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 第39卷第10期

颅内动静脉畸形(AVM)的外科诊疗中，个体化选择合适的影像学评估手段和治疗决策至关重要。如何尽早发现急性破裂的颅内AVM病灶，以及如何准确评估未破裂AVM的出血风险，从而制定外科治疗策略，是临床诊疗中的关键。近年来，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均对颅内AVM的外科诊疗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对目前颅内AVM的影像学评估手段、外科治疗方案以及相关的新理念、新方法进行了论述。

目的 探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60岁及以上颅内多发性动脉瘤(MIA)患者的手术疗效和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7年12月至2021年12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采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111例老年MIA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颅内2个动脉瘤的患者95例，3个14例，4个1例，5个1例；责任动脉瘤111个，非责任动脉瘤130个。根据动脉瘤的位置、大小、形状，101例患者行一期单侧翼点入路，7例行一期冠状入路，3例行翼点入路分期手术治疗夹闭动脉瘤。术后通过影像学随访评估动脉瘤夹闭情况；采用格拉斯哥预后分级(GOS)评估患者的预后。 结果 111例患者的241个动脉瘤中，完全夹闭216个包括责任动脉瘤111个，非责任动脉瘤105个；其余25个非责任动脉瘤中自体筋膜包裹后生物胶固定2个，包裹后夹闭2个，术前血管内栓塞2个，未做特殊处理19个。22例(19.8%)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其中2例(1.8%)重度残疾，3例(2.7%)植物生存状态，3例(2.7%)死亡。53例患者获得影像学随访，随访时间[M(Q1，Q3)]为8(3，15)个月，末次随访显示，动脉瘤均未见复发。108例患者均获得临床随访，随访时间[M(Q1，Q3)]为23.5(8.0，56.5)个月，至末次随访，预后良好(GOS Ⅳ~Ⅴ级)103例；预后不良(GOS Ⅰ~Ⅲ级)5例，其中2例为重度残疾，3例为植物生存状态。 结论 选择合适的显微外科手术入路治疗老年MIA，有利于降低术后并发症，且致残、致死率低，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的 分析高龄(≥80岁)急性大血管闭塞性卒中(ALVOS)患者血管内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探讨影响其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1年12月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科行血管内治疗的68例高龄ALVOS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术后3个月的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结果分为预后良好组(mRS<3分)和预后不良组(mRS≥3分)，并对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临床特征及治疗过程行单因素分析，并将结果中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中，选择向前进行逐步回归，获得影响高龄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确定预后的临界值及其预测效能。 结果 68例患者的血管内治疗均顺利完成。53例(77.9%)患者血管成功再通，术后41例(60.3%)发生肺部感染、4例(5.9%)血栓逃逸、17例(25.0%)症状性颅内出血(sICH)、19例(27.9%)死亡。预后良好组29例(42.6%)，预后不良组39例(57.4%)；两组患者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心房颤动、术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术前静脉溶栓、术中动脉溶栓、术中配合抽吸、术中支架取栓次数、治疗方式、超时间窗(发病至手术时间>6 h)、血管成功再通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中支架取栓次数、术前NIHSS评分和血管成功再通是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多因素综合ROC曲线结果预测术后3个月预后不良的临界值为0.64，约登指数最大值为0.73，灵敏度为79.5%，特异度为93.1%，AUC值为0.92(95%CI：0.86~0.98，P<0.001)；术前NIHSS评分预测术后3个月预后不良的临界值为14.50，约登指数最大值为0.48，灵敏度为82.1%，特异度为65.5%，AUC值为0.78(95%CI：0.67~0.90，P<0.001)。 结论 高龄ALVOS患者接受血管内治疗后应警惕术后神经功能障碍、sICH、死亡等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术前NIHSS评分个体化选择患者进行血管内治疗，并在术中尽量减少支架取栓次数实现闭塞血管成功再通，可使患者从中获益。

目的 分析儿童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CVST)的临床特点、病因和预后。 方法 2019年3月至2022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收治20例CVST患儿，所有患儿确诊后立即给予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1 000 IU/10 kg，2次/d，共15 d；第12~15天同时口服华法林，根据国际标准化比值(维持在2~3)调节药物剂量，之后根据病因不同个体化应用华法林。回顾性分析患儿的临床症状、病因、影像学特点、实验室指标及抗凝疗效。 结果 20例患儿起病至就诊的中位时间为5.5 d(0.5~17.0 d)；发病以头痛为主的14例、发热4例、癫痫1例、偏瘫1例，治疗前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1分17例，3分1例，4分2例。病变位于横窦、乙状窦15例，上矢状窦5例(3例累及皮质静脉)。13例患儿的致病因素为中耳乳突炎，病变均位于横窦、乙状窦。7例为非感染性因素，其中2例为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TBHB基因突变、颅脑外伤、系统性红斑狼疮各1例，病因不明1例；5例病变位于上矢状窦，其中3例合并脑水肿和出血转化。治疗前D-二聚体≥500 ng/ml的有8例。20例患儿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2.5个月(6~51个月)。因系统性红斑狼疮脑病、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1例；至末次随访mRS 0分18例，2分1例；治疗后3个月头颅MR静脉造影显示静脉窦血栓受累位置均再通，6个月随访显示均无复发。 结论 儿童CVST的病因复杂，中耳乳突炎是最常见的危险因素，主要病变部位在横窦、乙状窦。积极的抗凝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大部分患儿预后较好。

目的 探讨高原地区世居人群与旅居人群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特点和预后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9月至2022年10月拉萨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106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长期居住高原地区的患者70例(世居组)，旅居患者36例(旅居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人口学资料、既往史、原发性高血压或糖尿病病史、原发性高血压病程、脑血肿量、实验室相关检查指标、治疗方式、住院时长、预后等的差异。 结果 与世居组比较，旅居组患者的年龄偏低[(54.4±7.3)岁对比(63.8±12.0)岁，t＝－4.28，P＝0.001]，既往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史的占比更低[75.0%(27/36)对比95.7%(67/70)，χ2＝2.58，P＝0.001]，高血压病程更短[>5年者的比例分别为22.2%(8/36)和42.9%(30/70)，χ2＝2.82，P＝0.006]、脑干出血的占比更高[13.9%(5/36)对比7.1%(5/70), χ2＝2.37，P＝0.012]、而脑叶出血的占比偏低[13.9%(5/36)对比25.7%(18/70)，χ2＝3.58，P＝0.039]，血清血红蛋白水平更高[(185.6±30.0)g/L对比(166.8±31.1)g/L，t＝－3.03，P＝0.003]，住院时长更短[(12.9±8.9)d对比(18.4±14.2)d，t＝2.43，P＝0.017]、整体预后更佳[出院1、3个月，旅居组的中位改良Rankin量表评分(均为1分)均低于世居组(均为2分)，均P<0.05]。而两组性别、入院时血压、血肿量等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旅居高原人群的高血压脑出血发病较世居人群更早，但整体预后情况更佳。

目的 明确Pipeline血流导向装置(PED)治疗颅内大型和巨大型夹层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1月至2019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14家临床中心进行的PLUS研究中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提取其中接受PED治疗的颅内大型(最大直径为15~<25 mm)和巨大型(最大直径为≥25 mm)未破裂夹层动脉瘤患者的数据，总结其临床特征和治疗情况。术后即刻动脉瘤的闭塞程度采用O′Kelly-Marotta(OKM)分级进行评价，治疗结局通过临床随访获得的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以及影像学随访结果评估。 结果 研究纳入36例患者(36个动脉瘤)，共置入44枚PED。仅使用PED治疗18例(50.0%)，PED结合弹簧圈栓塞治疗18例(50.0%)；使用多枚PED治疗7例(19.4%)。支架贴壁良好率为100.0%(44/44)，支架调整后的释放成功率为88.9%(32/36)。术后即刻造影结果显示，OKM分级A级20例(55.6%)，B级12例(33.3%)，C级3例(8.3%)，D级1例(2.8%)。围手术期1例(2.8%)患者出现缺血性并发症，1例(2.8%)死亡。35例患者完成临床随访，28例完成影像学随访。随访时间为(11.7±5.3)个月(3~24个月)。末次随访时，86.1%(31/36)的患者神经功能恢复良好(mRS为0~1分)。OKM分级为D级的比率为92.9%(26/28)，1例动脉瘤复发。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11.1%(4/36)，总病死率为5.6%(2/36)。 结论 使用PED治疗颅内大型和巨大型夹层动脉瘤安全、有效，短中期随访可以观察到良好的临床结局。

目的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和SHAP方法探讨与颅内动静脉畸形(AVM)患者出现症状性癫痫相关的关键影像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北京医院(134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100例)、太原市中心医院(20例)、驻马店市中心医院(17例)4个中心的神经外科收治的271例颅内AVM患者，其中首发症状为癫痫者31例(癫痫组)，按照1 ∶2的比例对年龄和性别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纳入对照组患者62例。基于CT血管成像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病灶的体积、表面积、平均密度、球度、平坦度、伸长度、所在部位等传统影像学和形态学信息，同时提取病灶的影像组学特征，基于XGBoost建立机器学习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评价模型预测颅内AVM患者是否伴发癫痫的性能，并使用SHAP方法分析各影像学特征的重要性。 结果 癫痫组病灶位于颞叶5例(16.1%)，对照组病灶位于颞叶19例(30.6%)，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42，P＝0.208)。两组患者病灶的体积、表面积、平均密度、球度、平坦度、伸长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影像组学特征经过L1正则化降维，最终纳入6项，与传统影像学及形态学信息共同纳入XGBoost模型，模型训练集和独立测试集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1.00和0.80。SHAP分析结果显示，5项颅内AVM相关症状性癫痫的特征(包括病灶高伸长度、高平坦度、低平均密度、位于颞叶及低峰度)及其他3个影像组学特征对模型具有中等或较大贡献。 结论 伴发癫痫的颅内AVM患者的畸形团在传统影像学、形态学及影像组学特征上存在显著特点，其中病灶的平坦度、伸长度、平均密度、位于颞叶及峰度为最重要的5个癫痫相关的影像学特征。

目的 探讨机械取栓治疗基底动脉闭塞性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首通效应(FPE)及预后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2年6月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中心采用机械取栓治疗的197例基底动脉闭塞性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实现FPE将患者分为FPE组与非FPE组，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向前法)，确定FPE的影响因素。根据术后90 d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mRS≤3分)与预后不良组(mRS>3分)，同样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向前法)，评估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 与非FPE组(133例)患者比较，FPE组(64例)中女性患者占比高，入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较低，后循环Alberta卒中项目早期CT评分(pc-ASPECTS)和基底动脉CT血管成像(BATMAN)评分较高，心源性栓塞、基底动脉上段闭塞以及首选血栓抽吸者占比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2.27，95%CI：1.08~4.79)、入院NIHSS评分(OR＝0.93，95%CI：0.89~0.98)、心源性栓塞(OR＝2.12，95%CI：1.04~4.31)、基底动脉上段闭塞(OR＝2.41，95%CI：1.23~4.72)及首选血栓抽吸治疗(OR＝2.92，95%CI：1.46~5.83)均是FPE的影响因素(均P<0.05)。与预后不良组(79例)比较，预后良好组(118例)患者入院时NIHSS评分较低，pc-ASPECTS及BATMAN评分较高，心源性栓塞占比高，穿刺至再通时间较短，FPE和成功再灌注者占比高，围手术期发生症状性颅内出血者占比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NIHSS评分(OR＝1.09，95%CI：1.03~1.14)、FPE(OR＝0.08，95%CI：0.04~0.18)均是术后90 d临床预后的影响因素(均P<0.05)。 结论 采用机械取栓治疗的基底动脉闭塞性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中，女性、入院NIHSS评分较低、心源性栓塞、基底动脉上段闭塞及首选血栓抽吸治疗的患者更易实现FPE；入院NIHSS评分较低、实现FPE的患者术后90 d的临床预后较好。

目的 探讨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SAH)患者的预后及影响预后改善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SaSAH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估出院及术后6个月时的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并比较其差异。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SaSAH患者出院后预后改善(术后6个月的mRS较出院时降低≥1分)的危险因素。纳入独立危险因素构建联合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估联合预测模型对SaSAH患者出院后6个月预后改善的预测价值。 结果 研究共纳入154例患者。术后6个月，53.2%(82/154)的SaSAH患者预后良好(mRS≤3分)，51.9%(80/154)预后有改善；出院时的mRS高于术后6个月的mRS[分别为(3.75±0.97)分和(3.13±1.57)分，配对t＝7.86，P<0.001]。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65岁(OR＝15.74，95%CI：5.46~45.39，P<0.001)、术前为高级别动脉瘤(OR＝5.96, 95%CI：1.93~18.39，P＝0.002)、术前存在脑疝(OR＝15.26，95%CI: 2.72~85.46，P＝0.002)以及术后发生脑梗死(OR＝2.90，95%CI：1.13~7.45，P＝0.027)是影响SaSAH患者术后6个月预后改善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联合预测模型预测SaSAH患者预后改善的AUC值为0.86(95%CI：0.80~0.92，P<0.001)。 结论 年龄>65岁、高级别动脉瘤、术前存在脑疝以及术后发生脑梗死不利于SaSAH患者术后6个月的预后改善。联合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SaSAH患者的预后改善情况。

目的 探讨健侧颈7神经根移位术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术后遗留痉挛性偏瘫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6月周口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6例痉挛性偏瘫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5例为原发性高血压性脑出血，1例为妊娠高血压性脑出血，均行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后遗留痉挛性偏瘫，经康复训练无效后均行健侧颈7神经根移位术。通过改良Ashworth量表(MAS)分级评估患侧肢体的肌张力；采用简化Fugl-Meyer运动功能量表(FMA)评分评估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采用Berg平衡量表(BBS)评分评估患者躯体平衡功能；采用波士顿诊断性失语症检查量表(BDAE)分级评估患者的语言功能。 结果 6例患者的手术均顺利完成，术后健侧肢体肌力无改变，但均出现健侧肢体麻木感(术后6个月内症状均消失)，5例出现健侧肢体乏力感(术后3个月内症状均消失)，4例出现颈部肿胀感(术后1周症状均消失)，无切口感染、呼吸困难及吞咽异物感等其他并发症发生。6例患者术前，术后6、12个月的MAS分级、FMA评分、BBS评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BDAE分级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3.71，P＝0.156)。与术前相比，术后6、12个月患侧的肌张力、上肢运动功能均改善，术后12个月的躯体平衡功能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健侧颈7神经根移位术可改善痉挛性偏瘫患者患侧肢体的肌张力、增强偏瘫侧上肢的运动功能、改善躯体平衡，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的 探讨慢性硬膜下血肿(CSDH)患者钻孔引流术后血肿复发的危险因素及其预测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5月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129例行钻孔引流术的CSDH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3个月，根据血肿是否复发将患者分为复发组与未复发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与凝血功能相关的药物史和术前实验室检查指标、术前临床症状、手术前后血肿的影像学相关资料的差异，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P<0.05)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价相关危险因素对CSDH钻孔引流术后复发的预测作用。 结果 129例患者中，术后7~90 d共有24例(18.6%)血肿复发。单因素分析显示，与未复发组(104例)比较，复发组(24例)中女性、有吸烟史、发病时头晕、双侧血肿、血肿腔内有分隔患者的占比高，有外伤史的占比低，术前检查部分凝血酶原时间缩短、凝血酶时间延长、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含量高，术后血肿引流量少、颅内积气量多，上述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OR＝24.19，95%CI：1.98~295.01)、外伤史(OR＝0.08，95%CI：0.01~0.65)、吸烟史(OR＝70.19，95%CI：6.00~820.78)，术前纤维蛋白降解产物(OR＝1.10，95%CI：1.03~1.17)、部分凝血酶原时间(OR＝0.43，95%CI：0.22~0.86)、凝血酶时间(OR＝5.13，95%CI：2.05~12.85)，以及术后颅内积气量(OR＝1.04，95%CI：1.01~1.07)是CSDH钻孔引流术后复发的重要影响因素(均P<0.05)。由上述指标绘制的ROC的AUC为0.96(95%CI: 0.93~0.99)，最佳临界值为0.11，预测CSDH钻孔引流术后复发的灵敏度为91.71%，特异度为88.60%。 结论 性别、外伤史、吸烟史、术前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术前部分凝血酶原时间、术前凝血酶时间及术后颅内积气量是CSDH钻孔术后复发的预测因素，预测价值较高。

目的 初步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与多配体蛋白聚糖1(SDC1)在缺氧胶质瘤细胞增殖及替莫唑胺(TMZ)化疗抵抗调控中的相互作用。 方法 将U87细胞分为常氧组、常氧+TMZ组、常氧空载组、常氧空载+DMSO组、常氧空载+TMZ组、常氧SDC1过表达组、常氧SDC1过表达+TMZ组，缺氧组、缺氧+TMZ组、缺氧空载组、缺氧敲除HIF-1α组、缺氧敲除HIF-1α组+TMZ、缺氧SDC1干扰组、缺氧空载+DMSO组、缺氧空载+TMZ组、缺氧SDC1干扰+TMZ组。采用低氧探针检测细胞缺氧情况；TMZ处理72 h后，采用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敲除HIF-1α后，于缺氧条件下培养细胞并给予TMZ处理2 、4 、6 、8 d，检测细胞的乳酸脱氢酶(LDH)释放及细胞凋亡。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和蛋白质免疫印迹(WB)法检测细胞HIF-1α、SDC1基因和蛋白质的表达量；采用染色质免疫共沉淀(ChIP)-qPCR(ChIP-qPCR)法检测HIF-1α与SDC1启动子结合情况。分析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CGGA)数据库(321例)、基因表达谱数据交互分析(GEPIA)数据库(681例)的肿瘤标本，分析HIF-1α和SDC1基因在不同级别脑胶质瘤中的表达情况，以及高、低表达SDC1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差异；HIF-1α与SDC1基因在脑胶质瘤标本中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 低氧探针检测证实缺氧组细胞处于缺氧状态。CCK-8和流式细胞术检测显示，与常氧+TMZ组比较，低氧+TMZ组细胞的存活率高、凋亡率低(均P<0.01)。WB检测显示，与常氧组比较，缺氧组细胞的HIF-1α表达高(P＝0.040)；缺氧敲除HIF-1α组HIF-1α的表达量低于缺氧空载组。缺氧敲除HIF-1α+TMZ组的LDH释放量和细胞凋亡率均高于缺氧空载+TMZ组(均P<0.01)。RT-qPCR检测显示，与缺氧空载组比较，缺氧敲除HIF-1α组的SDC1 mRNA表达量下降；WB检测显示，缺氧敲除HIF-1α组SDC1蛋白的表达降低(均P<0.01)；CCK-8检测显示，常氧空载+TMZ组的细胞数量低于常氧空载+DMSO组和常氧过表达SDC1+TMZ组(均P<0.01)；缺氧干扰SDC1+TMZ组和缺氧空载+TMZ组的数量均低于缺氧空载+DMSO组(均P<0.01)，而缺氧干扰SDC1+TMZ组细胞数低于缺氧空载+TMZ组(P<0.01)。流式细胞术检测显示，常氧过表达SDC1+TMZ组细胞凋亡率显著低于常氧空载+TMZ组(P＝0.030)，而缺氧干扰SDC1+TMZ组细胞凋亡率显著高于缺氧空载+TMZ组(P<0.01)。ChIP-qPCR分析显示，HIF-1α在SDC1启动子上的－1314~－1310处存在结合位点。GEPIA、CGGA数据库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脑胶质瘤组织中HIF-1α、SDC1的表达水平高于非肿瘤脑组织，且随着胶质瘤WHO级别的增高表达水平相应升高(均P<0.05)。脑胶质瘤组织的HIF-1α与SDC1 mRNA的表达呈正相关(P<0.05)。低表达SDC1组患者的生存期长于高表达SDC1组(P<0.01)。 结论 缺氧条件下，HIF-1α作为转录因子经SDC1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及TMZ的化疗抵抗。

目的 系统评价硬通道与软通道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万方医学网、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和维普数据库中有关硬通道与软通道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疗效及安全性的相关文献，检索文献的发表时间截至2022年12月31日。提取的结局指标包括总体有效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血肿完全清除率、术后血肿量、感染指标C反应蛋白(CRP)、血清氧化应激因子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采用Cochran Q检验分析文献的异质性，异质性较高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否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效应值合并。 结果 共纳入25篇文献，其中19篇为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文献，6篇为回顾性临床对照研究文献，共计2 007例患者，其中1 002例行硬通道微创手术，1 005例行软通道微创手术。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硬通道微创手术患者比较，软通道微创手术患者术后NIHSS评分更低(MD＝4.05，95%CI：2.91~5.18，P<0.001)，血肿完全清除率更低(OR＝1.83，95%CI：1.08~3.11，P＝0.020)，术后CRP更低(MD＝15.88，95%CI：12.33~19.53，P<0.001)，血清SOD更高(MD＝－4.21，95%CI：－5.23~－3.19，P<0.001)，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更低(OR＝2.00，95%CI：1.08~3.69，P＝0.030)；而两种术式患者术后总有效率和血肿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软通道与硬通道微创手术术后总有效率相近，而软通道微创手术术后总并发症的发生率更低。

神经纤维瘤病1型(NF1)是一种见于成人和儿童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NF1合并高级别胶质瘤者较为少见。本文报道1例合并脑干高级别胶质瘤的儿童NF1患者的临床资料。该例患儿外伤后出现神经功能缺损症状；有明确的家族遗传史，全外显子组基因测序证实其与母亲同时存在NF1 c．499_502het_delTGTT，p.C167Qfs变异，c.499-502位置碱基有TGTT缺失引起的移码变异、杂合。经活组织检查确诊为颈延髓弥漫性中线胶质瘤合并H3K27M突变，世界卫生组织肿瘤分级4级。未行放化疗，随访9个月肿瘤无进展。

颅内巨大型动脉瘤的发生率较低，但破裂风险高，可导致广泛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甚至危及生命。2020年5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外科采用血流导向装置治疗1例颅内巨大型动脉瘤患者，术后动脉瘤破裂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抢救无效死亡。

感染性硬膜下血肿是一种少见的颅内感染性疾病，即硬膜下血肿感染后并发硬膜下脓肿。本文回顾性报道2021年10月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小儿神经外科采用神经内镜治疗的1例感染性硬膜下血肿新生儿，术后给予抗感染治疗，患儿恢复良好。

脊索瘤是一种罕见的、残留脊索组织来源的恶性肿瘤。由于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脊索瘤容易出现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多数患者的预后较差。近年来脊索瘤相关基因组学的研究发现，脊索瘤基因组的特点在于染色体畸变及基因拷贝数变异常见，而基因突变负荷相对较低。并且发现了若干分子和信号通路(如Brachyury基因、染色质重构相关基因、PI3K/AKT/mTOR信号通路、CDKN2A基因等)在脊索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脊索瘤的诊断和预后评估提供了指导，并有望成为脊索瘤治疗的分子靶点。

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复发率居颅内肿瘤首位。近年来，随着对纳米材料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纳米材料载药系统已建立。本文针对纳米材料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多种方式、纳米材料靶向识别胶质瘤的方式以及常用于靶向胶质瘤的纳米材料等进行综述。

基于光学－射频双共振现象的光泵原子磁强计脑磁图系统近年来逐步兴起。由于原子磁强计可在室温环境下工作，无需液氦冷却，且体积小、重量轻，光泵原子磁强计脑磁图系统已被公认为下一代脑磁图的发展方向。本文阐述了原子磁强计技术目前的发展及其在脑磁图方面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其技术优势，并对这一新兴技术的应用作出了展望。

听神经瘤是起源于前庭神经鞘膜雪旺细胞的良性肿瘤。随着医疗技术及设备的高速发展，听神经瘤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保守定期随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目前首选的治疗方案仍是手术治疗。听神经瘤的手术治疗目标已经从早期的挽救生命、降低致残率、全切除肿瘤，发展为脑神经功能保护及术后神经功能恢复。目前，神经外科对于蜗神经功能的保留及听力重建方法的探索越来越多，听力保护已逐渐成为当代听神经瘤治疗的目标，但目前尚无指南或共识提出听力保护的最佳策略。本文针对听神经瘤的听力保护策略及听力重建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