高。 结论 甘肃省放疗行业发展有所进步，仍存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应根据各地区设备、人才、技术实际需求，调整结构，偏向省内不发达市、县，以满足当地患者医疗需求。

目的 调查北京市非公立医院放疗科临床和科研工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方法 2024年3—6月，对北京市的8家非公立医院放疗科2023年度医教研情况开展电子问卷调研并进行现场质量控制督导检查，内容包括设备配备情况，放疗相关人员的学历、职称、年龄、工作年限构成，以及医院运行情况等。对有疑问的调查表，进行电话复核。录入质控方式为双人录入交叉核对。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 结果 北京市开设放疗科的8家非公立医院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和近郊区。放射治疗工作从业人员105人，其中放疗医师共37人、医学物理师19人（中级职称14人）、放射治疗师49人（初级职称42人，占86%）。5家医院医疗队伍缺少3级职称梯队。放射治疗师工作年限≤5年占67%（33/49）。共有医用直线加速器10台、后装放射治疗设备2台、CT模拟定位机8台、X线模拟定位机1台、放疗质控仪器35套。8家医院均可同时开展适形调强放疗和容积弧形调强放射治疗。2023年全年接受医用直线加速器治疗的患者5010人，后装放射治疗的患者171人。开展科研工作的医院2家、接收进修生的医院1家、带教实习生的医院2家。质控督导检查结果显示，8家非公立医院在设备配备方面基本可以满足放射治疗及日常设备质控的需求。 结论 北京市开展放射治疗的非公立医院放疗从业人员组成基本合理，放疗相关的设备设施配置较齐全。但在人员数量以及组成结构上，合理性差、工作年限短、职称偏低、科研教学能力不足等现象普遍存在，需进一步改进。

目的 探讨基于三维剂量分布的剂量组学模型在预测鼻咽癌患者调强放疗后放射性颞叶损伤（RTLI）中的性能并进行验证。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21年12月江苏省肿瘤医院收治的3578例鼻咽癌患者的资料。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97例发生RTLI的鼻咽癌患者作为病例组，利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1∶1匹配97例未发生RTLI的鼻咽癌患者作为对照组。将患者按7∶3的比例采用简单随机法分为训练组（135例）和验证组（59例）。从患者三维剂量分布图中提取剂量组学特征，使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和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回归来筛选剂量组学特征。收集患者的临床特征，使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筛选临床特征。随后，训练8个机器学习分类器分别构建剂量组学模型和临床模型。计算曲线下面积（AUC）、灵敏度、特异度等参数来比较剂量组学和临床特征的预测性能。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评估，不同模型之间的ROC曲线采用DeLong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 从三维剂量分布图中提取1130个剂量组学特征，经特征筛选后保留14个特征用于剂量组学模型建立，基于支持向量机（SVM）分类器的模型在验证组中取得了最高的AUC值，为0.977（95%CI为0.949~1.000），在训练组中的AUC值为1.000（95%CI为1.000~1.000）。通过对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最终选取2个临床特征用于临床模型建立，基于SVM分类器的模型在验证组中取得了最佳的AUC值（0.667，95%CI为0.523~0.810），其在训练组的AUC值为0.804（95%CI为0.730~0.878）。DeLong检验显示，剂量组学模型与临床模型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三维剂量分布构建的剂量组学模型对于鼻咽癌患者调强放疗后RTLI的发生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优于临床模型，为临床早期预测RTLI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的 评估在脑MRI检查普及的条件下，全脑预防性放疗（PCI）对根治性放化疗后不同疗效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病例来源于本课题组2002年6月—2017年1月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及浙江省肿瘤医院开展的关于局限期SCLC胸部放疗的开放标签、前瞻性临床试验。本研究回顾分析其中接受根治性放化疗后疗效评价达完全缓解（CR）或部分缓解（PR）的患者。按不同疗效分层，按是否接受PCI分组，比较患者的生存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预后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 接受根治性胸部放疗及化疗的309例局限期SCLC患者中，133例患者疗效评价达到CR，140例患者疗效评价达到PR，将这273例患者纳入本研究。133例CR患者中，29例未行PCI，其余接受PCI的104例患者中89例（85.6%）行脑MRI排除脑转移。中位随访时间为22.1个月，在接受和未接受PCI患者中，累积脑转移发生率分别为18.3%和37.9%（P=0.020）；中位OS期分别为30.2、30.5个月；1、3、5年OS率分别为93.3%、41.9%、27.7%和82.8%、44.8%、40.8%（P=0.910）。基线卡诺夫斯凯计分（KPS）为90分是CR患者OS的独立预后有利因素（HR=0.93，95%CI为0.89~0.98，P=0.006）。而140例PR患者中，52例未行PCI，其余88例患者中80例（90.9%）在PCI前行脑MRI排除脑转移。中位随访时间为18.9个月，在接受和未接受PCI患者中，累积脑转移发生率分别为10.2%和44.2%（P<0.001）；中位OS期分别为26.0、18.0个月，1、3、5年OS率分别为86.4%、37.9%、32.2%和75.0%、17.3%、10.8%（P=0.001）。基线KPS为90分（HR=0.93，95%CI为0.89~0.97，P=0.001）以及PCI（HR=0.54，95%CI为0.36~0.80，P=0.002）是PR患者OS的预后有利因素。 结论 对于胸部放化疗后疗效评价CR及PR的局限期SCLC患者，PCI可显著降低其脑转移发生率及改善PR患者OS，但未能显著改善CR患者OS。

目的 分析乳腺癌患者脑转移灶分次立体定向放疗（FSRT）的疗效与预后因素。 方法 收集2019年8月—2023年5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分院和深圳市人民医院2家医院放疗科接受FSRT的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病历资料并随访。应用R 4.2.1统计软件的R Studio平台分析患者的基线特征，1、2年的颅内局部控制（LBC）、总生存（OS）和颅内远处控制（DBC）和相应的中位无失败时间，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筛选预后因素（Cox回归）。 结果 累计收集52例患者（共163个转移灶），中位随访22.1个月。83%的患者年龄<60岁。分子分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激素受体阴性（HER2+/HR-）型13例（25%）、luminal A型2例（4%）、luminal B型26例（50%）、三阴型11例（21%）。中位脑转移灶数目2个（范围为1~17个）。随访结局：中位OS期为34.0个月，1、2年OS率分别为85.6%、65.4%；中位LBC期为20.6个月，1、2年LBC率分别为79.2%、45.2%；中位DBC期为10.3个月，1、2年DBC率分别为46.7%、28.9%。随访中，13例患者行挽救性局部治疗（10例为FSRT）；5例出现放射性脑坏死（1例为症状性）。预后分析：对于OS，无颅外器官转移（与≥3个相比）为保护因素，P<0.05。对于LBC，较少（1~2个）颅外器官转移（与≥3个相比），单发脑转移（与≥2个相比）是良好预后因素；而初诊为N3期为不良预后因素，均为P<0.05。对于DBC，脑转移术后为良好预后因素；而合并肺转移、初诊无症状脑转移为不良预后因素，均为P<0.05。 结论 乳腺癌脑转移患者行FSRT的LBC较好，DBC稍差，随访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需行挽救性FSRT，但OS维持尚可，放射性脑坏死率可接受。预后因素中，无颅外转移器官是OS的良好预后因素，单发脑转移、较少颅外转移器官、初诊非N3期的患者FSRT后LBC更好。

目的 探索个体化3D打印阴道柱插植近距离治疗用于局部晚期宫颈癌的优势，为临床自适应近距离放疗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9月至2023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收治的20例局部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中位年龄54岁（范围为32~69岁），其中腺癌3例、鳞癌17例。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腔内治疗组（腔内组，10例）和个体化3D打印阴道柱插植治疗组（插植组，10例）。为插植组的患者设计预计划（插植组预计划）。运用剂量体积直方图评估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分布。采用Mann-Whitney检验比较两组间数据差异，Kruskal-Wallis检验进行三种计划（腔内计划、插植计划、插植组预计划）数据的比较。 结果 插植计划、插植组预计划和腔内计划的高危临床靶区的平均D90rel（即90%体积的靶区受到照射的剂量占处方剂量的百分比）分别为100.47%、104.66%和85.91%，适形指数分别为0.66、0.72和0.68。三种计划的膀胱、直肠和乙状结肠的D0.01 cm3、D2 cm3、D5 cm3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插植计划的小肠D2 cm3在单次6 Gy和7 Gy处方时分别为169.51 cGy和111.93 cGy，优于腔内计划6 Gy处方时的343.07 cGy（P<0.01）。 结论 个体化3D打印阴道柱插植近距离治疗的靶区剂量更优，能根据肿瘤体积和位置变化自适应调整插植计划，操作更安全、高效。

目的 介绍RayStation治疗计划系统用于国产自主研发的同步加速器质子点扫描治疗系统SAPT-PS-01的蒙特卡罗剂量计算算法的临床建模和调试结果。 方法 构建RayStation的质子笔形线束模型需要输入三项束流参数，分别为积分深度剂量曲线、束斑剖面曲线和绝对剂量刻度，不需要单独采集带射程移位器的束流参数。用半径为8 cm的平行板电离室在水模体里测得单个质子束斑的积分深度剂量曲线；运用闪烁体平板探测器采集了包括等中心平面在内的空气中5个深度处束斑剖面曲线；绝对剂量刻度方案为采用半径为0.25 cm的平行板电离室测量单能10 cm×10 cm方野的等中心点剂量。建模完成后，分别从射程计算、空气中和水中单个束斑剖面曲线、展宽布拉格峰中心轴点剂量、临床病例二维剂量分布、仿真模体端对端测试5个方面对治疗计划系统蒙特卡罗剂量计算结果进行验证。 结果 针对SAPT-PS-01质子治疗系统的94个能量的射程建模，最大偏差为0.03 cm，空气中的束斑大小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最大偏差为0.015 cm，有无射程移位器的情境下水中束斑大小偏差均<15%。与测量值相比，水中展宽布拉格峰138个测量点的计算剂量偏差<3%，285个临床病例二维剂量分布的3%/3 mm标准下的γ通过率均>90%，近95%的平面通过率>95%。端对端测试的4个临床场景，8个射野的点剂量计算偏差<5%。 结论 束流模型验证结果均在可接受的容差范围内，证明了RayStation中基于同步加速器的SAPT-PS-01质子点扫描治疗系统束流模型及蒙特卡罗剂量计算算法的准确性，可用于患者治疗计划设计。

目的 探究基于深度学习实现宫颈癌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治疗（IC-ISBT）中插植针自动分割重建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接受IC-ISBT的98名患者的180次治疗计划数据，按照16∶1∶1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使用放射源的驻留位置创建插植针的掩膜并训练3D U-Net模型。用Dice相似系数（DSC）评估预测模型性能，采用绝对准确率和相对准确率评估方法的整体效果，使用距离偏差评估横断面的定位精度，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自动分割重建与人工重建的耗时差异，评估重建效率。 结果 预测模型的DSC为0.93±0.02，绝对准确率和相对准确率分别为0.44±0.09和0.95±0.03。距离偏差为（0.58±0.54）mm。自动分割重建耗时（6.2±0.4）s，显著小于人工重建的耗时（P<0.001）。 结论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利用放射源的驻留位置进行数据标注，结合后处理算法可以对IC-ISBT的CT影像中的插植针进行精准的自动化分割重建，并显著提升重建效率。

目的 探讨放射线照射后三阴性乳腺癌（TNBC）细胞释放的外泌体对免疫细胞的影响。 方法 培养3种TNBC细胞（MDA-MB-231、MDA-MB-453、MDA-MB-468细胞）生长至70%愈合度时，一组给予8 Gy剂量照射，另一组无干预措施。照射后48 h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液。随后，将上清液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淋巴细胞共同培养，并通过荧光显微镜拍照确认T细胞对外泌体的摄取情况。同时，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中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的表达情况。通过t检验比较两组间Treg细胞分化差异（用Treg细胞阳性率表示）。 结果 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及纳米粒子分析法分析显示，实验中提取的外囊泡为外泌体。淋巴细胞将外泌体吞噬，吞噬后外泌体主要集中在细胞质。3种三阴性乳腺癌细胞释放的外泌体与淋巴细胞共同培养后，与空白组比较，Treg细胞分化增加（1.07%、0.60%、0.63%比0.30%，P<0.01）。此外，照射后三阴性乳腺癌细胞释放的外泌体进一步增加了Treg细胞的分化（MDA-MB-231组1.07%比1.81%，P<0.01；MDA-MB-453组0.6%比0.93%，P<0.05）。 结论 TNBC细胞释放的外泌体可以促进Treg细胞的分化，而照射后的TNBC细胞释放的外泌体进一步促进了Treg细胞的分化。

心脏肿瘤很少见，绝大多数是转移性的。发生心脏转移的患者大多已是肿瘤终末期，5年生存率几乎为零。由于发病率较低，目前尚无心脏转移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由于放疗可能导致心脏不良反应，姑息性放疗在心脏转移患者中的使用受限。本文从患者定位、靶区勾画、剂量设置、危及器官限量、不良反应等方面对心脏转移患者的放疗实践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儿童放射治疗团队成员有必要熟练掌握并评估患儿镇静/麻醉放疗的适应证，了解其带来的不良反应和解决办法，对镇静/麻醉实施全流程管控。尽管镇静/麻醉放疗领域进展显著，但镇静/麻醉带来的心理压力和家庭负担仍然存在。采用有效的干预措施以减少镇静/麻醉的使用，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综述了儿童镇静/麻醉放疗管理、并发症处理以及如何减少镇静/麻醉放疗等儿童肿瘤放疗工作者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放射治疗是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辐射抵抗是导致放疗患者复发、进展或远处转移的重要原因，针对辐射抵抗机制及疗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铜死亡是新发现的一种铜依赖的调节性细胞死亡方式，其机制涉及脂酰化蛋白聚集和Fe-S簇蛋白丢失等。铜以及铜死亡不仅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而且参与肿瘤细胞辐射抵抗过程，干预诱导铜死亡有可能改善辐射抵抗。本文对铜及铜死亡与恶性肿瘤细胞辐射抵抗相关的机制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上改善肿瘤细胞辐射抵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