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44卷第05期

目的 通过模拟太阳粒子事件辐射，探究其脑损伤效应，为载人深空探测所致辐射健康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太阳粒子事件主要特征，利用90 MeV的质子全身照射小鼠，照射剂量分别为0、0.1、0.3、0.5、1和2 Gy，照射后3、7 d，采用平衡木测试、转棒测试和新物体识别进行小鼠行为学检测，采用高尔基体染色和尼氏染色法检测海马树突棘密度和尼氏小体数量；采用WST-8法、TBA法和高压液相法检测脑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丙二醛(MDA)含量和神经递质含量；采用TUNEL法检测细胞凋亡；采用线性和线性平方拟合方法分析剂量与损伤指标变化的量效关系；根据所有脑损伤指标的显著变化的最小剂量点确定脑损伤阈值。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1 Gy质子照射后3和7 d出现丝状伪足树突棘密度显著减小(t＝1.82、2.30，P<0.05)、CA1区异常尼氏小体显著增加(t＝2.44、3.77，P<0.05),照射后7 d即可出现DA含量显著增加(t＝2.52，P<0.05)、Glu含量显著增加(t＝4.04，P<0.05)；2 Gy质子照射后3 d出现SOD活力下降(t＝3.44，P<0.05)，照射后3、7 d出现MDA含量增加(t＝1.90、2.14，P<0.05)、转棒上攀爬时间减少(t＝2.85、2.64，P <0.05)、新物体识别倾向性下降(t＝2.87、2.84，P<0.05)、海马细胞凋亡增加(t＝3.91、3.54，P<0.05)、5-HT水平增加(t＝2.81、2.69，P<0.05)，且在0.1～2 Gy剂量范围内具有剂量-效应关系(R2＝0.74～0.99)。 结论 90 MeV质子导致小鼠脑损伤的剂量阈值为1 Gy，获得14种量效关系模型，为短期深空飞行乘员的器官剂量限值制定和风险评估提供了生物学依据。

目的 探讨2 650 MHz射频暴露对小鼠行为学和神经递质释放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成年雄性C57BL/6N小鼠分为健康对照组(CON)和射频辐射组(RFR)；采用2 650 MHz射频电磁场对小鼠进行全身均匀暴露，时间为单次3 h。采用电磁辐射分析仪检测射频辐射平台有效工作区的场强分布；光纤测温仪监测射频暴露过程中小鼠肛温的变化；采用新物体识别、社交偏好和旷场实验检测小鼠认知、社交和情绪的改变；微透析采样和质谱法检测小鼠海马神经递质释放水平的变化；显微镜观察海马组织结构和超微结构的变化。 结果 本实验条件下射频辐射引起小鼠肛温升高最大为0.61℃，在热安全的范围之内。在新物体识别实验中，射频辐射组小鼠探索新物体的次数占比和时间占比(t＝4.50、2.53，P<0.05)均显著下降；社交实验射频辐射组小鼠探索同类的次数(t ＝0.08，P<0.01)和时间(t ＝0.03，P<0.05)显著下降；旷场实验射频辐射组小鼠探索中央区域的次数、时间未见明显改变(P>0.05)。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射频辐射组小鼠海马5-羟色胺释放增加(t ＝－2.56，P<0.05)，乙酰胆碱释放减少(t ＝2.21，P<0.05)，谷氨酸和γ-氨基丁酸的释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射频辐射组小鼠海马组织结构和突触超微结构未见明显损伤。 结论 2 650 MHz射频辐射引起小鼠认知功能损伤和社交偏好异常，上述变化与射频暴露导致的神经元功能异常和递质释放紊乱相关。

目的 探究9C重离子治疗中因自身衰变产生的缓发粒子对细胞产生的辐射损伤和在单个V79中国仓鼠肺细胞模型上的微观剂量以及引起的生物学效应。 方法 采用蒙特卡罗程序模拟多种能量(3～10 MeV)α粒子在细胞(细胞半径RC＝10 μm，细胞核半径RN＝5 μm)中的输运后细胞核内吸收剂量结果，并与医学内照射剂量(MIRD)方法S值(SN←N, SN←Cy, SN←CS)进行比较，证明该方法的可行性，最后使用蒙特卡罗方法模拟计算9C重离子分别在V79细胞模型表面、细胞质内以及细胞核3种位置处衰变生成的缓发粒子(α粒子和质子)在靶中输运能量沉积情况及细胞生存率。 结果 蒙特卡罗模拟结果与MIRD方法S值进行比较，靶源组合从细胞核到细胞核SN←N值的差异为1.91% ～ 4.95%，细胞质到细胞核SN←Cy为1.48% ～ 5.11%，细胞表面到细胞核SN←CS差异为－1.99% ～ 0.80%，证明蒙特卡罗计算值与MIRD方法S值吻合较好(差异值均< 6%)。当一个9C离子在V79细胞模型表面衰变产生次级粒子进入细胞，细胞核内平均吸收剂量为10－2Gy数量级，计算细胞生存率约为88%；衰变在细胞质中进行，计算细胞生存率约为80%；当碳离子直接进入细胞核中衰变，α粒子射程短并将大部分能量沉积在细胞中(细胞核内平均剂量0.1 Gy数量级)，造成细胞损伤较大，细胞存活的概率约为53%。 结论 9C离子自身衰变发射次级带电粒子，其中α粒子进入细胞核时对细胞造成的损伤较大，生物学效应明显。

目的 探讨膀胱癌术后放疗与发生第二原发肿瘤直肠癌风险的关系。 方法 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肿瘤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数据库(SEER)(1975—2017)中纳入符合标准的膀胱癌患者75 120例。第二原发肿瘤定义为膀胱癌治疗后5年以上发生的直肠癌，第二原发肿瘤直肠癌的累积发病率通过Fine-Gray竞争风险回归进行估计。用泊松回归评估放疗患者与未放疗患者中直肠癌的相对风险。 结果 在75 120例患者中，70 045例(92.4%)为白人，中位年龄65.8岁(54～74岁)。2 236例(3%)接受了术后放疗，72 884例(97%)仅接受了手术治疗。在放疗和非放疗患者中，30年随访期间直肠癌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0.93%和0.43%(P＝0.004)。在竞争风险回归分析中，接受放疗与发生直肠癌明显相关(HR＝1.86；95%CI 1.26～2.74，P ＝ 0.009)。直肠癌放疗相对风险(RR)随着直肠癌诊断时间越早增加越显著(1975—1985 v.s. 1985—1994：RR＝2.59；95%CI 1.20～4.86，P<0.001)，放疗时年龄越小发生第二原发肿瘤的概率越大(≤50岁vs. >50岁：RR＝7.89；95%CI 2.97～21.30，P<0.001)；使用泊松分布计算放疗患者直肠第二肿瘤相对风险均更高(RR＝2.20；95%CI 1.45～3.18，P<0.001)，诊断日期调整后，放疗患者直肠第二肿瘤风险仍更高(RR＝1.77；95%CI 1.17～2.57，P＝0.009)。 结论 膀胱癌放疗后发生直肠癌的风险增加，应积极随诊检查尽早发现膀胱癌放疗后相关的第二原发肿瘤直肠癌。

目的 探讨全肺低剂量放疗(LDRT)治疗重型/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本研究为单臂Ⅰ期临床研究，对2023年1月至6月南通大学附属江阴医院收治的经内科治疗后病情恶化或无改善的8例重型/危重型新型COVID-19肺炎患者行全肺LDRT。患者取仰卧或俯卧位，前后对穿照射，剂量权重为1∶1，全肺LDRT剂量0.5～1.5 Gy。分析患者放疗前后氧合状况、炎症指标和影像学变化，观察患者急性放射性不良反应。 结果 LDRT后1周，7例(87.5%)患者的SaO2/FiO2或PaO2/FiO2指标上升，7例(87.5%)患者C反应蛋白(CRP)、白介素6(IL-6)等炎性指标下降，胸部CT/胸片扫描显示5例(62.5%)肺部炎症受累范围显著减少。未观察到明显急性放射性不良反应。 结论 对内科治疗效果欠佳的重型/危重型新型COVID-19肺炎患者进行全肺0.5～1.5 Gy剂量的LDRT治疗，有助于降低炎症指标，改善临床症状，促进炎症吸收且无明显急性不良反应。

目的 探究将ArcherQA系统用于Elekta Unity 1.5T磁共振加速器上开展的磁共振引导自适应放疗计划独立验算的可行性。 方法 利用均匀水模体验证了ArcherQA在磁场下的剂量计算精度，然后利用抽签法随机选取32例在Unity上接受磁共振引导在线自适应放疗的患者，包含脑、纵隔、肝、肾、椎体等5个治疗部位、32个离线计划，177个在线计划。分别比较ArcherQA独立验算结果与ArcCheck测量结果、Monaco计划系统计算结果的γ通过率(3 mm/3%、2 mm/2%,阈值10%)，定量评估ArcherQA系统对Unity在线计划独立验算的准确性和效率。 结果 ArcherQA系统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出磁场下光子线的剂量分布，在3 mm/3%标准下，水模体中方野验证结果γ通过率均高于99%。在更严格的2 mm/2%标准下，除20 cm × 20 cm射野外，其他方野的γ通过率也都超过95%。对于治疗计划验证，ArcherQA计算的结果与ArcCheck测量数据，以及Monaco计划系统的计算数据都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在3 mm/3%标准下平均γ通过率可达到99%以上，2 mm/2%标准下平均γ通过率也超过97%。ArcherQA的在线计划独立验算效率较高，177个在线计划独立验算所需的时长范围为50～150 s，平均时长约为108 s。 结论 ArcherQA可以准确并高效地计算出磁场下光子线的剂量分布，能够用于磁共振引导自适应放疗中离线和在线治疗计划的独立验算，是一种有效的补充验证手段，为患者治疗计划安全提供保障。

目的 分析放射治疗安全事件中的人为因素并确定这些人为因素之间的关系，寻找放疗安全事件的潜在事故链。 方法 基于放射肿瘤事件学习系统纳入60例放疗安全事件，利用人为因素分析及分类系统(HFACS)进行致因识别及频率统计分析，基于分析结果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CA)方法对事故致因的关联性进行研究。 结果 计划设计阶段的错误是最常见的事件类型，占比35%，组织氛围、监督不充分以及人员因素分别是HFACS各个层级中最主要的事件致因，其频率指数分别为4.66%、15.68%和16.20%。LCA分析确定了3条常见放疗事故链，其中两条事故链起源于组织氛围问题，一条事故链起源于组织过程问题，并通过不同的人为因素"漏洞"向下传递。 结论 HFACS可帮助溯源导致放射治疗安全事件的各层级人为因素，本研究发现了放疗安全事件的高频致因和3条事故链，可为建立针对性的安全防御措施提供指导。

目的 比较食品中137Cs的γ能谱分析法和放射化学分析法，并探讨两种方法的适用性。 方法 采用γ能谱分析方法和放射化学分析方法(磷钼酸铵分离－β计数法)测量不同类型食品中的137Cs，比较两种方法所需样品量、预处理制样过程以及测量探测下限，并以肉类样品为例，对比两种方法测量肉类样品中137Cs的活度浓度及不确定度评估。 结果 能谱分析法与磷钼酸铵分离－β计数法的测量结果一致，两种方法测量肉类样品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分别是18.0%和8.0%，γ能谱分析法样品制备简单，但样品用量大预处理过程耗时，磷钼酸铵分离－β计数法的样品用量小，但需要分离纯化过程，两种方法的探测下限分别是10.6 mBq/kg(样品质量11.7 kg)和5.1 mBq/kg(样品质量2.1 kg)。 结论 两种方法测量食品中低水平137Cs结果一致，适用于食品中137Cs的监测。

目的 了解江苏省非医疗机构职业放射性疾病的防治现状及发展趋势，掌握全省非医疗机构放射工作单位基本情况、放射性危害因素种类、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卫生培训健康检查以及工作场所辐射水平等情况。 方法 依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制定的监测方案，对2022年度江苏省13个设区市和95个县(市、区)非医疗机构放射工作单位基本情况和职业健康管理等情况进行全覆盖的调查。调查主要通过发送调查表或根据其他监管部门相关信息进行交叉对比，同时与以往数据比对核实、现场检测、质量控制抽查等方式获得调查和监测结果，确认后在全国放射卫生信息平台进行数据填报。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射工作人员数、个人剂量监测、培训情况、职业健康检查、个人防护用品等。 结果 截至2022年底，江苏省非医疗机构放射工作单位共2 124家，非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26 478人，25 054人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监测率94.62%；24 305人近两年参加了放射防护培训，培训率91.79%；25 293人进行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检查率95.52%；被检测的工作场所辐射水平均满足国家要求。 结论 江苏省非医疗机构和放射工作人员数量较大且主要分布于苏南地区，对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放射防护培训和职业健康检查覆盖率均超过9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距离全覆盖仍有一定差距，后续应提高职业病防治监督和管理水平，无盲区监护非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水平。

放射性核素内污染是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医学救援中的常见问题，其医学处理是救援的重点内容。阻吸收和促排是放射性核素内污染治疗的主要手段，往往涉及药物使用，通常使用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我国发布的多个标准、规范对于阻吸收药物的使用认识一致，认为在明确或高度疑似有放射性核素过量摄入时即可尽快使用阻吸收药物及措施。但对促排药物的使用时机表述存在差异性，容易在应用中造成困惑。通过梳理分析相关标准、规范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并结合国外的研究进展，就核与辐射应急医学救援中内污染促排药物的使用时机提出建议。认为，国内核事故场内应急的内污染阻吸收与促排药物使用策略与国外新近提出的"紧急处理方案"的思想值得借鉴、提倡，即对于高风险群体怀疑有放射性核素摄入就立即开始药物治疗的方法是谨慎可取的，后续如果内照射剂量评估达不到相关干预水平，停止治疗即可。同时，探讨了前述内污染处理药物使用策略在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目的 探讨3D打印个体化模具辅助子宫内膜癌术后三维后装治疗中的剂量学优势。 方法 回顾性选取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术后患者的三维后装治疗计划，利用北京科霖众计划系统，在已实施的个体化模具组基础上，为每位患者设计虚拟单通道柱状施源器计划，所有计划均采用三维逆向模拟退火的算法。比较两组计划靶区90%、98%和100%体积接受的最低剂量(D90、D98、D100)以及适形指数(CI)、均匀度(HI)、超剂量体积指数(OI)；同时，对比两组危及器官膀胱、直肠、小肠和尿道的0.01、1、2以及5 cm3所接受的最大剂量(D0.01 cm3、D1 cm3、D2 cm3以及D5 cm3)差异。 结果 两组计划都能满足临床需求。在靶区所受剂量方面，两组计划靶区D90、D98、D100没有明显差异，但是个体化模具组靶区剂量的CI、HI均优于单通道组靶区，而靶区OI指数小于单通道计划(t＝－3.21、－5.99、6.25，P<0.05)。在危及器官所受剂量方面，个体化模具组膀胱、直肠、尿道所受剂量D1 cm3、D2 cm3和D5 cm3相比单通道组均有明显降低(t＝3.18、3.21、3.77、7.97、8.92、10.92、2.54、3.46、4.28，P<0.05)；小肠由于距离靶区比较远，在两组计划中所受剂量差异不明显(P>0.05)。 结论 3D打印个体化模具在子宫内膜癌术后三维近距离治疗中靶区均匀度、适形指数更优，而且膀胱、直肠、尿道所受剂量更低，具有推广价值。

目的 对比自主呼吸门控系统(ABC)和Catalyst呼吸门控系统在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回顾性选取深圳市人民医院放疗科2020年11月至2021年8月收治的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48例，分成ABC和Catalyst组，设计动态调强放疗(IMRT)计划。分析2组计划的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 结果 2组呼吸门控IMRT计划在胸壁靶区的D90%、D98%、Dmax、Dmean、适形指数、均匀性指数及机器跳数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种呼吸门控深吸气屏气(DIBH)模式IMRT计划在患侧肺、心脏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BC组和Catalyst组冠状动脉左前降支Dmean、Dmax、D2%依次为(1 047.72±1 401.84)vs.(454.48±206.26)、(1 619.28±809.05)vs.(1 068.53±419.63)、(1 405.85±798.30)vs.(1 016.54±592.00)cGy，Catalyst优于ABC呼吸门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07、－3.18、－2.07，P<0.05)。 结论 ABC和Catalyst呼吸门控系统均满足临床治疗要求，Catalyst较ABC呼吸门控可进一步降低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受照射剂量。

目的 探究18F-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体层扫描成像(18F-FDG PET/CT)在三阴性乳腺癌分子分型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行18F-FDG PET/CT检查的227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根据乳腺癌原发灶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表达状态将患者分为三阴性乳腺癌和非三阴性乳腺癌两组；基于PET图像和CT图像，提取影像组学特征，构建影像组学模型用于预测三阴性乳腺癌的分子分型；并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CT形态学特征和PET代谢参数的差异，筛选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建立联合临床特征的综合性影像组学模型。 结果 与非三阴性乳腺癌相比，三阴性乳腺癌在肿瘤直径、边缘、合并同侧腋下淋巴结转移、累犯邻近皮肤乳头及PET代谢参数等方面表现出更显著的侵袭性(t＝－3.19，χ2 ＝7.30、8.10、5.34，t＝3.80、3.30、3.42，P < 0.05)。构建的18F-FDG PET/CT影像组学模型能够有效预测三阴性乳腺癌的分子分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显示，曲线下面积(AUC)为0.83(95%CI 0.78～0.88)，预测准确度为75.9%，灵敏度为74.5%，特异度为77.2%。构建的综合性影像组学模型AUC为0.86(95%CI 0.81～0.90)，预测准确度为77.2%，灵敏度为78.6%，特异度为75.9%。 结论 18F-FDG PET/CT在三阴性乳腺癌分子分型诊断中发挥重要价值，构建的影像组学模型和综合性影像组学模型进一步提高了PET代谢参数的预测效能，有助于临床上尽早制定准确的治疗方案，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 研究新一代硅光电倍增管(SiPM)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与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设备(PET/CT)与传统光电倍增管(PMT) PET/CT空间分辨力及图像质量，探讨不同的PET光电转换器(PMT与SiPM)和Q.Clear算法对PET空间分辨力、定量精度和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 分别使用GE Discovery Elite型PET/CT(PMT PET/CT)和GE Discovery Meaningful Insights(MI)型PET/CT(SiPM PET/CT)对椭圆分辨力模体和NEMA NU2-2018图像质量模体成像。使用OSEM ＋ PSF ＋ TOF(VPFX-S)算法对所有模体原始数据进行图像重建，MI采集的模体数据额外使用Q.Clear算法重建，β取值范围150 ～ 550，间隔100。计算分辨力模体中5条线源在3个层面的径向、切向和轴向半高宽(FWHM)并求平均值。计算图像质量模体中小球的恢复系数(RC)、对比度百分比(CRC)、对比噪声比(CNR)、背景变异百分比(PBV)、背景变异系数(BCV)和不同图像层面肺插件残余误差(RE)。 结果 MI(VPFX-S)与Elite相比，在径向、切向和轴向FWHM分别降低4.25% ～ 13.58%、7.00% ～ 13.22%和6.02% ～ 36.14%，小球RCmax无明显差异。MI(VPFX-S)提高小球CRC(10.17% ～ 38.89%)与CNR(38.31% ～ 94.95%)，降低PBV(26.20% ～ 33.82%)与BCV(31.29% ～ 35.97%)。MI(Q.Clear)与MI(VPFX-S)相比，在径向、切向和轴向FWHM分别降低6.49% ～ 45.02%、7.80% ～ 35.60%和13.31% ～ 36.80%，提高小球CNR(38.31% ～ 94.95%)，并降低PBV(26.20% ～ 33.82%)与BCV(6.64% ～ 10.31%)，RC无明显差异。MI(Q.Clear)得到的CNR、RE和径向、切向、轴向FWHM均随β增大而增大，RC、CRC、PBV和BCV均随β增大而减小。 结论 在使用VPFX-S重建条件下，与PMT PET/CT相比，新一代SiPM PET/CT在空间分辨力、热灶对比度与探测能力和背景噪声方面均有所提高。相较于OSEM，Q.Clear算法改善了空间分辨力、定量精度与图像质量，但与β的选择有关。β值影响Q.Clear算法带来的收益，对小病灶的最大定量值影响最为明显，这点对提高临床诊断能力尤为重要。

目的 探究自动预置技术(Auto-prescription)结合噪声指数(NI)和重建算法(ASIR-V)对腹壁下动脉CTA成像辐射剂量和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收集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腹壁下动脉CT血管成像检查的患者150例，并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A组(50例)管电压120 kVp，NI 10，图像采用40%的ASIR-V重建；B组(50例)管电压采用自动预置技术，NI 10，图像分别采用40%、60%、80% ASIR-V重建，获得B1～B3 3个亚组。C组(50例)管电压采用Auto-prescription技术，NI 13，图像分别采用40%、60%、80% ASIR-V重建，获得C1～C3 3个亚组。在各组轴位图像上测量腹壁下动脉起始水平股动脉及同层面腹直肌的CT值和SD值，计算信噪比(SNR)及对比噪声比(CNR)，记录3组辐射剂量。由2名观察者采用盲法独立对各组腹壁下动脉显示情况和图像噪声行主观评分。 结果 B、C组股动脉CT值均高于A组(t＝－5.18、－5.17、－5.06、－6.08、－6.08、－6.07，P<0.05)；B、C组内随着ASIR-V等级的提高，图像SNR、CNR逐渐升高(F＝55.45、49.70、53.47、68.89，P<0.05)，且均优于A组(P<0.05)。2名观察者主观评价一致性较好(Kappa＝0.76～0.92，P<0.05)。B、C组图像在腹壁下动脉穿支、穿出点显示、肌内走行的主观评分方面均优于A组。B2、B3和C2组在图像噪声主观评分方面与A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C组辐射剂量与A组相比分别降低15.10%和52.85%(H＝75.21，P<0.05)。 结论 自动预置技术结合NI＝13和60% ASIR-V的成像方案可在保证腹壁下动脉清晰显示的同时降低52.85%的辐射剂量。

影像组学通过提取医学图像中感兴趣区的定量图像特征，并与肿瘤的生物学特征与异质性进行关联，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了关键信息和依据。肿瘤周边蕴含了丰富的微观生物学信息，胸部CT瘤周影像组学通过挖掘肿瘤周围组织的深层异质性信息，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提供定量的非侵入性评估方法，展现其在未来临床应用的广阔前景。相信随着计算机、医疗大数据的飞速发展，未来多中心、高质量、大样本数据等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望实现影像组学研究的规范化、可重复，推动影像组学研究的临床转化和应用，为肺癌患者精准诊断、治疗和随访等方面奠定基础。

核仁小RNA(small nucleolus RNA, snoRNA)是一类在真核生物中普遍存在的非编码RNA，根据其结构特征，可分为两大类：box C/D snoRNA和box H/ACA snoRNA，分别介导RNA 2′-O-甲基化和假尿嘧啶化修饰。近期研究发现，snoRNA还影响mRNA前体(pre-mRNA)的可变剪接，能够通过生成miRNA来介导基因沉默，并通过与蛋白质相互作用调节其功能活性。在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中，DNA损伤与修复过程是至关重要的生物学基础。然而，目前关于snoRNA在电离辐射引起的DNA损伤中的作用的研究还相当有限。本综述旨在概述snoRNA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电离辐射诱导的DNA损伤修复中可能的调控角色，以期为探究snoRNA的功能及机制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