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 第53卷第04期

贵州方志载有不少麝与麞（獐）的资料。方志中关于麞（獐）的资料即是麝的信息。贵州麝产地在明代既不详实也不明晰，清代相对详细确切，民国则尤为具体明确。明清至民国，贵州麝产地数量不断减少，这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贵州山地的开垦、树木的砍伐造成森林的减少是引起麝产地变化的自然因素；商贸的需求、价格的昂贵引起人们对麝的捕杀是导致麝产地变化的社会因素。

民国时期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的时期。医学院师生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其特色医疗服务为近代医疗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通过一系列医疗服务活动，将理论与实践、传统教育与战时教育、学术研究与社会研究充分结合，出色地展现了特殊时期高校医学院师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通过研究高校医学院师生的特色医疗服务活动，可以为当今医学高校承担社会使命弘扬奉献精神提供历史借鉴。

1950—1970年间，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皖南地区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所和工作站，在控制病源方面，科学划分轻重疫区，以开新沟填旧沟、水田改旱田以及中西药物等灭螺方式切断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生存；通过管理人畜粪便和水源，有效地切断了血吸虫卵的传播；同时对易感人群进行卫生意识宣传和教育。诊断上，以西医物理和生化检验为主，提高诊断准确率；治疗上以中西医药治疗加西医手术切脾的方式，提高了治愈率。安徽省及皖南地区政府在防治血吸虫病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防治成果，为其他疫病的防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82年5月28日，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正式成立。其前身是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的医史研究室和中医研究院的编审室、针灸研究所文献理论研究室等，1971年组建为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在医史文献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1980年经卫生部批准升格建所。它的成立反映了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的客观需要，建所后有利于更好地出成果，更快地出人才，取得医史文献研究的更大成绩。

在正史的记载中，唐代是大疫发生次数相对较少、疫情冲击烈度相对较低的一个历史时期，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疫情时期民众生活处境值得进行深入探析。梳理唐代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49次疫情，从季节分布、历史分布、与其他灾害相关性、地域分布等角度，分析了其时空分布情况；并就唐代政府遣医送药、抚恤民众、颁布药方、埋瘗遗体等抗疫措施加以辨析；对唐代百姓鬼神行病、因果报应、天地异象、患者传染等疫情认知，祭祀祈祷、求助僧道、迁徙避居、寄望神器、防疫习俗等因应手段，葬之以礼、入土为安的心理寄托等内容进行了总结，同时对各种治疗者在疫情中的表现及其效果加以探讨。

王鏊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王鏊集》首次对王鏊著作全面整理，汇集了王鏊生平自撰所有诗文、笔记。《王鏊集》中共发现医家38人，王鏊与周庚、周煦庵、盛汝弼、张养正、陈宠等多位医家交往甚密，与周庚同为京师吴中同乡文字会的核心成员，曾为周煦庵作墓表、为盛汝弼作碑文、为张养正作传，陈宠曾治愈王鏊外甥的痘疹后泄泻。《王鏊集》中载述医家数量众多，当因王鏊在朝为官35年，交游广泛，善于应酬；其籍贯为名医辈出的吴中地区，又善读医书，知晓医理，编纂医方。《王鏊集》中医学人物传记资料可信度高，部分医家资料又是正史、医史著作的主要来源，蕴含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分布于类书、方志、族谱、文集、笔记等各种典籍中的相关医家载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医家传记资料的缺失，值得深入挖掘。

《疡科选粹》是明代陈文治辑著的一部外科学著作，其成书与作者情况，历来学者较少研究。通过对方志、书中序跋等文献的研究，考证出该书原帙成书不晚于1591年，陈文治卒年不晚于1623年；考察了8家机构所藏的6个版本共计11个藏本，比较了各版本的特色及流传关系，梳理出许僖刻本、徐大椿批点本2个传本系统。

发表于1842年的雒魏林《达生编》英译文是首部中医产科古籍英译专著。今以译后记为线索，采用目录学、版本学等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史料和图书馆馆藏信息，考证发现该英译文底本为清道光五年（1825）粤东佛县绒线街福贤堂刻本，现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爱尔兰皇家内科医学院敦氏图书馆，且二者的藏书来源均与雒魏林相关。

20世纪以来，随着脑科学研究的进展，科学家们发现了脑内GPS，揭示了大脑空间认知的机制。脑内GPS的发现过程经历了3个阶段：1971年，约翰·奥基夫发现了大脑海马体内的位置细胞，为脑内GPS研究的开始；1980年，詹姆斯·兰克发现了大脑内侧内嗅皮层的头部方向细胞，脑内GPS的研究取得了突破；2005年，莫泽夫妇发现了网格细胞，标志着脑内GPS研究的成熟。脑内GPS的发现不仅揭示了大脑在细胞层面的空间认知功能，还为研究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