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55卷第12期

人工智能是在电子计算机技术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已应用于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在口腔医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口腔医学的未来。口腔医学专业人员需要认知、学习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紧跟医疗新时代的步伐并在医疗实践中开展应用。本文就人工智能在口腔医疗、科研、教学中的应用及研究作一介绍，并对人工智能在口腔医学领域的发展进行展望。

数字化修复工艺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修复体质量，增加了新的修复体种类，改变了修复体的制作方式，使修复体制作工艺由手工发展到计算机辅助制作，并带来新的义齿加工运营模式，也提高了口腔修复工艺专业的学术地位，给我国的口腔修复工艺专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我国数字化修复工艺技术还存在技术不精、人才短缺等问题。口腔修复工艺专业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需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抓住发展机遇，提高技术水平，培养和使用高学历技术人才，在抓好数字化修复工艺技术发展的同时发挥传统工艺技术的优势，医技双方共同学习，加强交流，促进我国数字化修复工艺技术的发展。

数字化技术在颌骨缺损修复重建领域的应用已非常广泛，能大大减少口腔颌面外科医师主观因素对手术效果的影响，实现个性化、精确的颌骨重建。移植骨块被固定于缺损区成为颌骨的重要组成部分，骨块组合后的形态及固定的位置可直接影响手术的规划与实施以及最终的义齿修复效果，因此，也应被认为是颌位关系重建的一种形式，数字化技术是颌位关系重建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方案设计时移植骨块在缺损区的空间位置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只有兼顾美观与功能的需求，才能获得理想的颌位关系。笔者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尝试对这些基本原则与方法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口腔修复涉及临床诊疗流程、个性化修复体定制、医患和医技间信息传递与沟通，甚至对美学的个性理解，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数字化修复以临床需求为牵引，目的在于优化人才与物质资源配置、提高医技工作效率、改善修复效果、提升社会经济效益。数字化战略布局对口腔行业的发展有结构性影响。本文梳理了口腔修复数字化的发展历程，通过区分狭义数字化和广义数字化两大发展阶段，指出将数字化技术作为辅助工具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强调数字化理念的战略先导作用和数字化技术的拓新能力。数字化技术助力医患沟通，促进医师与技师信息传递方式的变化，有利于医技资源重整，其在口腔产业升级方面的潜力值得重视。广义的口腔修复数字化将推动口腔修复行业协同共享生态的建立，也是通向口腔医疗智能化的必经之路。

材料科学的进步促进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近年来，利用细胞膜包被技术赋予目的材料生物活性为医用材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细胞膜展示技术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细胞膜展示技术通过展示细胞膜表面特定成分，增强或赋予细胞膜特定功能，再将其与生物材料结合，精准地增强和赋予材料特定的生物功能。本文提出细胞膜展示技术的概念，对其定义、分类、理论基础及具体实施方式进行系统阐述，并分析该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和未来发展趋势。

目的 观察用生物陶瓷盖髓剂对因龋露髓成熟恒牙行直接盖髓术的临床疗效和影响因素，探讨对此类患牙行活髓治疗的可行性及适应证选择。 方法 选择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就诊的57例龋源性露髓患者（57颗患牙），所有病例的术前诊断均为深龋或可复性牙髓炎，且上橡皮障去腐露髓后出血鲜红，经2.5%次氯酸钠棉球轻压3 min内可止血；显微镜下以生物陶瓷盖髓剂（iRoot BP Plus）行直接盖髓术后即刻或2周复诊时行复合树脂粘接修复。术后12~50个月（平均30个月）复查，通过患者症状、临床检查及根尖X线片进行疗效评价。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统计治疗成功率，Log-Rank检验分析各种因素对疗效的影响。 结果 50例患者［年龄（32±13）岁（13~68岁），男性12例，女性38例］接受了1年以上的复查，总体成功率为90%（45/50）；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术后1、2年及≥3年的成功率分别为98%、89%和81%。分析发现年龄、性别、是否有牙髓刺激症状、牙位和洞形、露髓孔大小以及冠方修复材料等因素对疗效均无显著影响（P>0.05）。 结论 对诊断为深龋或可复性牙髓炎的露髓成熟恒牙以生物陶瓷作为盖髓剂行直接盖髓术可获得良好疗效，年龄、性别、是否有牙髓刺激症状、患牙牙位与洞形、露髓孔大小等因素不影响疗效。

目的 探讨多学科协作诊疗口腔颌面部及颈部多间隙感染合并下行性坏死性纵隔炎的策略及经验。 方法 纳入2011年7月至2019年7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收治的36例口腔颌面部及颈部多间隙感染合并下行性坏死性纵隔炎患者。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患者性别、年龄、入院时症状、感染来源、术前及术后评估指标、多学科协作诊疗策略及预后等。 结果 36例患者中男性26例，女性10例，年龄（51.6±17.6）岁（8~80岁），就诊前病程为（8.9±8.4）d（2~30 d）。患者均以颌面颈部肿胀、疼痛为主诉入院，其中牙源性感染占39%（14/36），咽喉口底肿胀疼痛者占25%（9/36），不明原因颌面肿胀者占36%（13/36）。28例患者行手术治疗，8例患者因全身合并症多不能耐受手术；治愈26例（72%），死亡10例（28%）。经手术为主的多学科协作诊疗患者术后各研究时间点白细胞、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及降钙素原水平较入院时均显著降低（P<0.05），患者住院时长与入院时C反应蛋白（r=0.545，P<0.05）、降钙素原水平（r=0.504，P<0.05）均呈正相关关系。经手术为主的多学科联合治疗患者生存率（26/28）显著好于未行手术患者（0/8）（P<0.01）。 结论 口腔颌面部及颈部多间隙感染合并下行性坏死性纵隔炎患者的病情危重，多学科协作诊疗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C反应蛋白及降钙素原水平的监测可以有效地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情况。

目的 探讨腭裂术后语音障碍患者声门塞音对鼻音计评价腭咽闭合状态的影响。 方法 纳入2004年8月至2010年8月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收治的71例腭裂术后语音障碍患者，腭裂代偿语音评价为伴或不伴声门塞音，男性50例，女性21例，年龄（15.9±6.2）岁。应用鼻音计和鼻咽纤维内镜同步检查，记录所有患者鼻音计鼻音化率值和鼻咽纤维内镜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 scale，VAS）分值数据，并根据声门塞音语音评价结果将患者分成3组，即整体组（未排除声门塞音）、声门塞音组及无声门塞音组，对3组患者的11个语音样本（单元音1~3号、连续音节4~9号、语句10~11号）鼻音化率值与VAS值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 整体组患者71例，声门塞音组患者34例，无声门塞音组37例。整体组患者的11个语音样本鼻音化率值与VAS值间均呈负相关趋势，但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r>-0.179且<-0.017，P>0.05）；声门塞音组各语音样本鼻音化率值与VAS值之间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r>-0.196且<-0.017，P>0.05）；无声门塞音组除1、3、11号语音样本外，其余各语音样本鼻音化率值与VAS值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557且<-0.162，P<0.05），其中7号语音样本最敏感（r=-0.557，P<0.05）。 结论 声门塞音是影响鼻音计评价腭咽闭合功能的重要因素，对于存在声门塞音的腭裂语音障碍患者不建议应用鼻音计进行腭咽闭合功能评价，但可以指导语音训练。

目的 采用MRI直方图纹理分析技术评估颞下颌关节紊乱病（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TMD）患者的翼外肌功能变化。 方法 纳入2016年5月至2020年4月于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放射科门诊就诊的28例TMD患者，男性15例，女性13例，年龄（26.2±12.1）岁（15~62岁）；同时门诊招募13名颞下颌关节正常志愿者，男性6名，女性7名，年龄（23.5±3.3）岁（20~30）岁。所有受试者均进行双侧颞下颌关节MRI扫描，根据关节盘移位情况分为TMD关节盘位置正常侧（disc without displacement，TMD-DwoD）组（38侧）、TMD关节盘不可复性向前移位侧（disc displacement without reduction，TMD-DDwoR）组（18侧）、正常对照关节盘位置正常侧（normal control-Disc without displacement，NC-DwoD）组（26侧）。采用感兴趣区法测量闭口位时颞下颌关节翼外肌上肌腹与下肌腹面积、平均信号强度、信号强度变异系数、偏度及峰度等直方图纹理参数。 结果 翼外肌上腹TMD-DwoD组的面积［（67.36±30.23） mm2］显著小于NC-DwoD组［（91.42±45.01） mm2］（P<0.05），与TMD-DDwoR组［（72.27±37.53） mm2］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MD-DwoD组及TMD-DDwoR组的平均信号强度（分别为304.20±29.90和315.06±40.20）均显著大于NC-DwoD组（269.79±25.54）（P<0.05）；TMD-DwoD组变异系数（8.89±2.60）显著大于NC-DwoD组及TMD-DDwoR组（分别为6.76±1.82和7.63±1.62）（P<0.05）；组间峰度、偏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MD-DwoD组及TMD-DDwoR组的翼外肌下腹平均信号强度（分别为286.69±23.48和275.98±30.55）显著大于NC-DwoD组（243.56±17.04）（P<0.05）；TMD-DwoD组及TMD-DDwoR组变异系数（分别为9.96±2.24和10.25±1.96）均显著大于NC-DwoD组（8.49±1.94）（P<0.05）；TMD-DwoD组及TMD-DDwoR组的偏度（分别为0.90±0.94和0.73±0.97）显著小于NC-DwoD组（1.40±1.03）（P<0.05）；3组组间的翼外肌下腹面积、峰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RI直方图纹理分析技术可初步作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患者翼外肌功能的评价工具。

目的 研究微RNA-126（microRNA-126，miR-126）对高糖环境中人单核细胞（human myeloid leukemia mononuclear cell，THP-1）源性巨噬细胞增殖的影响，探讨miR-126在伴糖尿病牙周炎中的调节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THP-1细胞，低糖环境下（糖浓度5.5 mmol/L）以5 μg/L佛波酯作用48 h诱导THP-1分化为巨噬细胞；分别用低糖、中糖（糖浓度15 mmol/L）和高糖（糖浓度25 mmol/L）培养液培养THP-1源性巨噬细胞，细胞计数试剂盒（cell counting kit-8，CCK-8）法检测细胞的增殖情况，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quantitative real time-PCR，qRT-PCR）检测miR-126及增殖相关基因的表达；miR-126模拟物或抑制剂转染细胞72 h后，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变化，qRT-PCR检测miR-126及增殖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 结果 糖浓度升高可使THP-1源性巨噬细胞增殖能力显著降低（7 d时低、中、高糖组细胞A值分别为0.369±0.014、0.214±0.009和0.200±0.010，P<0.01），细胞存活率显著下降（P<0.05），并引起细胞中miR-126、B细胞淋巴瘤-2基因（B-cell lymophoma-2，Bcl-2）相关性X蛋白质（Bcl-2-associated X protein，BAX）、天冬氨酸蛋白酶3（caspase-3）表达显著升高（P<0.05），Bcl-2、醇磷脂-3激酶调节亚单位2（phosphoinositol-3 kinase regulatory subunit 2，PIK3R2）表达显著降低（P<0.05）。miR-126模拟物转染低糖培养的细胞72 h后，与阴性对照组（1.005±0.118）相比，低糖-模拟物组miR-126表达（2 980.227±170.431）显著升高（P<0.05），并伴随THP-1源性巨噬细胞的增殖能力下降（阴性对照组：1.816±0.013，模拟物组：1.310±0.048，P<0.01），增殖抑制因子BAX、caspase-3的表达显著升高（P<0.01，P<0.05），增殖促进因子PIK3R2、Bcl-2的表达显著降低（P<0.05，P<0.01）；miR-126抑制剂转染高糖培养的细胞72 h后，与阴性对照组相比（0.723±0.133），高糖-抑制剂组THP-1源性巨噬细胞的增殖能力显著增强（0.984±0.049）（P<0.05），增殖抑制因子BAX、caspase-3表达显著降低（P<0.01，P<0.05），增殖促进因子PIK3R2、Bcl-2表达显著升高（P<0.01，P<0.05）。 结论 高糖可抑制THP-1源性巨噬细胞的增殖，促进细胞内miR-126表达；miR-126通过上调增殖抑制因子BAX、caspase-3的表达，下调增殖促进因子PIK3R2、Bcl-2的表达，介导高糖对THP-1源性巨噬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目的 建立适合于腭裂手术评价等相关治疗研究的先天性腭裂动物模型。 方法 选取10只新西兰母兔（40周龄，4.5~5.0 kg），与同品系雄兔交配后次日视为孕1 d。于孕13~16 d，对10只孕兔每日分别肌肉注射1次1.0 mg地塞米松。于孕31 d对所有孕兔行剖腹产手术得到初生仔兔，统计生产仔兔的存活率及腭裂发生率。将非腭裂仔兔与腭裂仔兔分别以阿拉伯数字编号，按随机数表法选取10只非腭裂仔兔为对照组，10只腭裂仔兔为实验组，均以标准化的管饲喂养方式进行喂养。每5 天对两组仔兔进行体重监测，并持续观察其生理行为状态。分别于1、2、4周龄时进行仔兔外形及口内上颌咬合面拍照观察。按上述编号随机选取两组4周龄仔兔各3只，进行口内上颌不同层面的局部解剖观察，并拍照对比分析。 结果 10只孕兔共产下73只幼仔，生产存活率为66%（48/73），存活仔兔中腭裂发生率为60%（29/48）。10只对照组与10只实验组仔兔均可正常存活至少1个月，两组仔兔的体质量增长稳定，对照组出生时及1月龄时体质量［分别为（52.8±6.6）和（359.8±30.4）g］与腭裂组［分别为（49.5±9.1）和（332.0±33.8）g］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生理外形方面也无明显差异。实验组的腭裂类型主要表现为完全性腭裂，其裂隙形态及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特点。口内上颌局部解剖结果显示，两组仔兔的解剖结构差异主要表现为实验组仔兔腭黏膜形态的改变，软腭肌肉的末端分布变化以及上颌中线处骨性结构发育不良和缺失等。 结论 本研究以地塞米松诱导成功建立了适宜腭裂治疗研究的新西兰兔先天性腭裂模型。

为构建数字化咬合板系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修复科于2019年4至5月招募2名健康志愿者（1名25岁男性和1名24岁女性），用硅橡胶取模灌制石膏模型，每位受试者均采用数字化法和常规法制作咬合板：用口腔三维扫描仪扫描石膏模型，建立数字化模型，借助下颌运动分析系统记录颌位关系及下颌运动参数，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并三维打印制作咬合板；以常规法设计制作的咬合板为对照，对两种咬合板进行临床评价。结果显示数字化咬合板系统具有临床可行性。临床初步评价显示，数字化咬合板客观评价与主观评分总分优于传统咬合板。

制作简便、成本低廉、精度高、适用范围广的种植导板一直是学者们探寻的热点。本文通过病例分析探讨将模型设计种植体位点方向与数字化扫描、数字化设计虚拟种植体三维位置相结合，在模型上制作牙支持式先锋钻种植导板的方法，具体展示制作流程及临床应用过程。该导板具有制作简便、成本低、可提高精度等特点，可用于单牙或少数牙缺失的牙列缺损种植修复。

多颗上前牙连续缺失的种植单冠修复的美学风险较高。临床采用牙支持式种植导板引导种植体植入，同时采用引导软硬组织再生技术并结合临时修复体即刻修复患者上前牙，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术后随访1年，治疗效果稳定。在严格按照诊疗规范操作的基础上，应用数字化辅助技术，能更好地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伴有咬合紊乱的重度牙周炎是临床治疗的难点，通常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本文报道1例伴咬合紊乱的广泛型重度牙周炎，通过以菌斑控制为导向的牙周基础治疗、牙周再生手术以及联合正畸、种植、修复等多学科治疗，纵向观察6年，患者牙周状况及咬合关系稳定，牙周再生手术治疗获得明显的组织再生效果，美观和功能得以改善，疗效满意。

窦道是根尖周病常见的体征之一，由种植体支抗引起的牙龈窦道较罕见，患者于种植支抗被去除后就诊，往往难以诊断，易造成误诊。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收治1例中断正畸治疗半年后就诊的牙龈窦道病例，经详细追问病史，结合手术探查，确认窦道与正畸种植体支抗有关，经过对患处清理、刮除病变组织获得了良好疗效。

幼年型复发性腮腺炎是一种儿童期少见的腮腺非阻塞性炎症性疾病，选择性IgA缺陷是一种抗体缺陷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本文报告1例幼年型复发性腮腺炎合并选择性IgA缺陷病例。

菌斑微生物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可使群落产生重构，促进牙周炎的发生与发展。关键微生物在调节微生物群落动态变化中十分重要。在牙周微生态中，共存网络构建和分析的方法有助于筛选牙周炎相关的关键微生物以便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这些微生物如牙龈卟啉单胞菌等可以作为微生物成员的重要联络者协同调节群落毒力等特征，或作为响应环境因素的重要调控因子如介导免疫失衡推动群落结构和功能重塑。本文将从微生物共存网络构建、应用网络拓扑分析技术进行关键微生物筛选与预测，以及与牙周炎发生发展相关的关键微生物等方面进行综述，为进一步确定关键微生物以及研究此类微生物在群落动态变化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五味子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药，可维持骨重建平衡，在促进成骨细胞分化、调控破骨细胞活性以及软骨保护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为骨质疏松、骨关节炎等疾病的治疗提供广阔前景。本文综述五味子及其活性成分在骨重建中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其产品开发及在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