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 第43卷第06期

同为中医理论体系核心内容的经络学说和脏腑学说,在各自独立发展的过程中曾经相互影响.脏腑阴阳属性的认定和脏腑相合关系的确立,都与经脉学说的影响密不可分.脏腑的阴阳属性和阴阳之气的多少,起初是用“二阴二阳”来标定的.当“三阴三阳”命名了经脉,进而经脉络属了脏腑之后,才架设了脏腑与“三阴三阳”之间沟通的桥梁.在经脉表里关系和经脉脏腑络属关系的影响下,脏腑相合学说逐步成熟,《灵枢·经脉》的脏腑经络学说最终得以建立并占据了中医学术的主流地位,与之相左的其他“异说”则渐渐游弋于学术边缘而日趋湮没。

汉唐时期含有丹参的方剂,主要用于疮痈瘙痒、妇人胎前产后、小儿外感寒热或惊痫、腰脚痹痛及腹胀肠鸣不食,这与今天关于丹参功效的认识有较大差异.结合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进行解读,这种差异与时代的疾病谱、医学发展水平、遣方用药的思路密切相关.除个别功效的失传属于临床实践的“优胜劣汰”之外,汉唐时期确认的丹参功效大体上是可靠的,应当引起临床及科研工作者的重视。

病痛与治疗是清代理学家窦克勤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作为理学家,他对病痛的认识和治疗,以及对生命的认识,都受到理学观念的影响.他认为,秉持理学观念而形成的精神力量可以战胜病痛;内心的平静及加强道德修养能达到养生的目的,因而将病痛视为成就自我的好事.同时他排斥佛道等借助外在神秘力量疗病与养生的观念.然而,日常生活中窦克勤的行为并不完全符合他的观念,他往往依据实用主义原则对相似的疗病行为采取迥异的态度.此外,他还通过由疗病产生的邀神行为,塑造家族成员的纯孝形象。

天目山有着悠久的中药文化和丰富的中药资源.据《西天目山志》记载,天目山的药用植物多达1 200余种,所产药材不仅品种繁多,而且质地优良,所以天目山素有“天目万宝山”之称.丰富的中药资源催生了当地的药材贸易,1931-1940年间,临安、於潜、昌化3县共有中药店铺97家.天目山丰富的中药资源和繁盛的药材贸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不少与中药有关的民间传说和诗词,透射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伪满时期,东北沦陷区的中医被称为“汉医”,当时东北中医从业人员有25 000名之众.中医未能得到伪满政府承认,一度走在被废止的边缘.中医界争取中医地位、发展中医学术、维护中医权益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伪满政府后来出台了《汉医法》等法律,建立了伪满中央汉医会等学术团体,实施了汉医考试制度等,管理、改造和利用中医.伪满时期的中医走过了一条畸形发展之路。

1908年8月,清朝民政部建贫民教养院,院内附设一所疯人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设立的疯人救助机构.1917年12月,贫民教养院改组,疯人院脱离贫民教养院成为独立机构,更名为疯人收养所.在协和医学院脑系科主任雷门的推动下,协和医学院和北平社会局达成协议,于1933年合作改组疯人收养所,更名为北平精神病疗养院,由魏毓麟担任院长.在魏毓麟的主持下,精神病人的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建立了包括社会服务、工作治疗、心理治疗在内的精神病专业治疗体系,完成了从旧式疯人院到现代精神病院的转变.1937年,北京被日军占领后,北平精神疗养院迁址安定门外,魏毓麟继续担任院长,使精神病疗养院在艰难岁月得以维持。

脏腑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以历史语境分析，明末清初以前，中国人所讲的五脏六腑，应当是解剖学意义的脏器。明末清初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传人中国，中西医学的碰撞累积到20世纪初，触发了影响深远的中西医大论争。在这种特定背景下，恽铁樵明确提出中医脏腑不是解剖学的脏腑，而是以“四时”气化为特征的理论模型，成为以功能单位阐释中医五脏六腑实质的开端，推动了近代中医理论体系的演变。准确把握人们对中医脏腑概念的认识历史及西方学说传人后人们的认识演变历程，将有助于明确中医脏腑现代研究的意涵和发展方向。

脏腑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以历史语境分析,明末清初以前,中国人所讲的五脏六腑,应当是解剖学意义的脏器.明末清初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传入中国,中西医学的碰撞累积到20世纪初,触发了影响深远的中西医大论争.在这种特定背景下,恽铁樵明确提出中医脏腑不是解剖学的脏腑,而是以“四时”气化为特征的理论模型,成为以功能单位阐释中医五脏六腑实质的开端,推动了近代中医理论体系的演变.准确把握人们对中医脏腑概念的认识历史及西方学说传入后人们的认识演变历程,将有助于明确中医脏腑现代研究的意涵和发展方向。

1910年,硬性膀胱镜被首次应用于侧脑室脉络丛烧灼术治疗先天性脑积水,开创了神经外科应用内镜的先河,但手术疗效差,死亡率高,使内镜在神经外科的应用饱受质疑.其后,由于新式显微镜和光导纤维内镜的问世,内镜在神经外科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与之相随的是,神经内镜外科理念的变化,以及临床适应症的不断拓展.目前,神经内镜技术已成为现代神经外科的一个重要分支。

1854年,由于医务人员缺乏,克里米亚战争造成大量英军伤病员的死亡.南丁格尔通过官方派遣前往战场,而玛丽则未能得到政府准许,自行前往战场.2人在战场上通过各自的努力,挽救了许多伤病员的性命.经过媒体的报道,尽管2人的出身和种族不同,但都在战后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与赞誉.其后,南丁格尔一直为世人所铭记,玛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遗忘,忽视了其作为少数族裔对护理学的贡献。

经眼48种现存《易筋经》传本中的避讳研究,结合各传本中的内容,具有版本价值,可作为《易筋经》早期代表的传本凡15种.包括抄本8种,刻本7种,未见明本.较早的传本均为抄本,道光间方见刻本.沈氏校本不避清代皇帝讳,其序有称“顺治辛丑”,故当抄成于清康熙前期,此为最早.雍正抄本,避“玄”字讳,不避“弘”字讳,并载有雍正年序,抄成于雍正间,当为次早.西谛本避“玄”“弘”两字讳,当为乾隆间或其后抄本.现存刻本中以道光三年之傅金铨校刻本为最早,这也可能是《易筋经》最早的刻本.祝文澜本及来章氏辑本均可能晚于此本。

《药征》为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之一吉益东洞先生所著,刊行于日本天明五年乙巳(1785).该书流传至中国内地的刻本有数种(内地无重刻本问世),但各馆藏地对其版本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通过实地调查并将各馆藏刻本比照分析后发现,所有刊本使用的刻板均为“蒲芦亭藏板”,具体版本表述为:安徽省图书馆:日本天明五年乙巳(1785)蒲芦亭藏板浪华书林吉田松根堂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天明五年乙巳(1785)蒲芦亭藏板平安书林(皇都书林)斯文堂刊本;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日本文化九年壬申(1812)蒲芦亭藏板京都书林浪华书林吉田松根堂刊本;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①日本文化九年壬申(1812)蒲芦亭藏板浪华书林加贺屋刊本,②日本天明五年乙巳(1785)蒲芦亭藏板平安书林(皇都书林)斯文堂刊本;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生命科学图书馆:日本文化九年壬申(1812)蒲芦亭藏板京都书林浪华书林吉田松根堂刊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医汇通派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医界借以维护自身权利的产物.由于时代的特定性和上海的特殊地位,近代上海的中西医汇通派在维护中医地位和自我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中西医汇通医院的主要中心之一。

近代以来,随着西医东渐和现代国家体系的逐渐建立,将医疗卫生纳入国家体系的医学国家化呼声不时出现,黄子方就是这一主张的主要倡导者.他强调国家通过医疗卫生手段提高民众健康的重要性,并指出国家要承担公共卫生之责,则必须注意“环境卫生”、“预防传染”、“卫生教育”、“社会经济”及“治疗设备”等几个方面[1].为此,黄子方进行了多方的努力与实践,1928年,他任北平特别市卫生局长时,支持兰安生进行卫生示范区实验.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他任京沪沪杭甬两路卫生课长之际所进行的医疗卫生实践,更能体现他医学国家化的主张。

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1900-1995)与伍连德博士(1879-1960)为英国剑桥大学校友,伍连德博士毕业早于李约瑟十几年.他们曾先后师从在剑桥执教的生物化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1861-1947).2人虽都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但由于各自所从事的专业不同,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他们的生活轨迹从未有过交集.打开收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尘封半个世纪的李约瑟与伍连德往来函件档案(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m.103-207.The letters between Needham and Wu Lien-teh.),蜚声国际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与中国近代“鼠疫斗士”的真挚友谊跃然纸上。

岭南针灸名家周仲房,出身行伍,官至海军少将,中年辞官归隐,以针疗疾,饮誉粤港,先后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以下简称中医专门学校)教务主任、代校长,为民国时期岭南著名针灸家,编著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材《针灸学讲义》.笔者多方收集史料,对周仲房医教事迹及著作进行研究,以期较为全面了解其生平和成就。

由福建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办的福建省第20次医史学学术交流会，于2013年10月25日至28日在福清市石竹山召开。本次学术交流会首开在闽两岸同胞共同交流探讨医史文献学术之河。会议收到13篇论文，分为闽台大家、两岸医事、医著研究等3大栏目，内容涉及医、药、医籍、医家、社会大背景诸方面，基本反映了当前医史文献学研究的热点、难点。与会代表既有来自台湾中国医药大学的医史文献专家，又有省内医学高等院校长期从事医史文献研究的中坚力量，也有初出茅庐的医史学研究生及来自卫生院、医科所的基层人员，共45人。

2013年11月16日，广东省医学会医学历史分会在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行政楼会议室召开了“广东省医学会第9次医学历史学学术会议暨第5届岭南医学研讨会”。

有作者和读者询问：中国知网为什么查不到近几年《中华医史杂志》发表的文章？原因是：中华医学会与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签署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数据库”独家独家合作协议，《中华医史杂志》同其他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一样，所发表的文章不再为中国知网收录。

贵刊第4期刊发的邬晓东、张影《张琦卒年考辨》一文关于张琦生卒年月的准确表述略有不妥，现辨正如下。核“《行述》中载‘府君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戌时”’句，据江庆柏编《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此工具书的特点是专为阴历年腊月跨公元纪年作了附注），张琦生日岁在甲申，公元纪年当为1765年1月5日，其出处亦为《行述》，并有《宛邻文》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