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31卷第08期

CT模拟机为放射治疗计划设计提供患者的解剖学信息，是进行三维计划设计、剂量计算和计划评估的基础。CT模拟机质量控制的目的是保证模拟定位过程的安全与放射治疗靶区及其周围重要器官的精确勾画，以及提供放疗计划剂量计算所需的准确数据。本指南内容主要涵盖了CT模拟机的机械性能、图像质量、定位流程和辐射防护4个方面的质量控制。

目的 基于美国SEER数据库的资料，评估放疗对初诊转移性头颈鳞癌（HNSCC）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利用SEER数据库筛选2010—2015年初诊为转移性HNSCC的患者1226例，包括放疗组762例（62.1%），未放疗组464例（37.9%）。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癌症特异性生存（CSS）和总生存（OS），在全组患者中通过Cox多因素回归和倾向配比评分（PSM）评估放疗对预后的影响。依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将患者分为低、中和高风险组，并在不同风险组中分析放疗对生存的影响。 结果 全组患者中位CSS和OS时间分别为11.0个月和10.0个月；放疗组和未放疗组的中位CSS时间分别为13.0个月和6.0个月，中位OS时间分别为12.0个月和6.0个月。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原发灶部位、T分期、N分期、转移脏器个数、手术、放疗和化疗是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CSS：P值为0.045、0.021、0.001、0.002、<0.001、<0.001、<0.001、<0.001；OS：P值为0.002、<0.001、0.002、<0.001、<0.001、<0.001、<0.001、<0.001）。PSM配对后，在低、中、高风险组中，放疗和未放疗患者3年CSS分别为：62.5%∶23.5%、22.4%∶15.7%和10.5%∶9.6%（P=0.008、0.001、0.203）；3年OS分别为：58.0%∶20.8%、19.8%∶12.7%和7.0%∶6.1%（P=0.002、0.001、0.166）。 结论 放疗显著提高低风险和中风险组患者的CSS和OS，但高风险组患者不能从放疗中生存获益。

目的 探讨Ⅳ期NSCLC原发肿瘤三维放疗联合药物一线治疗的失败模式特点及放疗相关因素的影响。 方法 选择2003年3月至2020年7月708例初诊Ⅳ期NSCLC患者，χ2检验失败模式单因素分析；Kaplan-Meier法并log-rank检验、Cox回归模型多因素生存分析。 结果 708例首次失败发生率71.2%，≤6个月、>6~12个月、>12~24个月、>24个月的治疗失败发生率分别为22.7%、28.8%、13.3%、6.4%，中位生存期分别为7.2、13.4、22.2、37.6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6.013，P<0.001）。复发失败发生率为21.3%，寡转移和非寡转移的复发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转移失败发生率为66.3%，从高到低依次为脑>骨>肺>胸膜腔>肝>远处淋巴结>肾上腺>其他部位，约1/2病例发生新增转移器官，约1/3病例发生原转移器官进展。转移状态、治疗失败发生时间、病理类型、性别、综合治疗强度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Ⅳ期NSCLC原发肿瘤放疗的失败模式与一线药物治疗不同，局部失败显著降低，转移失败为主，脑转移发生率最高，治疗失败发生时间越晚，OS期越长。寡转移、女性、非鳞癌、治疗失败发生时间晚、4~6个周期化疗同期放疗剂量≥63 Gy是延长生存的独立预后因子。

目的 探讨剂量组学在预测肺癌根治性放疗患者放射性肺炎发生中的应用潜能。 方法 回顾性收集行根治性放疗的314例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放疗剂量文件、定位及随访CT图像，根据临床资料及影像学随访资料对放射性肺炎进行分级，提取全肺的剂量组学特征，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应用1000次自助抽样法（bootstrap）的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嵌套逻辑回归（LASSO-LR）及1000次bootstrap的赤池信息量准则（AIC）向后法筛选与放射性肺炎相关的剂量组学特征，随机按照7∶3划分为训练集及验证集，应用逻辑回归建立预测模型，并应用ROC曲线及校正曲线评价模型的性能。 结果 共提取120个剂量组学特征，经LASSO-LR降维筛选得到12个特征进入“特征池”，再经过AIC向后法筛选，最终筛选出6个剂量组学特征进行模型构建，训练集AUC为0.77（95%CI为0.65~0.87），独立验证集AUC为0.72（95%CI为0.64~0.81）。 结论 利用剂量组学建立的预测模型具有预测放射性肺炎发生的潜力，但仍需继续纳入多中心数据及前瞻性数据进一步挖掘剂量组学的应用潜能。

目的 探讨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ENKTL）患者治疗前B症状与血浆EBV-DNA拷贝数和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的相关关系，并分析其机制和预后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资料齐全的173例患者，其中男性116例，女性57例，中位年龄43岁（4~71岁）。Ann Arbor分期Ⅰ-Ⅱ期126例，Ⅲ-Ⅳ期47例。肿瘤原发部位包括鼻腔（100例）、非鼻腔上呼吸消化道（34例）和上呼吸消化道以外（39例）。治疗前有和无B症状者分别为91例和82例。按照血浆EBV-DNA拷贝数的高低分为阴性组36例、低载量（<104 copies/ml）组73例和高载量（≥104 copies/ml）组64例。检测的血清细胞因子包括IFN-γ、IL-2、IL-4、IL-6、IL-10和TNF-α。相关性分析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采用Cox回归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分析评估预后影响因素并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 B症状及发热的发生与血浆EBV-DNA拷贝水平的增加呈显著一致的趋势，发生B症状的患者其血清IFN-γ、IL-6和IL-10的水平均高于无B症状组（P均<0.001）。血清IFN-γ、IL-6和IL-10水平也均与血浆EBV-DNA拷贝数呈正相关。B症状的发生与ENKTL患者的高危临床特征相关，包括晚期、原发肿瘤局部侵犯、区域淋巴结累及和治疗前LDH升高。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Ann Arbor分期、B症状、血浆EBV-DNA及上述血清细胞因子均为OS和PFS的影响因素（P均<0.05）。然而，多因素分析并未显示B症状对生存的独立预后价值。 结论 ENKTL患者B症状的发生与EBV-DNA拷贝水平和细胞因子的增高有关，这些指标也是影响ENKTL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目的 探索肿瘤长径>8 cm的巨块非小细胞肺癌（NSCLC）放疗中质子部分立体定向消融推量放疗（P-SABR）的剂量学优势。 方法 收集既往应用光子P-SABR治疗的9例巨块NSCLC的定位影像。在光子肿瘤推量靶区（光子GTVb）基础上逐步外扩，直到重要危及器官受量达3.0 Gy/次时停止，形成质子肿瘤推量靶区（质子GTVb），质子GTV、CTV范围同光子，分别制订光子固定野调强放疗（光子FF-IMRT）、光子容积调强弧形治疗（光子VMAT）、质子调强放疗（IMPT）计划。对比不同治疗技术的剂量学参数。 结果 光子GTVb和质子GTVb占GTV体积比分别为25.4%±13.4%和69.7%±30.0%（P<0.001）。光子IMRT、光子VMAT、IMPT的CTV平均剂量分别为（76.1±4.9）Gy、（78.2±3.6）Gy、（84.7±4.9）Gy，生物有效剂量（BED）≥90 Gy所包含肿瘤占GTV体积的百分比分别为70.7%±21.7%、76.8%±22.1%、97.9%±4.0%，质子较光子P-SABR计划显著提高了靶区剂量及BED（P<0.05）。质子较光子计划还降低了危及器官受量，其中光子FF-IMRT、光子VMAT和IMPT的双肺V5 Gy分别为49.2%±22.0%、56.8%±19.0%和16.1%±6.3%（P<0.001）。 结论 质子P-SABR较光子可在降低危及器官受量情况下，扩大肿瘤推量靶区范围并提高肿瘤内BED，有望进一步提高巨块NSCLC的局部控制率。

目的 比较3种体位固定装置在前列腺癌精准放疗中的摆位误差，为盆腔肿瘤精准放疗固定装置的选择和靶区外扩边界（MPTV）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2015年4月至2020年12月133例需盆腔引流区照射的前列腺癌患者，采用1.2 m真空袋（39例）、1.8 m真空袋（44例）和本中心改进的个体化俯卧板（50例）固定。每位患者定位、放疗前均按流程进行肠道膀胱准备，每次治疗前锥形束CT与计划CT的配准采取相同配准框和算法，记录合格肠道膀胱的头脚、左右、腹背三个方向摆位误差，分析3种固定装置下3个方向摆位误差及相应MPTV数值，分析摆位误差与年龄、体重指数的相关性。 结果 3333组摆位误差数据得出，头脚、左右方向的1.2 m真空袋摆位误差均值（3.26、2.34 mm）均大于1.8 m真空袋（2.51、1.90 mm，P值均<0.001）和个体化俯卧板（3.07 mm，P=0.066；2.10 mm，P=0.009）。腹背方向的1.2 m真空袋（仰卧）摆位误差均值（2.20 mm）小于1.8 m真空袋（3.33 mm，P<0.001）和个体化俯卧板（3.61 mm，P<0.001）。1.8 m真空袋各方向摆位误差均小于个体化俯卧板（P≤0.028）。根据Van Herk外扩公式得出：1.2 m真空袋3个方向MPTV为4 mm左右，1.8 m真空袋和个体化俯卧板头脚、左右方向MPTV为3 mm左右，腹背方向>5 mm。摆位误差与年龄、BMI均不相关。 结论 摆位精准方面，1.8 m真空袋最优，个体化俯卧板次之；腹背方向仰卧位优于俯卧位。

目的 探讨光学体表引导摆位对于颅内转移瘤放射治疗精度的提高作用。 方法 收集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拟行大分割放疗的颅内转移瘤患者19例，采用头颈肩联合开放式面罩固定。第一次治疗使用体表标记线辅助摆位（简称标记线摆位），行锥形束CT（CBCT）扫描六维位置校正后采集体表轮廓作为后续治疗的参考图像。后续治疗分次随机分为标记线摆位（85分次）和光学体表引导摆位（简称光学摆位，101分次）。每分次治疗时均记录光学体表监测数据并采集CBCT图像进行验证。比较采用两种摆位方法患者的六维误差数据，用x¯±s表示。在采用标记线摆位的分次，比较光学体表监测和金标准CBCT两种测量方法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相关性，Bland-Altman法检验两者的一致性。 结果 两种位置验证方式的左右、头脚、腹背3个方向平移误差以及俯仰、翻滚、旋转3个角度的旋转误差相关系数分别为0.91、0.70、0.78、0.75、0.85、0.77（P<0.01），且两种方法的测量结果呈正相关，六组数值95%一致性限度范围分别为-0.29~0.19 cm（左右）、-0.25~0.25 cm（头脚）、-0.27~0.19 cm（腹背）、-1.76°~1.76°（俯仰）、-1.54°~1.60°（翻滚）、-2.18°~1.69°（旋转），均<3 mm/3°。与标记线摆位相比较，光学摆位三维误差从（0.35±0.16）cm降低到（0.14±0.07）cm。 结论 光学体表监测误差和CBCT误差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光学摆位可减小开放式面罩固定下颅内转移瘤放疗分次间摆位误差。

目的 探究低剂量柳氮磺吡啶（SAS）对结直肠癌细胞的放疗增敏作用。 方法 CCK-8检测不同浓度SAS对结直肠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采用凋亡、自噬等抑制剂联合SAS处理结直肠癌细胞，CCK-8法比较细胞活力。采用锥虫蓝染色、平板克隆形成、细胞生长曲线等实验评价低浓度SAS联合放疗对结直肠癌细胞的体外放疗增敏作用。通过检测细胞内脂质过氧化物、铁死亡蛋白标志物（GPX4、PTGS2）等，探究低浓度SAS联合放疗对细胞铁死亡的促进作用。利用小鼠皮下移植瘤模型，明确SAS的体内放疗增敏效应。 结果 高浓度SAS可诱导结直肠癌细胞凋亡与铁死亡。低浓度SAS增强结直肠癌细胞放疗敏感性，该效应可被铁死亡抑制剂（Fer-1）阻断。低浓度SAS联合放疗显著增加细胞内脂质过氧化物含量与PTGS2表达，降低GPX4表达。皮下移植瘤模型中SAS亦显示显著的放疗增敏效应。 结论 低浓度SAS通过铁死亡途径增强结直肠癌细胞放疗敏感性。

调强放疗技术的应用显著改善了临床Ⅱ期鼻咽癌患者的预后。尽管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指南推荐临床Ⅱ期鼻咽癌使用同步放化疗策略，但该证据多基于二维放射技术条件下的研究结果，调强放疗技术条件下是否需要联合化疗仍值得探讨。本文综述了临床Ⅱ期鼻咽癌化疗的研究现状，多个研究表明同期、辅助、诱导化疗均未能提高疗效，但明显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由于临床Ⅱ期鼻咽癌存在异质性，部分研究发现高危患者可从化疗中获益。如何区分临床Ⅱ期鼻咽癌中的高危患者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转移淋巴结特征以及EB病毒DNA、炎性标记物等因素对筛选高危患者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待进一步验证，结合多种肿瘤特征的预测模型似乎能更好发现高危人群，指导高危Ⅱ期鼻咽癌的治疗决策。

放射性脑坏死是原发性或继发性脑肿瘤以及头颈部肿瘤放疗后的严重晚期、不可逆的并发症，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近几年来，贝伐珠单抗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放射性脑坏死的治疗，并确定有一定疗效，可以改善患者生存，但关于最佳治疗时机、方案等一直存在争议，缺乏基本共识，本文就这方面研究进展进行简要回顾。

肺癌是目前世界上发病率第二、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其主要病理类型，且易发生脑转移。目前，NSCLC脑转移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放疗是脑转移局部治疗的常用方法，随着技术和药物的不断发展更新，放疗与其他治疗手段如何联合是目前临床研究热点。本文将对NSCLC脑转移放射治疗进展进行综述，从而为临床工作中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第二原发性肿瘤（SPC）是肿瘤治疗主要的晚期不良反应之一。据统计，每12位肿瘤幸存者中有1位会发生SPC，其中超过一半的肿瘤幸存者因SPC死亡。目前，约70%的肿瘤患者会在整个病程中接受放疗，而高剂量辐射是否会增加SPC风险一直备受关注。其中，盆腔肿瘤因为发病率高，且大都需要放疗的参与。本文从SPC可能的发病机制、各种放疗技术的影响、放疗时机的选择，以及男性、女性、儿童盆腔肿瘤放疗等的相关研究出发，针对盆腔放疗是否增加SPC风险做综述。

肠道菌群不仅影响肠道细胞中色氨酸代谢限速酶的活性，而且协同产生多种催化酶直接影响肠道色氨酸代谢物的种类和数量。研究发现，在2~10.4 Gy范围内，多种肠道菌群来源的色氨酸代谢产物在全身照射后的小鼠外周血中明显减少，并与照射剂量负相关，可能是肠道急性辐射损伤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在肠道急性辐射损伤的动物模型中，肠道菌群来源的色氨酸代谢物吲哚丙酸、犬尿喹啉酸、吲哚-3-甲醛，肠道芳香烃受体激动剂、肠道色氨酸代谢限速酶吲哚胺2，3-双加氧酶1抑制剂，均具有辐射防护作用。进一步研究肠道菌群参与的色氨酸代谢在急性放射性肠损伤发生发展中的变化特征和作用，筛选对肠道急性辐射损伤具有防护作用的色氨酸代谢物，可能有益于研发有效的诊治手段。

放疗已经在肿瘤患者中得到广泛应用，其对心血管系统短期及长期的影响越来越受到放疗和心血管医生的重视。随着放射剂量的增加和随访时间的延长，冠状动脉疾病发病率有显著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在常见的乳腺癌和肺癌患者中。随着放疗技术的日益更新，不同肿瘤、放射剂量、放射模式对冠状动脉的影响不尽相同。针对放疗后发生冠状动脉疾病高危人群如何预防、诊断评估及治疗仍存在一定争议。如何优化放疗前后治疗策略以减少肿瘤患者近期及远期冠状动脉疾病发生尚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