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 第22卷第04期

目的 评价进展期胃癌根治术后放化疗与单纯化疗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搜集2004-2010年Ⅱ～Ⅳ(M0)期胃癌根治术后病例共183例,其中术后放化疗64例、单纯化疗119例.分析二者生存及不良反应,分层分析二者在不同分期、不同淋巴结转移个数、不同手术方式(D0、D1、D2术式)的生存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Logrank法检验和单因素分析,不良反应等行x2检验.结果 随访率为87.8％,随访时间满3、5年例数分别为72、29例.术后放化疗和单纯化疗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86％、62％、55％和77％、53％、43％(P=0.079),3～4级胃肠道和血液学不良反应相似(P =0.363、0.617).单因素分析显示ⅢB～Ⅳ(M0)期、D0切除术、淋巴结转移个数＞6个者放化疗比单纯化疗生存获益(P =0.022、0.025、0.021).结论 胃癌根治术后放化疗有延长生存趋势,不良反应可耐受.ⅢB～Ⅳ(M0)期、D0切除术、淋巴结转移个数＞6个者可从放化疗中获益。

目的 回顾分析原发性肛管癌患者的疗效和预后因素.方法 2000-2011年本中心经治肛管癌患者31例,鳞癌23例、腺癌8例.Ⅰ～Ⅲ期患者首程采用放疗为主治疗16例、手术为主治疗11例、化疗3例.结果 随访率为90％,随访时间满3年的样本数21例.全组3年总生存(OS)率和无进展生存(PFS)率分别为76％、56％.单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和T分期为OS预后因素(x2 =12.11,P=0.001和x2=4.64,P=0.031),并与PFS有相关趋势(x2=2.91,P=0.088和x2=2.75,P=0.097).Ⅰ～Ⅲ期鳞癌患者首程放疗为主与手术为主治疗的3年OS率和PFS率均相似(80％与80％,x2=0.08,P=0.776和78％与67％,x2=0.17,P=0.697).放疗患者3级皮肤或黏膜急性不良反应为37％,晚期肛门感觉或功能异常为9％.结论 临床分期、T分期是影响肛管癌患者预后的最主要因素,同期放化疗应作为肛管鳞癌患者根治性治疗手段的首选疗法,应用调强放疗技术有利于患者按计划完成放疗并避免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目的 探讨自由呼吸状态下四维CT (4DCT)测得的部分乳腺外照射(EBPBI)患者基于金属夹和血清肿所确定的术腔中心位移差异.方法 在4DCT定位扫描EBPBI患者中选择血清肿可见度评分≥3者.在4DCT各时相图像上分别结合金属夹和血清肿及基于金属夹或血清肿勾画术腔并分别定义为GTVc+s、GTVc、GTVs.标记术腔各边界金属夹并获得全部金属夹构成的几何体,测量并比较几何体、GTVc+s、GTVc和GTVs中心及选定金属夹三维方向位移.结果 几何体、GTVc+s、GTVc、GTVs中心位移在左右方向分别为2.20、0.90、0.90、0.90 mm,前后方向分别为1.80、1.20、1.05、1.05 mm,上下方向分别为2.70、1.40、1.20、0.80 mm.4个中心不同方向间均相似(x2 =3.84～2.05,P=0.147～0.359),3个方向上几何体中心位移均大于GTVc+s、GTVc、GTVs和选定金属夹位移(x2=15.38～21.022,P=0.000～0.002),上下方向上GTVc中心位移大于GTVs(Z=-2.05,P=0.041).结论 自由呼吸状态下金属夹构成的几何体中心各轴向位移均大于GTVc+s、GTVc、GTVs中心及选定金属夹位移,但GTVc+s、GTVc、GTVs中心位移间差异并不明显。

目的 比较宫颈癌术前同期放化疗加根治术与根治性放疗同期化疗的临床疗效及远期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分析2004-2011年收治的243例ⅡB期宫颈癌患者,121例术前同期放化疗加根治术(放化疗手术组),122例根治性放疗同期化疗(放化疗组),化疗方案为顺铂40 mg/m2·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等并Logrank法检验,Cox法多因素预后分析.结果 放化疗手术组、放化疗组随访率均为100％,随访时间满3年样本数分别为34、33例.放化疗手术组与放化疗组3年无进展生存率(PFS)为91.5％与82.0％ (P=0.013),总生存率(OS)为95.5％与89.2％(P=0.085),局控率为96.7％与93.4％ (P =0.375).肿瘤直径(≥6 cm)、年龄(≤35岁)为放化疗手术组PFS预后因素(P =0.033、0.037).病理类型(非鳞癌)、肿瘤直径(≥6 cm)为放化疗组PFS预后因素(P=0.013、0.002),其中肿瘤直径(≥6 cm)也是OS预后因素(P=0.007).放化疗手术组下肢水肿发生率较高(P =0.000),放化疗组放射性肠炎发生率较高(P =0.000).结论 初步结果表明术前同期放化疗加根治术能获得较好预后,肿瘤直径为两个组共同的PFS预后因素。

目的 探讨局限期原发食管小细胞癌(PESC)淋巴结转移规律及对指导放疗临床靶体积勾画意义.方法 回顾2006-2012年在本院手术切除的21例局限期PESC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淋巴结转移率、转移度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 平均清扫淋巴结27.9个,15例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其中弥散性分布8例、聚集性分布7例.淋巴结转移率为71.4％、转移度为17.2％.Logistic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分期晚、食管原发灶较长是发生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P=0.004、0.044),T分期晚、脉管侵犯是淋巴结转移分布弥散性的危险因素(P=0.007、0.005).结论 PESC转移率和转移度均高于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弥散性分布占38％,依据T分期和脉管侵犯甄别淋巴结转移分布状况探讨PESC淋巴引流区域预防性照射价值值得研究。

目的 基于4DCT扫描探讨胸段食管癌原发肿瘤靶区(GTV)三维方向位移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65例胸段食管癌患者在自由呼吸状态下完成4DCT、3DCT模拟定位,获取呼吸周期中GTV左右(LR)、前后(AP)和上下(SI)方向位移,记录GTV上下缘与主动脉弓及隆突下缘、双侧膈顶距离.依据年龄、性别、肿瘤部位、病理类型、体积和长度分组,分析上述因素对GTV位移的影响及肿瘤上下缘位置差异与位移相关性.结果 GTV在LR、AP、SI方向位移分别为0.15、0.12、0.34 cm,胸下段GTV在LR及AP方向位移明显大于上、中段(P=0.036、0.014),SI方向相似(P=0.123).性别、年龄及体重指数差异对GTV位移无影响(PLR=0.46、0.96、0.73,PAP=0.924、0.594、0.865,PSI=0.955、0.264、0.139),肿瘤长度差异仅对LR方向位移有影响(P=0.014)；GTV位移与淋巴结存在与否无相关性(P=0.502、0.665、0.815),但与其上下缘距离气管隆突距离呈负相关(P=0.000～0.014).结论 平静呼吸状态下胸段食管癌GTV的SI方向位移最大,而年龄、性别、体重等及纵隔转移淋巴结存在与否并不影响靶区外扩范围,靶区分次内外扩范围应参照肿瘤分段及食管癌与气管隆突的毗邻关系。

目的 比较基于三维CT (3DCT)、四维CT (4DCT)和锥形束CT (CBCT)图像勾画所得非小细胞肺癌(NSCLC)靶区位置和体积差异.方法 31例周围型NSCLC患者,序贯完成胸部3DCT和4DCT扫描,基于3DCT制定放疗计划,放疗首次拍摄CBCT,并基于骨性标志配准校正.在3DCT、4DCT的50％时相、最大密度投影(MIP)、CBCT图像上勾画得到GTV3D、GTV4D50％、IGTVMIP和IGVCBCT.对组间位移比较行Wilcoxon秩和检验,靶区位置及包含度比较行配对t检验,肿瘤三维运动相关性行Pearson法分析.结果 肺上叶组GTV3D、GTV4D50％、IGTVMIP与IGTVCBCT比值分别为0.77、0.84和1.10(P =0.004、0.005、0.07)；中下叶组比值分别为0.67、0.65和1.17 (P=0.001、0.001、0.020).全组患者GTV4D50％与IGTVCBCT比值与肿瘤三维运动呈负相关(P=0.012).全组患者IGTVCBCT对GTV3D、GTV4D50％、IGTVMIP包含度分别为0.65、0.65和0.62,IGTVCBCT对GTVMIP包含度与IGTVCBCT对GTV3D或GTV4D50％包含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75、0.167),而GTV3D、GTV4D50％、IGTVMIP对IGTVCBCT包含度分别为0.47、0.49和0.67,IGTVMIP对IGTVCBCT包含度大于GTV3D或GTV4D50％对IGTVCBCT包含度(P=0.000、0.000).结论 CBCT图像包含的肿瘤运动信息量明显大于3DCT图像,但略小于4DCT的MIP图像.即使3DCT、4DCT与CBCT配准校正后也有可能导致较严重的脱靶,这是基于CBCT进行循证靶区和计划修正所需注意的。

目的 探讨鼻咽癌各亚组根治性调强放疗(IMRT)的远期临床转归与治疗策略.方法 回顾分析2001-2008年间868例无远处转移鼻咽癌根治性IMRT等的生存资料,并将其分为早期N0(T1～2N0期137例)、早期N1(T1-2N1期129例)、局部晚期(T3～4N0～1期322例)、区域晚期(T1～2N2～3期107例)和局部加区域晚期(T3～4N2～3期173例)组,比较各组预后和不同治疗策略.结果 随访率为91.4％,随访时间满5年者314例.全组5年总生存率、局部无复发率和无远处转移率(DMFR)分别为83.5％、91.8％和84.6％.T1～2N0期疗效最好,5年疾病特异生存率(DSS)高达99.1％；各组单纯IMRT与IMRT联合化疗疗效相似；L3～4N0～1期与T1 ～2N2～3期的失败模式和疗效相似；T3～4N2～3期疗效最差,5年DMFR和DSS分别仅为67.2％和68.0％.T1～2N2～3、T3～4N2～3期患者采用单纯IMRT、诱导化疗加IMRT或同期化疗加IMRT疗效相似.结论 鼻咽癌不同亚组有不同的临床预后转归,建议采用不同治疗策略.T1～2N0期可单纯IMRT,其余各亚组,尤其是T3～4N2～3期组有较高的远处转移率,在IMRT基础上需进一步寻找和探讨更为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

目的 应用MRI评价鼻咽癌椎前间隙受侵对放、化疗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2005-2007年间经病理证实的初治及无远处转移鼻咽癌患者333例临床资料.所有病例行鼻咽部和颈部MRI扫描并经二维、三维放疗或加化疗.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Logrank法检验,Cox法多因素预后分析.结果 随访率95.2％.鼻咽癌椎前间隙受侵139例(41.7％),椎前间隙受侵组较未受侵组T分期、临床分期明显增加(x2=90.41、54.03,P=0.000、0.000).鼻咽癌椎前间隙受侵组与未侵犯组5年总生存率(OS)、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MFS)及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LRFS)分别为58.8％与77.5％ (x2=11.95,P=0.000),77.8％与85.0％(x2=2.56,P=0.110)及88.3％与91.8％(x2 =1.51,P=0.220).经N分期调整后两组5年OS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x2=9.93,P=0.002). 多因素分析显示椎前间隙受侵不是影响鼻咽癌OS、DMFS、LRFS的预后因素(x2=0.43、0.08、0.00,P=0.512、0.783、0.971).结论 鼻咽癌椎前间隙受侵发生率较高且比未受侵者的OS低,但椎前间隙受侵不是影响鼻咽癌患者预后的因素。

目的 分析鼻咽癌放化疗后骨转移程度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1997-2007年间在南方医院接受放化疗且疗后有骨转移的109例鼻咽癌患者的预后.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Logrank法单因素预后分析,Cox回归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结果 5年随访率为97.2％.全组患者1、2、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67.9％、48.6％、32.9％、17.4％.全组骨转移数≤3个(43例)与＞3个(66例)的1、2、3、5年生存率分别为90.7％与53.0％、81.4％与27.3％、72.1％与6.2％、34.9％与4.2％ (P =0.000).骨转移数＞3个中有与无合并其他部位转移的1、2、3、5年生存率分别为56.5％与72.1％、21.7％与30.2％、3.1％与13.0％、0.0％与6.5％ (P =0.866).多因素分析显示骨转移数目＞3是影响预后的因素(P =0.000).结论 鼻咽癌疗后骨转移灶数目增多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但是否需较积极治疗尚待探究以进一步完善鼻咽癌分期系统。

目的 探讨多目标优化(MCO)算法在调强放疗计划优化中的应用.方法 随机抽取已接受治疗的10例前列腺癌和10例肺癌患者的调强治疗计划,这些计划都是基于直接子野优化算法进行优化的.在射野方向等设置条件不变前提下,改用MCO算法重新优化治疗计划.比较两种优化算法得到的剂量体积直方图参数、计划优化时间和机器跳数,并行配对t检验.结果 两种优化算法得到的调强计划均满足临床要求.与DMPO算法相比,在靶区剂量分布无差别下MCO算法使得前列腺癌计划中的直肠、膀胱及小肠受量均有不同程度降低,计划优化时间减少58％,机器跳数平均增加32％；在肺癌计划中肺、心脏和脊髓受量均有不同程度降低,计划优化时间减少59％,机器跳数平均增加11％.结论 与DMPO算法相比,MCO算法可显著降低危及器官受照剂量、缩短计划优化时间。

目的 研究采用Delta4三维半导体探测器阵列对螺旋断层治疗(HT)计划实施剂量验证的可行性.方法 采用ScandiDos公司Delta4三维半导体探测器阵列验证10例恶性肿瘤患者HT计划.通过该系统兆伏特CT成像和配准来确保实现Delta4探测器阵列的精确摆位.实施质量保证的治疗计划照射后,将Delta4探测器阵列测量获得的平面剂量分布与计划系统模体计划计算获得的进行比较.选择阈值水平分别为5％、10％、20％、70％、90％时3％/2 mm、3％/3 mm、3％/4 mm、3％/5 mm标准分别进行γ通过率验证.结果 测量所得剂量分布与计算结果在相应平面几何分布均呈良好一致性.γ平均通过率均＞ 94.89％.结论 Delta4三维探测器阵列用于HT计划验证能获满意结果,一般情况下可有效替代传统胶片验证。

目的 对MatriXX进行调强放疗剂量验证所用机架角归零和实际机架角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两种方法得出的多角度合成通过率是否存在差异.方法 对12例头颈部肿瘤患者的调强放疗剂量分别用上述两种方式进行验证,以3 mm 3％标准进行γ通过率分析.对不同机架角下两种方式验证结果行配对t检验,对多野合成的两种方式验证结果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使用实际角度方法的γ通过率比角度归零方法普遍有所下降,但80°、120°、240°时最明显,分别为98.71％与93.59％(t=2.10,P =0.000)、98.15％与93.17％(t=2.10,P =0.000)、98.94％与92.85％(t =2.10,P =0.000).多野合成的两种方式验证结果相似98.27％与94.63％ (F=0.50,P=0.134).结论 两种调强放疗剂量验证方式从两个不同立场进行,对其结论进行比较分析可更全面保障调强放疗计划验证的准确性。

目的 观察Body-Fix(R)装置用于脊椎转移瘤大分割调强放疗的误差改变,为广泛开展骨转移大分割治疗提供参考资料.方法 选择2008-2009年在本院接受大分割调强放疗的6例鼻咽癌椎体转移患者,均使用Body-Fix(R)装置进行固定、摆位和治疗.利用千伏级锥形束CT采集放疗前、摆位纠正后、放疗后图像,与计划CT图像进行配准,对摆位纠正后和放疗后位置误差变化情况(分次内误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上、中、下段椎体左右方向分次内误差分别为(-0.6±0.5)、(-0.1 ±1.0)、(0.0±0.4)mm,头脚方向分次内误差分别为(1.0±1.4)、(4.8±5.7)、(0.0±0.3)mm,前后方向分次内误差分别为(1.2±5.2)、(-0.3 ±0.3)、(0.0±0.5)mm.结论 采用Body-Fix(R)装置后各节段椎体的分次内误差基本能控制在2 mm内,为采用大分割调强放疗治疗椎体转移瘤提供了良好的固定保障。

目的 观察Body-Fix装置用于脊椎转移瘤大分割调强放疗的误差改变，为广泛开展骨转移大分割治疗提供参考资料。方法选择2008--2009年在本院接受大分割调强放疗的6例鼻咽癌椎体转移患者，均使用Body-Fix装置进行固定、摆位和治疗。利用千伏级锥形束cT采集放疗前、摆位纠正后、放疗后图像，与计划CT图像进行配准，对摆位纠正后和放疗后位置误差变化情况（分次内误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上、中、下段椎体左右方向分次内误差分别为（-0．6±0．5）、（-0．1±1．0）、（0．0±0．4）mm，头脚方向分次内误差分别为（1．0±1．4）、（4．8±5．7）、（0．0±0．3）mm，前后方向分次内误差分别为（1．2±5．2）、（-0．3±0．3）、（0．0±0．5）mm。结论采用Body—Fix装置后各节段椎体的分次内误差基本能控制在2mm内，为采用大分割调强放疗治疗椎体转移瘤提供了良好的固定保障。

目的 利用自行设计的水模体模拟头部γ刀治疗全过程,探讨自测γ刀治疗精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法 在对γ刀的机械精度进行确认后,通过水模体获取CT和MRI图像后制定治疗计划.采用胶片感光法获得焦斑在x、y、z轴上落点,对本院及其他5家医院γ刀的治疗精度进行检测.结果 除本院CT外,6家医院其他10台CT、MRI定位的γ刀治疗精度均未达到偏差＜0.5mm的厂家技术参数要求,偏差主要表现在y轴上.按偏差值对治疗计划的坐标做相应修正后,焦斑落点的偏差均能控制在0.5 mm内.结论 模拟γ刀治疗全过程对其最终治疗精度进行检测是必要和可行的,对偏差可通过坐标修正以保证个案治疗精度,并为厂家系统修正提供参照和依据。

目的 在肿瘤放疗临床工作中,探索一种使用计算机系统进行多媒体放疗病例讨论,以取代传统使用胶片影像和纸质资料的方法.方法 使用1台联网的专用计算机中Windows XP自带的远程桌面功能远程访问1台Eclipse TPS和放疗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在线调阅患者CT图像、靶区、治疗计划、计划申请单和电子病历等信息,并使用投影仪投影.结果 在科室成功架设了1套放疗病例讨论多媒体系统,已使用半年,方便有效地实现了科室进行靶区勾画和计划设计合理性的集体讨论功能.结论 该方法所需设备简单,技术安全可靠,大大提高了临床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

近几年来图像引导放疗(image-guided radiotherapy,IGRT)在临床放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兆伏级锥形束CT(megavoltage cone-beam CT,MV-CBCT)成像系统是目前临床上开展IGRT技术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提高患者治疗精度的同时也给患者带来了额外辐射剂量[1-3].由于放疗患者体重存在差异,并且可能在放疗过程中出现变化,体重因素可能对MV-CBCT成像所致患者剂量的水平产生影响.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是一个粗略估计人体胖瘦程度的标准,其计算公式为体重(kg)/身高2(m2)[4].对于亚洲人,体重指数＜18.5视为过轻,在18.5～24.0之间视为正常,＞25.0视为超重.笔者探讨MV-CBCT成像所致患者剂量与体重之间的关系,针对不同体重患者提出不同的剂量修正方案。

目的 研究RNA干扰抑制UHRF1表达对食管癌细胞系(TE-1)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 以慢病毒感染方法将UHRF1基因的短发夹状RNA (shRNA)转入TE-1细胞,并分为未转染组、转染NC-shRNA组、转染UHRF1-shRNA组,前二者为对照组.采用RT-PCR和蛋白印记法检测转染前后细胞UHRF1的mRNA和蛋白表达,成克隆法、流式细胞术及蛋白印记法检测转染UHRF1-shRNA联合X线照射对TE-1细胞放射敏感性、周期、凋亡及DNA损伤标识蛋白γ-H2 AX的影响.结果 转染UHRF1-shRNA后TE-1细胞UHRF1的mRNA和蛋白表达受抑(0.11、0.96、0.98,F=124.21,P=0.000;0.10、0.89、0.94,F=125.25,P=0.000).X线照射后转染UHRF1-shRNA组放射增敏比分别为1.53(D0值比)和1.95(Dq值比).X线照射可引起TE-1细胞G2+M期阻滞、凋亡率和γ-H2 AX表达增加,与对照组相比转染UHRF1-shRNA组照后24的G2 +M期阻滞显著降低(F=500.15,P=0.000)、凋亡率和γ-H2 AX残存量明显升高(F=100.10、61.00,P=0.000、0.000).结论 RNA干扰可有效抑制TE-1细胞UHRF1表达,增强细胞放射敏感性,其增敏机制与周期调控、凋亡及DNA损伤修复有关。

千伏级X线锥形束CT图像引导放疗可通过调整摆位来提高放疗精确性.本研究用其测量腹盆腔肿瘤放疗分次间、分次内摆位误差,回顾比较不同阈值在线调整与无阈值离线调整对放疗精度的影响.一、材料与方法1.一般临床资料:2006年1月至2008年2月,56例确诊为上腹部肿瘤(21例)和盆腔肿瘤(35例)患者接受千伏级X线锥形束CT图像引导放疗.在模拟定位CT图像上勾画大体肿瘤体积,临床靶体积为大体肿瘤体积外放5 mm及区域淋巴结,计划靶体积为临床靶体积外放5～15 mm.采用6MV X线常规分割照射,上腹部肿瘤接受45～60 Gy(中位数54 Gy分27次),盆腔肿瘤接受45 ～ 70 Gy(中位数60 Gy分30次)。

随着放疗由经验模式发展到循证模式,循证医学已成为当今放疗之本.但循证模式是基于整个患者群体的大量统计学数据,而患者个体产生的治疗效果及治疗损伤差别都很大,故将其用于指导个体患者的治疗存在明显的缺陷.目前,循证医学已发展到了多学科综合的个体化治疗时代.个体化放疗是在大量个体的临床、病理和分子基因水平参数上指导治疗的"量体裁衣",是最理想的治疗模式.个体化放疗的定义是在循证医学综合治疗模式下,以患者个体生物学特性为指导,在影像学提供高清晰图像基础上,考虑患者个体肿瘤内部代谢、乏氧、增殖、凋亡、基因突变及不同亚靶区放射敏感性等生物学特性,应用三维放疗技术给予不同生物学特性靶区或亚靶区不同剂量、分割模式的放疗.影像技术与实验室诊断技术密切结合及精确放疗软件和施照设备的快速研发与应用,为个体化放疗的可行性提供了保障。

同期放化疗是目前部分腹盆腔肿瘤的标准治疗,比如大肿块宫颈癌[1]、Ⅱ期和Ⅲ期直肠癌[2]、肛管癌[3-4]、局部晚期胃癌[5-6].但是,在增加疗效的同时急性血液毒性(hematologic toxicity,HT)也显著增加[7-9],并进而增加了感染、输血、使用集落刺激因子机会和延长住院时间.更主要的是,严重的骨髓(bone marrow,BM)抑制还会延迟或中断化疗和放疗的实施[7-9],有可能降低疗效.此外,局部晚期患者的疗效仍不乐观,可能需要加强治疗强度.因此,如果能降低血液毒性,可能会使患者接受更强的同期放化疗,以期进一步改善疗效。

乳房再造技术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起步较晚,但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其不仅可以减轻由于乳腺癌手术所致胸壁畸形,还可以改善患者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1].在欧美国家,乳房再造已成为乳腺癌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在亚洲,据韩国1996-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接受乳房再造术的乳腺癌患者比例已从5.2％上升至16.4％[2].在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乳腺癌患者接受乳房再造术.随着乳房再造术的不断推广,乳腺癌辅助放疗与再造术之间关系问题随之而来,包括乳房再造术并发症与放疗关系、再造后美容效果与放疗关系、放疗时机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笔者就上述问题进行文献复习。

对于头颈部肿瘤、脑胶质瘤与转移性脑肿瘤来说,放疗是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惟一的治疗手段.因三维放疗、立体定向放疗等现代化放疗技术的成熟与推广,该类患者经放疗后生存率获得提高、存活时间明显延长,但随之而来的放疗后晚期并发症问题也日益突出.就鼻咽癌患者而言,三维放疗技术条件下,放疗后存活3年以上者放射性脑坏死发生率仍高达10％左右[1-2].放射性脑坏死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目前普遍认为血管损伤因素起主要作用.放射线作用于血管导致内皮细胞纤维素样改变,引起组织缺氧进而坏死。

由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放射生物学组主办的”临床放射生物学与转化医学”国家级继续教育[2013-09-03-023（国）]学习班，将于2013年10月中、下旬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学习班的目的为促进放疗学医生学习与掌握肿瘤学与放射生物学的新知识、新理论，并将它们运用到临床实践工作中。联系方式：215004江苏省苏州市三香路1055号，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疗科。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罗京伟、徐国镇、高黎等教授编著的《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学图谱》第2版于2012年12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