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62卷第01期

在眼科临床实践中，眼内占位性病变是易出现误诊、误治的一类眼病。本文从当前临床诊疗眼内占位性病变存在的误区入手，提出应充分掌握常见眼内占位性病变的病因，提高对眼内占位性病变的认识；在对其进行病因诊断的过程中，应关注在建立正确临床诊疗思维的基础上进行临床诊断的重要性，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并应严格掌握眼球摘除的适应证，从而提高临床眼内占位性病变的诊疗水平。

相干光层析成像术（OCT）凭借无创、非接触、快速成像及高分辨率等优势，已成为眼底病诊疗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影像工具，为临床检查者精准评估病变性质和严重程度、动态监测进展和治疗效果、优化治疗方案提供了关键的结构学依据。然而，进入精准医疗时代，OCT的应用效能面临显著挑战。深刻理解并正视其局限性，是实现OCT价值最大化并寻求有效解决方案的基石。本文聚焦OCT在眼底病诊疗中的关键瓶颈和突破路径，从设备自身的物理限制、患者个体间的生理病理差异以及检查者的主观性3个维度，进行系统性深入剖析；并紧密围绕OCT的前沿趋势和发展机遇，重点探讨应对策略，包括持续技术创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整合多模态影像，优化患者检查流程和模式以及强化检查者规范化培训，旨在促使临床检查者了解OCT的应用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在深刻认识OCT现存挑战的基础上，更为有效运用现有技术，把握技术创新和诊疗模式变革带来的机遇，共同推动眼底病精准诊疗水平持续提高。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治疗主要依赖外路手术（巩膜扣带术）与内路手术（玻璃体切除术）。近年来，随着玻璃体切除术快速发展，其应用日益广泛，而外路手术因学习曲线较长，在临床实践中呈现被边缘化的趋势，甚至在部分本适于外路手术的病例中亦被替代。本文系统讨论两种术式的特有并发症、适应证，强调外路手术在儿童患者、有晶状体眼中度复杂性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等特定群体中仍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术式选择应基于对病变特点、患者条件及术式优势的综合评估，以实现个体化精准治疗。

目的 探讨无晶状体眼玻璃体切除重硅油填充手术中联合12：00方位周边虹膜切除的临床效果。 方法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收集2024年1至12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拟行晶状体摘除联合玻璃体切除重硅油填充手术的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致牵拉性视网膜脱离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联合组（行无晶状体眼玻璃体切除重硅油填充联合12：00方位周边虹膜切除手术）和单纯组（行无晶状体眼玻璃体切除重硅油填充手术）。记录并比较两组术前和术后1 d、1周、4周、12周的眼压、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重硅油进入前房情况、角膜状态、视网膜复位情况及其他并发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纳入患者20例（20只眼），男11例（11只眼），女9例（9只眼），年龄为（59.65±8.92）岁（范围为46~78岁）。联合组和单纯组各10只眼，患者年龄、BCVA、眼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1、4、12周，联合组的眼压［（20.78±4.06）、（20.82±3.67）、（21.00±3.14）mmHg（1 mmHg=0.133 kPa）］显著低于单纯组［（25.15±4.63）、（28.52±8.12）、（29.80±8.34）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不同时间两组BCV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联合组仅术后12周1只眼重硅油进入前房；单纯组术后1 d、1周、4周、12周分别0、2、5、7只眼重硅油进入前房。术后1 d、1周、4周、12周角膜水肿1级及以上的眼数联合组为3、1、1、1只眼，单纯组为3、2、5、6只眼。此外，术后12周单纯组1只眼视网膜未复位，联合组1只眼周边虹膜切除口关闭。 结论 在无晶状体眼玻璃体切除重硅油填充手术中联合12：00方位周边虹膜切除，可有效控制术后眼压，减少重硅油进入前房的情况发生，减轻术后并发症，提高手术安全性。

目的 探讨脉络膜黑色素瘤（CM）和脉络膜痣的肿瘤血管特征。 方法 横断面研究。纳入2019年7月至2025年3月间就诊于北京同仁医院，临床确诊为CM或脉络膜痣患者的病例资料，分别纳入CM组和脉络膜痣组。所有患者均接受多模态眼底影像检查。采集以肿瘤为中心的相干光层析血管成像术（OCTA）图像，校准分层后以脉络膜毛细血管层和脉络膜全层两个结构平面（en face）重建肿瘤血管，分析两组的肿瘤血管特征。评估脉络膜痣组的恶变风险，将其分为恶变高危和低危，并分析两者OCTA的影像特征。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纳入患者95例（95只眼），均为单眼患病；其中CM组67例（67只眼），男性36例（53.7%），女性31例（46.3%），年龄为（47.1±14.3）岁；脉络膜痣组28例（28只眼），男性9例（32.1%），女性19例（67.9%），年龄为（48.8±13.6）岁。两组年龄和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视网膜en face OCTA检查结果显示，CM组和脉络膜痣组脉络膜层出现紊乱血管网和血管襻的患者分别为66例（98.5%）和14例（50.0%）；脉络膜毛细血管层出现斑片状无血管区的患者分别为54例（80.6%）和9例（32.1%），出现肿瘤血管网的患者分别为52例（77.6%）和8例（28.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脉络膜痣组的脉络膜层en face OCTA图像中存在两类内部血管特征，14例（50.0%）可见血流信号弥漫减弱，且未见明确肿瘤血管；另14例（50.0%）可见黑色素瘤样的紊乱血管网。在脉络膜痣组17例恶变低危和11例恶变高危脉络膜痣患者中，出现黑色素瘤样紊乱血管网的患者分别为分别为5例和9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OCTA图像中，脉络膜黑色素瘤多呈现粗大、紊乱并形成血管网和血管襻；脉络膜痣则多表现为血流信号减弱或结构较为规整的细小血管。脉络膜痣患者中恶变风险高的患者更常出现黑色素瘤样紊乱血管网。

目的 探讨特发性黄斑前膜（IMEM）手术前后黄斑中心凹无血管区（FAZ）面积及形态指数与视力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纳入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确诊IMEM并行玻璃体切除联合黄斑前膜及内界膜剥除术患者的病例资料。患者术前以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检测最佳矫正视力（BCVA），采用相干光层析血管成像术（OCTA）测量视网膜浅层毛细血管丛FAZ面积和形态指数。分析手术前后指标的变化及指标间的相关性。BCVA采用最小分辨角的对数（logMAR）表示，采用混合线性模型和Spearman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患者30例（30只眼），均为单眼患病；其中18只右眼，12只左眼。患者年龄为（65.1±7.3）岁；男性17例（56.7%），女性13例（43.3%）。患者术前和术后1周、1个月、3个月的BCVA分别为0.82（0.70，0.85）、0.70（0.52，0.82）、0.70（0.52，0.70）、0.52（0.49，0.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术前和术后1周、1个月、3个月的FAZ面积分别为0.13（0.06，0.30）、0.17（0.08，0.26）、0.19（0.13，0.33）、0.27（0.18，0.40）m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术前和术后1周、1个月、3个月的FAZ形态指数分别为0.67（0.54，0.81）、0.71（0.66，0.77）、0.72（0.66，0.80）、0.75（0.55，0.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个月BCVA与术前BCVA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79；术后3个月BCVA与术前FAZ面积、形态指数均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61、-0.402，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IMEM患者行玻璃体切除联合黄斑前膜及内界膜剥除术后BCVA、FAZ面积、FAZ形态指数均有显著改善。术前BCVA和FAZ面积、形态指数与术后视力具有相关性，可以作为IMEM术后视力的预估指标。

目的 探讨内源性眼内炎患者的病原学特征、临床表现和预后。 方法 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纳入2024年1至12月在河南省立眼科医院诊断并治疗的内源性眼内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和眼部B超检查，并用裂隙灯显微镜和间接检眼镜观察眼部状况。取房水或玻璃体标本通过细菌、真菌培养和（或）二代测序（NGS）进行病原菌检测。将患者既往已行血液或体液病原菌检测的结果纳入分析。所有患者进行全身抗菌药物治疗；根据患者情况行玻璃体注药术或（和）玻璃体切除术或眼内容物摘除联合义眼台植入术。分析患者的感染菌种、临床表现、视力变化、治疗经过和预后。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检验或蒙特卡罗精确法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95%CI）确定视力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患者33例（38只眼），其中男性19例（57.6%），女性14例（42.4%）；右眼患病16例（48.5%），左眼患病12例（36.4%），双眼患病5例（15.1%）；年龄为（59.5±13.0）岁。38只患眼中，23只眼（60.5%）为细菌感染，其中肺炎克雷伯菌13只眼（34.2%），金黄色葡萄球菌5只眼（13.2%），大肠埃希菌2只眼（5.3%），诺卡菌属1只眼（2.6%），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与阴沟肠杆菌复合群感染1只眼（2.6%），1只眼无病原菌检测结果（2.6%）。13只患眼（34.2%）为真菌感染，其中白色念珠菌5只眼（13.2%），近平滑肌念珠菌2只眼（5.3%），烟曲霉菌2只眼（5.3%），镰刀菌属1只眼（2.6%），黄曲霉菌1只眼（2.6%），球毛壳霉菌1只眼（2.6%）；1只眼玻璃体液病原菌检测阴性（2.6%）；2只眼（5.3%）为真菌与细菌混合感染。所有患者眼部B超显示均有较重的玻璃体混浊。38只患眼中，3只眼（7.9%）行内容物摘除联合义眼台植入术，2只眼（5.3%）因全身情况不佳放弃治疗，其余33只眼（86.4%）纳入末次随访视力分析。其中22只眼（66.7%）视力提高，4只眼（12.1%）视力下降，7只眼（21.2%）视力无变化。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玻璃体切除术可提高患者术后视力（OR=0.068，95%CI：0.014~0.337，P=0.004）。 结论 2024年单中心资料表明，内源性眼内炎患者以细菌感染为主，其次为真菌。患者玻璃体混浊较重，玻璃体切除术对其预后视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目的 探讨眼眶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O-DLBCL）的临床及组织病理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纳入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陕西省眼科医院确诊的O-DLBCL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其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病理学特征，采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法检测CD20、C-MYC、CD10、Bcl-2、Bcl-6、MUM1、P53及CD30等免疫组织化学指标，根据Hans法对其进行分型。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共纳入患者19例（19只眼），其中男性9例，女性10例；年龄为56.0（50.3，63.0）岁，范围为30~83岁；左眼9例，右眼10例。其中原发性O-DLBCL 17例，继发性O-DLBCL 2例。患者临床表现包括眼球突出16例、眼球运动受限14例、眼睑肿胀15例、眼睑下垂4例、眼眶肿胀疼痛11例、眼眶内压力阳性10例、结膜充血水肿9例、流泪5例、复视4例及视力下降3例。影像学表现为眼眶不规则软组织密度影，浸润性生长，可侵及周围软组织或眶骨，3例侵及上颌窦或鼻腔鼻窦，6例患者影像学考虑为良性病变。肿瘤最大直径为2.2（1.0，3.0）cm，范围为0.6~5.0 cm。5例累及泪腺，2例累及眼睑，组织学分型中心母细胞型15例，免疫母细胞型4例；Hans分型非生发中心型13例，生发中心型6例；免疫组织化学Bcl-2阳性16例，C-MYC阳性11例，Bcl-2和C-MYC双表达9例，CD30阳性3例，P53阳性11例，高增殖指数（Ki67≥80%）13例。19例患者均行眶内肿物切除术，其中8例为部分肿物切除，11例为肿物完整切除，3例同时行鼻内或上颌窦内肿物切除术。16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48个月，其中10例患者生存，6例患者死亡，1例随访2个月后出现肺部转移，其余均未出现其他部位淋巴瘤，接受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联合泼尼松）治疗的患者8例，治疗2~9个疗程，其中3例完全缓解，4例部分缓解，1例治疗无效死亡。 结论 O-DLBCL多为中心母细胞型及非生发中心型，Ki67较高，Bcl-2和C-MYC双表达比率较高，需积极治疗以降低其病死率。

1例主诉为双眼视物模的患者就诊眼科，既往因恶性黑色素瘤静脉滴注普特利单抗注射液。检查发现右眼前房炎症，双眼视盘水肿、黄斑水肿；相干光层析成像术检查示双眼黄斑区脉络膜隆起，伴多灶性渗出性神经上皮层和色素上皮层脱离；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检查示双眼后极部早期见斑片状多灶强荧光，横条状脉络膜皱褶弱荧光，晚期后极部强荧光。结合病史，诊断为双眼药物相关性福格特-小柳-原田（VKH）综合征样病变。予右眼玻璃体腔注射地塞米松缓释剂联合全身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眼部症状缓解。

患者男性，57岁，因右眼胀痛、流泪就诊眼科。初诊为右眼球肿物，右眼球破裂，脉络膜黑色素瘤可能。MRI显示右眼玻璃体异常信号。全身麻醉行右眼球摘除术，术中切开眼球见一巨大灰黑肿物，病理学检查提示脉络膜黑色素瘤，术后患者转至肿瘤科就诊，以防止眶内肿瘤的复发和转移。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65岁以上人群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疾病终末期会出现视网膜下纤维化瘢痕，造成不可逆的视力丧失。视网膜瘢痕的形成是基于多种细胞和分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涉及免疫、炎性反应多种病理过程，但其确切的形成机制尚不明确。本文总结了目前用于疾病机制及新靶点治疗探索的动物模型和实验研究。

未矫正的屈光不正是视力损伤的主要原因，而矫正屈光不正，尤其配戴眼镜是具有成本效益且简单可行的干预措施。为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了WHO SPECS（S代表提升屈光不正矫正服务的可及性，P代表增强从业者的屈光不正矫正服务能力，E代表加强眼健康宣传教育，C代表降低屈光不正矫正成本，S代表加强监测和研究）2030全球倡议，呼吁全球共同行动，使每个需要矫正屈光不正者均可获得优质、可负担且以人为本的屈光不正矫正服务。本文介绍和解读了WHO SPECS 2030全球倡议的五大战略支柱、目标、量化指标、3个核心模块及10个行动指南工具包，以及眼保健服务策略与行动的监测工具，以供中国眼科医师在工作中参考和使用，旨在促进改善中国的眼健康水平，推动全球眼健康事业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