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 第32卷第05期

胰腺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且致死率极高的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仅9%。尽管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在其他肿瘤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在胰腺癌中未能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因此，手术、化疗和放疗仍然是胰腺癌主要的治疗方法。大部分患者初诊时，即为局部晚期或晚期胰腺癌，所以放疗是延长患者生存期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鉴于立体定向放疗逐步广泛地应用于胰腺癌治疗，有必要对其制定统一的共识。在上海市医学会放射治疗专委会的推动下，基于胰腺癌立体定向放疗最新研究和实践知识，并结合国情，我们制定了胰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上海专家共识。该共识旨在促进规范和标准化胰腺癌立体定向放疗，达到改善胰腺癌患者预后的目标。

目的 探索肺癌脑转移患者全脑放疗+转移病灶同步补量照射及海马回保护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 纳入2014—2020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全脑放疗、转移灶同步加量放疗及双侧海马保护的肺癌脑转移患者40例，在放疗前及放疗后1、3、6、12个月进行脑MRI评估、生存随访以及不良反应评价，分析患者总生存（OS）、无进展生存（PFS）以及认知功能改变。连续型变量采用x¯±s描述，分类变量以频数和构成比或率描述；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分析探究生存情况的影响因素。 结果 研究共入组40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14.2个月，所有患者的中位OS、PFS以及颅内PFS期分别为14.8、6.7、14.8个月。多因素分析显示，男性、初诊Ⅳ期分别与更差的OS和PFS相关。放疗前（基线）霍普金斯语言学习测验修订版（HVLT-R）评分为21.94±2.99，放疗后1、3、6个月时分别为20.88±3.12、20.03±3.14、19.78±2.98，放疗后6个月HVLT-R评分较基线下降约9.8%。所有患者未出现3级及以上的不良反应。 结论 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转移灶同步加量联合海马保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有望降低放疗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目的 分析根治性放疗为主综合治疗不能手术的非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远期生存。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院治疗的不能手术且接受放疗的168例非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单纯放疗组（95例）与放化疗联合组（73例）的生存结果并探讨预后因素和治疗失败模式。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生存曲线的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以Cox风险比例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 全组患者中位随访20.2个月，中位总生存（OS）期和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期分别为18.0、12.3个月，放疗后分别为14.3、7.7个月。1、2、3年OS率分别为72.1%、36.6%、21.5%，1、2年肿瘤局部控制率分别为82.6%、64.3%。Ⅰ、Ⅱ、Ⅲ期胰腺癌中位OS期分别是27.1、18.0、17.0个月。局限期（Ⅰ-Ⅱ期）患者中，单纯放疗组和放化疗联合组中位OS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1.1∶20.4个月，P=0.470）；局部晚期（Ⅲ期）患者中放化疗联合组的中位OS期长于单纯放疗组（19.2∶13.8个月，P=0.004）。临床分期、放疗前CA19-9、治疗方式和生物效应剂量（BED10）是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P=0.032、0.011、0.003、0.014）。全组患者1年和2年累积治疗失败率、局部区域失败率及远处转移失败率分别是48.0%和74.4%、15.0%和27.4%、23.6%和33.1%。肝转移（16.1%，27/168）和局部复发（11.9%，20/168）是主要的治疗失败模式。 结论 根治性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有效改善了不能手术的非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远期生存。根治性放疗是局限期胰腺癌可选的治疗手段，放化疗联合是局部晚期胰腺癌有效的治疗选择。

目的 比较调强放疗（IMRT）和三维适形放疗（3D-CRT）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省肿瘤医院2013年9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1002例根治性放疗的宫颈癌患者资料，根据不同的体外放疗方式，分为IMRT组和3D-CRT组，通过1∶1倾向评分匹配后，分析两组的临床结局差异。连续变量用x¯±s或M表示，分类变量用例数（百分比）表示。定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定性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计算不同组别的生存率。 结果 IMRT组比3D-CRT组有更多的患者接受了腹主动脉旁延伸野放疗（14.9%∶1.2%，P<0.001），IMRT组淋巴结放疗剂量≥55 Gy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3D-CRT组（26.6%∶15.5%，P=0.002）。IMRT组的5年无瘤生存（DFS）率（74.6%∶68.9%，P=0.084）和总生存（OS）率（79.4%∶74.9%，P=0.270）均略高于3D-CRT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MRT组局部复发率和远处淋巴结转移率显著低于3D-CRT组，分别为3.0%∶6.9%（P=0.020）和4.2%∶9.0%（P=0.013）。IMRT组比3D-CRT组发生3-4级白细胞减少（46.3%∶37.9%，P=0.028）和贫血（18.8%∶14.0%，P<0.001）等不良反应的情况更严重。 结论 IMRT和3D-CRT两种放疗方式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而IMRT可以对转移淋巴结实现更高的放疗剂量，在降低宫颈癌局部复发和远处淋巴结转移方面有显著的优势。

目的 探讨基于三维剂量分布的深度学习模型在预测头颈部肿瘤远处转移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来自4个中心共237例接受调强放疗（IMRT）的头颈部肿瘤患者的放疗数据和临床随访数据，其中来自犹太综合医院（HGJ）和Sherbrooke大学医疗中心（CHUS）治疗机构的131个病例作为训练集，来自Montréal大学医疗中心（CHUM）机构的65个病例作为验证集，来自Maisonneuve-Rosemont医院（HMR）机构的41个病例作为测试集。将训练集131例患者的三维剂量分布和GTV轮廓输入DM-DOSE模型进行训练并用验证集数据进行验证，然后用独立的测试集数据进行评估。评价内容包括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平衡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一致性指数和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 结果 在头颈部肿瘤远处转移的预后预测方面，联合三维剂量分布和GTV轮廓的DM-DOSE模型实现了最优预后预测性能，AUC为0.924，并且能显著区分远处转移的高、低风险患者（log-rank检验，P<0.001）。 结论 三维剂量分布对IMRT的头颈部肿瘤患者远处转移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且构建的预测模型能有效预测远处转移。

目的 评估通过最小化基于等效均匀剂量（EUD）的损失函数优化放疗计划中危及器官（OAR）剂量体积直方图（DVH）预测方法的实用性。 方法 随机选取2020—2021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完成鼻咽癌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的66例患者的治疗计划，其中50例用于训练循环神经网络（RNN）模型，其余16例用于测试模型。研究基于RNN构建了DVH预测模型，并为66例患者均设计了一个9野等权重的三维适形计划。训练时将OAR每个分野对应的DVH作为模型输入，VMAT计划的DVH为预期输出，通过最小化基于EUD的损失函数计算的预测误差训练模型。预测准确度用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平均偏差和标准偏差表示。根据DVH预测结果为测试病例重新优化计划，使用Wilcoxon配对检验和箱线图比较新计划和原计划OAR的EUD和感兴趣DVH参数（如脊髓等串型器官的最大剂量）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结果 基于EUD的损失函数训练得到的神经网络能够得到更好的DVH预测结果。根据预测DVH得到的新计划与原计划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组计划的计划靶区（PTV）的D98%都大于95%处方剂量，脑干、脊髓和晶状体的最大剂量和EUD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原计划，新计划在视交叉、视神经和眼球的最大剂量平均减少1.56 Gy以上，EUD平均减少1.22 Gy以上，颞叶的最大剂量和EUD分别平均增加了0.60 Gy和0.30 Gy。 结论 基于EUD的损失函数提高了DVH预测的准确性，确保预测的DVH能够在治疗方案优化中给出适当的剂量目标，并提高计划质量的一致性。

目的 评估光学表面成像（OSI）系统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算法在非共面放疗中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方法 在治疗床不同公转角度下使用三套OSI系统对模体重复测量，分析OSI对模体成像的精确性和稳定性。随机选取7例行单中心非共面放疗的多发脑转移瘤患者，分析OSI用于患者成像的精确性和稳定性。稳定性定义为以0°锥形线束CT（CBCT）为“金标准”，治疗床从0°转到非零角度，再转回0°时，前后两次OSI测量的差值。精确性定义为OSI与CBCT（治疗床0°时）测量数据的差异。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描述，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M（Q）方式描述；前者差异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后者用Kruskal-Wallis H非参数检验分析。 结果 对于非共面，模体和患者的平移精度分别为≤ 1.30 mm 和≤1.00 mm，旋转精度分别为≤0.50°和≤0.60°，平移误差均主要出现在左右和头脚方向。在稳定性方面，模体平移和旋转的最大标准差分别为0.06 mm和0.06°，患者平移和旋转的最大标准差分别为0.17 mm和0.19°。 结论 新型SRS算法虽对非共面的精度有所改善，但仍不能满足颅内多靶点单中心非共面放疗的精确要求，特别是在左右和头脚方向。对于非共面角度较大时，不建议将其用于图像引导，但其稳定性高可用于监测患者的分次内运动。

目的 筛选出导致鼻咽癌细胞产生放化疗抵抗的关键外泌体长链非编码RNA（lncRNAs）分子。 方法 体外构建人鼻咽癌细胞同期放化疗模型，采用大剂量同期放化疗连续冲击法诱导建立鼻咽癌放化疗抵抗细胞株，并验证其抵抗性形成。分别提取和鉴定鼻咽癌放化疗抵抗细胞株和各自的母细胞株产生的外泌体，运用生物芯片技术检测外泌体lncRNAs的表达差异。 结果 经过10次同期放化疗反复处理，成功筛选出放化疗抵抗细胞株CNE-1 CRR、CNE-2 CRR。与母细胞株相比，CNE-1 CRR、CNE-2 CRR有上皮向间质形态转化倾向，细胞克隆形成数目更多且平均致死剂量（D0）、准阈剂量（Dq）、2 Gy照射后细胞存活率（SF2）、细胞存活率数值更高。利用外泌体lncRNAs PCR芯片检测鼻咽癌细胞，相较于其各自母细胞株，CNE-1 CRR外泌体中有18个lncRNAs显著上调和31个lncRNAs显著下调，CNE-2 CRR外泌体中有15个lncRNAs显著上调和38个lncRNAs显著下调，CNE-1 CRR与CNE-2 CRR还具有相似的表达谱。 结论 CNE-1 CRR、CNE-2 CRR的外泌体中共同存在显著上调和下调的lncRNAs。

目的 探究长链非编码RNA（lncRNA）TTN-AS1对乳腺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机制。 方法 用实时反转录PCR（qRT-PCR）检测TTN-AS1在各乳腺癌细胞中的表达。将MDA-MB-231细胞分为0 Gy组、4 Gy组、阴性对照（NC）+4 Gy组、si-TTN-AS1+4 Gy组、si-TTN-AS1+miR-107抑制剂+4 Gy组、si-TTN-AS1+miR-107抑制剂+si-HMGA1+4 Gy组。用CCK-8法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增殖和凋亡率。 结果 相较于乳腺上皮细胞，TTN-AS1在乳腺癌细胞株中显著高表达（P<0.001）。相比于NC+4 Gy组，si-TTN-AS1+4 Gy组细胞增殖能力均显著降低（P<0.05），细胞凋亡显著增加（P<0.001）。相比于0 Gy组，4 Gy组细胞TTN-AS1和HMGA1在放疗8 h至24 h表达均显著增加（P值均<0.01），miR-107在放疗8 h至24 h表达均显下调（P<0.001）。si-TTN-AS1+miR-107抑制剂+4 Gy组细胞增殖能力均显著高于si-TTN-AS1+4 Gy组（P<0.001），细胞凋亡显著低于si-TTN-AS1+4 Gy组（P<0.001）。相比于si-TTN-AS1+miR-107抑制剂+4 Gy组，si-TTN-AS1+miR-107抑制剂+si-HMGA1+4 Gy组细胞增殖能力均显著降低（P<0.001），细胞凋亡显著增加（P<0.001）。 结论 TTN-AS1可促进乳腺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其机制为调控miR-107/HMGA1信号轴。

目的 研究白藜芦醇对小鼠放射性心肌损伤的影响。 方法 将80只C57BL/6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白藜芦醇（Res）组、放射（RT）组以及放射+白藜芦醇（RT+Res）组。RT组小鼠予心脏放射，Res组小鼠予白藜芦醇灌胃3个月。在小鼠心脏放射后3个月使用心脏超声评估心功能，收集小鼠心脏进行HE染色、免疫荧光、TUNEL染色以及Masson染色、蛋白质印迹法等评估心肌组织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1）的表达、氧化应激水平、炎症反应、凋亡以及纤维化程度。实验数据用x¯±s描述，连续变量采用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放射3个月后，相较于对照组，RT组小鼠心功能射血分数（EF）和心室短轴缩短率（FS）下降，心肌细胞变性、排列紊乱，活性氧（ROS）、炎症水平［白细胞介素（IL）-1β、IL-6、肿瘤坏死因子-α］、心肌凋亡（TUNEL阳性细胞率）和纤维化增加。而RT+Res组小鼠心功能改善，SIRT1表达增加，氧化应激、炎症水平、心肌凋亡和纤维化减少。 结论 白藜芦醇可降低放射性心肌损伤小鼠的心肌组织氧化应激、炎细胞浸润、心肌细胞凋亡和纤维化，改善心脏结构异常和心功能不全，在放射性心肌损伤中发挥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可由其上调SIRT1表达所介导。

磁共振引导放射治疗（MRgRT）在模拟定位时和放射治疗期间不仅提供分辨率高、软组织对比度好的实时磁共振（MR）影像以指导靶区的勾画，而且实时动态地揭示了治疗过程中靶区和危及器官（OAR）的位置及形状变化，为实施个体化计划修正提供了依据，极大地改变了肿瘤治疗模式。并且这一治疗模式理论上更适用于像乳房这类组织形变较明显部位的疾病。因此，本文对磁共振引导直线加速器（MR-linac）在乳腺癌放射治疗工作流程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并着重分析了它对乳腺癌放射治疗的影响和挑战。

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观察到放射治疗作为一种局部治疗手段，可以启动适应性免疫系统，导致放射野外肿瘤的自发消退，该现象称为远隔效应。尽管远隔效应的发生仍较罕见，但随着免疫疗法应用的增多，越来越多出现远隔效应的临床病例被报道，人们愈发关注放疗引起全身抗肿瘤反应的治疗潜力，尤其是放疗与免疫疗法的联合，让远隔效应更具研究价值。但其机制仍未完全阐明，放疗最佳的时机、剂量与分割也处于探索过程中，如何对患者进行受益群体分类，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简要介绍了远隔效应的历史、放疗与免疫治疗在远隔效应中的角色，并关注临床应用角度仍存在的争议，以期明确目前研究发展的方向，早日翻开肿瘤治疗的新篇章。

营养不良是恶性肿瘤患者的常见合并症，影响肿瘤患者的临床结局，准确识别营养不良是营养干预治疗的前提，但目前缺乏统一的营养不良诊断标准。随着2018年全球营养专家发起的营养不良诊断标准（GLIM）的正式发布，大量研究随之开展。本文主要对GLIM的具体内容和争议，及在恶性肿瘤患者特别是放疗患者中的准确性验证和临床预测价值进行综述，为今后恶性肿瘤相关的营养不良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放射性肺炎是目前肺癌放疗中不可忽视的不良反应。有研究推荐将功能成像技术引入肺癌放疗计划中，其中4DCT因其操作简便、空间分辨率高、不需要额外费用等优点，相比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MRI在肺癌的放疗中有更好的应用前景。利用4DCT获取患者的肺功能状态，一方面可以预测放射性肺不良反应，有助于临床医生及早干预，另一方面有助于进行功能肺回避的放疗，减少正常肺组织的损伤，减轻胸部不良反应，可能在未来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本文就近年来基于4DCT的功能肺成像算法及肺癌放射治疗应用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放射治疗广泛应用于原发性和转移性恶性肿瘤的治疗。传统观念认为，放疗对肿瘤的杀伤作用是基于电离辐射对DNA直接或间接的破坏。近年来，电离辐射诱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在其抗肿瘤中的作用和机制备受关注，取得诸多进展。其中，环鸟苷酸-腺苷酸合酶（cGAS）-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通路被认为是关键调控枢纽之一。cGAS是一种细胞质DNA感受器，可与肿瘤来源的双链DNA结合，并激活下游的STING，从而激活宿主抗肿瘤免疫反应。针对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本文重点总结cGAS-STING通路在放疗免疫效应中的重要作用和潜在机制，并探讨靶向cGAS-STING通路在放疗增敏中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