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 第32卷第02期

目的 调查中国放射肿瘤医生在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放疗中分割方案及剂量的选择情况。 方法 对超过500名放射肿瘤医生进行关于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放疗推荐及实际中分割方式及相关剂量的选择等问题的问卷调查，获得可用结果216份，并对可用结果进行分析。所有数据通过问卷星软件制作的在线问卷收集，使用SPSS 25.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Fisher精确检验以及χ2检验用于比较分类变量之间的组间差异。 结果 216名医生中，94.9%推荐早期同步放化疗，69.4%推荐常规分割方案，70.8%推荐60 Gy作为常规分割方案的总剂量，78.7%推荐45 Gy作为超分割方案的总剂量。 结论 尽管实际工作中对分割方式和剂量的选择存在差异，目前大多数中国放射肿瘤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更倾向于选择60 Gy常规分割方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NCCN）及中华医学会等的指南或专家共识对日常治疗决策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的 研究鼻咽癌螺旋断层放疗中患者颈部轮廓横径的变化规律，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期间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接受螺旋断层放疗的15例初治鼻咽癌患者，每周记录患者颈部轮廓横径及体重。分析放疗期间患者颈部横径的变化规律，并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评估体重变化与颈部轮廓横径变化的相关性。 结果 患者放疗期间颈部轮廓横径均与放疗前明显不同，在放疗第4周出现了明显的缩小。颈部轮廓横径缩小的程度与体重下降的程度高度相关（r=0.803，P<0.05），与性别呈中度相关（r=0.523，P<0.05），此外，颈部轮廓横径缩小的程度与患者年龄、TNM分期、GTVnd-L平均剂量、GTVnd-R平均剂量、PTVnd-L平均剂量、PTVnd-R平均剂量均无明显相关性（P值均>0.05）。 结论 鼻咽癌螺旋断层放射治疗期间，患者颈部轮廓横径会发生一定规律的缩小，且在放疗第4周缩小最为明显，应该引起临床上的重视。

目的 评估低剂量放疗对术后无高危因素晚期下咽癌患者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18年8月在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头颈外科确诊的235例晚期下咽癌患者的临床资料。235例患者分为2组：术后低剂量放疗组（50 Gy，158例）与高剂量放疗组（>60 Gy，77例），收集患者的临床基线特征，治疗、随访及生存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间生存情况。应用χ2检验比较两组的临床基线特征。logistic回归模型行预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45（5~94）个月。全组3年总生存（OS）率为68.5%，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3年OS率分别为70.3%、64.9%（P=0.356）；全组3年无进展生存（PFS）率为64.3%，两组3年PFS率分别为65.8%、61.0%（P=0.36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理T分期、N分期、病变位置、病理分化程度为影响预后的因素（P<0.05），而患者年龄、性别、放疗剂量、手术与放疗间隔与预后无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N分期和病理分化程度与3年OS和PFS均有关，为独立预后因素（P<0.05），性别、放疗剂量和手术与放疗间隔与OS、PFS无关。 结论 对于术后无切缘阳性和包膜外侵犯高危因素的下咽癌患者，术后瘤床和选择性淋巴结引流区给予50 Gy放疗剂量，不会降低疾病的局部控制和总生存率。

目的 探讨Ⅲ-Ⅳa期鼻咽癌EB病毒潜伏膜蛋白（LMP）1、LMP2特异性T细胞免疫反应及临床意义，为鼻咽癌免疫治疗提供思路和依据。 方法 收集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8年2月至2020年10月初治的59例鼻咽癌患者，应用LMP抗原刺激外周血单核细胞，胞内细胞因子染色及流式细胞术研究CD4+T细胞、CD8+T细胞白细胞介素（IL）-2、IL-13、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4种细胞因子的表达，并结合临床资料分析。 结果 鼻咽癌患者外周血T细胞对LMP1、LMP2反应阳性率存在差异。T3-T4期鼻咽癌患者LMP1特异性CD4+T细胞阳性率明显高于T1-T2期患者（51.0%∶10.0%，P=0.042），LMP1和LMP2、CD4+T细胞和CD8+T细胞间部分细胞因子表达也存在差异。生存分析显示，2、3年OS率为91.5%、88.2%，2、3年PFS率为83.3%、75.3%；单因素分析提示吸烟史、男性、LMP1刺激CD4+T细胞IL-13阳性表达是疾病的进展的危险因素（P=0.026、0.045、0.006）；多因素分析显示LMP1刺激CD4+T细胞IL-13阳性表达与吸烟史是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7、0.019）。 结论 LMP在鼻咽癌患者外周血中产生特异性T细胞免疫反应，不同T细胞亚群表达存在差异。LMP1、LMP2特异性T细胞免疫反应与原发肿瘤大小、转移淋巴结体积有关。LMP1刺激CD4+T细胞IL-13阳性表达和吸烟史影响疾病的进展。

目的 通过meta分析探讨预防性颅脑照射（PCI）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作用。 方法 系统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系统评论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数据库1980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30日发表的研究。搜索词有“非小细胞肺癌”“随机对照试验”“预防性头颅照射”和“临床试验”。从上述研究中提取的研究数据采用Review Manager 5.3和Stata 12.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包括脑转移（BM）的发展、总生存（OS）期、无瘤生存（DFS）期、不良反应、生活质量（QoL）。 结果 包含2005例NSCLC患者的10项试验符合纳入标准。与未接受PCI的患者相比，接受PCI的患者发生BM的风险显著降低（OR=0.29，95%CI为0.22~0.40，P<0.001）。与非PCI组相比，PCI组的DFS期显著延长（HR=0.75，95%CI为0.63~0.89，P=0.001），然而OS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90，95%CI为0.69~1.18，P=0.45）。此外，PCI组的疲劳明显增加（OR=2.64，95%CI为1.58~4.40，P<0.001）。PCI组与非PCI组认知障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3.60，95%CI为0.97~13.32，P=0.06）。 结论 对于NSCLC，实施PCI作为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与非PCI相比，PCI明显降低了NSCLC的BM发生率，延长了DFS期，而PCI相关不良反应对QoL以及长期OS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的 分析肠道膀胱准备下，前列腺癌患者放疗过程中临床可接受且具有良好可重复性的膀胱、直肠体积，为放疗前后肠道膀胱的准备提供定量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4月—2020年12月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经肠道膀胱准备且完成全程根治性放疗的275例前列腺癌患者。患者每次治疗前进行锥形线束CT（CBCT）扫描，记录临床可接受情况下的摆位误差。简单随机抽样选取66例患者，使用MIM软件勾画患者CBCT上膀胱、直肠，分析每日膀胱或直肠体积与计划膀胱或直肠体积的比值（体积相对值）及其与摆位误差之间的关系。定量资料以x¯±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使用配对t检验，否则使用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 结果 275例患者计划CT膀胱、直肠体积分别为（370.87±110.04）、（59.94±25.07）ml。66例患者共获得1611套CBCT影像，计划CT膀胱、直肠体积分别为（357.51±107.38）、（65.28±35.37）ml，治疗过程中患者每日CBCT膀胱、直肠体积分别为（258.96±120.23）、（59.95±30.40）ml。治疗过程中，膀胱体积平均每天减少3.59 ml，直肠体积平均每天减少0.37 ml。根据计划膀胱体积将患者分为<250 ml、250~450 ml、>450 ml三组，其中250~450 ml组在放疗过程中膀胱体积相对值范围最小，头脚、左右方向摆位误差分别为（0.28±0.24）、（0.19±0.17）cm，均明显低于其他两组（P值均≤0.027）。根据计划直肠体积将患者分为<50 ml、50~<80 ml、80~120 ml、>120 ml四组，其中<50 ml组在放疗过程中直肠体积相对值范围最小，头脚、腹背方向摆位误差分别为（0.26±0.22）、（0.24±0.22）cm，均明显小于其他三组（P值均≤0.003）。入组66例患者头脚、左右、腹背方向摆位误差分别为（0.30±0.25）、（0.20±0.18）、（0.28±0.27）cm。其中，腹背方向摆位误差在<0.3 cm组的膀胱体积相对值（0.73±0.37）与0.3~0.5 cm、>0.5 cm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结论 肠道膀胱准备下扫描计划CT前，膀胱、直肠体积分别控制在250~450 ml和<50 ml范围内，能获得较好的可重复性和较小的摆位误差。

目的 比较局部晚期大肿块（>4 cm）宫颈癌新辅助化疗对比同步放化疗对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9年3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经病理学证实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146例，非盲数字表法按1∶1随机分成新辅助化疗（NACT）+同步放化疗（CCRT）组73例、CCRT组73例。NACT+CCRT组给予紫杉醇联合顺铂新辅助化疗2个周期后给予CCRT，CCRT组直接行CCRT。分类资料统计描述用率表示，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比较的Wilcoxon秩和检验，两组率或构成比比较采用χ2检验。 结果 NACT+CCRT组与CCRT组放疗前GTV分别为（31.95±25.96）、（71.54±33.59）cm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NACT+CCRT组放疗前CTV及PTV与CCRT组相比亦明显降低（P值均<0.05）。在靶区剂量学方面，NACT+CCRT组100%GTV接受的剂量（D100GTV）、95%CTV接受的剂量（D95CTV）、100%处方剂量包含的GTV百分比（V100GTV）、100%处方剂量包含的CTV百分比（V100CTV）及95%处方剂量包含的PTV百分比（V95PTV）与CCRT组相比明显提高（P值均<0.05）。NACT+CCRT与CCRT两组患者完全缓解（CR）率分别为86.3%、6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危及器官方面，NACT+CCRT组膀胱、直肠、小肠及尿道受照剂量与CCRT组相比明显降低（P值均<0.05）。 结论 新辅助化疗可缩小宫颈大肿块患者肿瘤体积，提高肿瘤受照剂量，同时降低周围危及器官剂量，降低了三维后装近距离治疗的难度，因此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可成为局部晚期大肿块宫颈癌患者治疗的新选择。

目的 研究通过在线光学体表监测预测肺癌靶区位置运动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16个肺癌病例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计划中不同方式获取的CT图像进行实验模拟，以计划CT及原始靶区位置作为基准参考，以四维CT中10个时相的CT和每次锥形线束CT（CBCT）为浮动对象，在其上勾画浮动靶区位置。采用双目视觉表面成像法获取基准和浮动图像体表点云数据，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点云特征信息进行比较。使用随机森林算法对特征信息差和对应靶区位置差拟合，构建靶区位置在线预测模型。 结果 左右、头脚、腹背方向，选取的主成分方差解释度分别为99.76%、99.25%、99.58%，模型对靶区位置的预测均方根误差（RMSE）为0.0447、0.0837、0.0616 mm。 结论 基于体表光学数据在线预测肺部靶区实时位置具有可行性，可为临床放疗中靶区位置在线监测验证和剂量评估提供参考。

目的 利用深度相机开发三维点云放疗实时监测系统并验证其可行性。 方法 以深度相机坐标系为世界坐标系，由校准模体得到定位CT坐标系与世界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系。患者的定位CT点云经上述关系转换到世界坐标系中并与深度相机实时获取的患者表面点云配准计算六维误差，完成摆位验证及放疗中分次内体位误差监测。统计系统六维计算误差的均值、标准差，配准后点云的豪斯多夫距离以及各部分程序运行时间，验证系统的可行性。选取15例真实患者，统计本系统与锥形线束CT之间六维误差。 结果 模体实验中，系统在左右、头脚、腹背方向的误差分别为（1.292±0.880）、（1.963±1.115）、（1.496±1.045）mm，在偏转、俯仰、翻滚角度的误差分别为0.201°±0.181°、0.286°±0.326°、0.181°±0.192°。对于真实患者，系统平移误差在2.6 mm以内，旋转误差在1°左右，程序运行1~2帧/s，精度和速度满足放疗要求。 结论 基于深度相机的三维点云放疗实时监测系统能自动完成放疗前摆位验证、放疗中体位实时监测，并提供误差视觉反馈，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研究全脑照射（WBI）及粪便菌群移植（FMT）对小鼠海马神经发生及肠道菌群组成的影响。 方法 无特定病原体级雄性ICR小鼠40只（8周龄，30 g）以简单随机抽样法分为对照组（C组）、照射组（R组）、对照+FMT组（C+FMT组）、照射+FMT组（R+FMT组），每组10只。单次剂量10 Gy WBI造模后，C组、R组予磷酸盐缓冲溶液灌胃，C+FMT组、R+FMT组予正常小鼠粪菌悬液灌胃14 d。通过16S rRNA测序、BrdU+/NeuN+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粪便菌群组成、海马神经发生的变化。 结果 WBI和FMT对小鼠存活率和体重无影响。WBI诱导了海马神经发生抑制及粪便菌群失调，如拟杆菌科、瘤胃菌科分别增加28.6%、102.9%，乳杆菌科下降70.6%（P<0.05）。FMT调节了粪便菌群丰度，如肠杆菌科下降65.1%（P=0.028），而乳杆菌科增加58.2%（P=0.015），并部分缓解了海马神经发生抑制。 结论 这项初步研究提示FMT缓解了WBI诱导的小鼠海马神经发生抑制及肠道菌群组成紊乱失调。直接作用于小鼠全脑的电离辐射间接扰乱了肠道菌群的结构，而肠道菌群组成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了小鼠大脑海马神经发生的程度，肠道菌群与大脑之间存在双向作用。

放疗通过免疫和非免疫途径杀灭肿瘤细胞。根据吸收剂量的高低，放疗的免疫激活作用包括肿瘤微环境激活效应、免疫激活效应和免疫（次）消融效应等。放疗可以提高免疫治疗的疗效，免疫治疗也可以放大放疗对宿主免疫的激活作用。放疗剂量分割模式对免疫诱导效应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立体定向放疗在激活干扰素效应、诱导远隔效应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8 Gy×3次的分割方案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立体定向放疗方案。针对转移性肿瘤，一些新的放疗模式得以探索，如混合照射、单一病灶照射和多位点照射等，以充分发挥免疫诱导效应，改善放疗与免疫治疗的协同效应。本综述围绕放疗免疫效应最新进展，介绍立体定向放疗新模式，以期为临床工作中改善免疫联合放疗的疗效提供参考。

肿瘤热疗是继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等治疗之后又一重要的肿瘤治疗手段。磁热治疗（MH）是一种新兴的热疗方法，因具有无创/微创性、高效性和良好的组织穿透性等优点而受到广泛关注，为恶性肿瘤实现高效、低不良反应精准医疗分子水平治疗提供了新手段，成为目前肿瘤治疗新的研究方向。实现MH需要磁性材料和适宜磁场，其中氧化铁纳米颗粒（IONs）由于其较高的生物相容性和加热能力而被广泛研究为MH剂。本文就磁性纳米氧化铁材料的研究进展及目前基于磁性纳米颗粒的磁性热疗协同抗肿瘤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综述磁热治疗这一前沿技术在肿瘤治疗中的潜在应用。

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65岁）肿瘤患者已经成为临床主体患者人群之一。对于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以顺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是一线治疗方案。多个大型临床研究表明，<70岁患者可以从同步放化疗中获益，70~80岁的患者存在争议，选择化疗时需慎重。对于顺铂不能耐受的老年患者，可以选用卡铂或尝试其他消化道及肾不良反应较小的化疗方案。西妥昔单抗等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单抗联合放疗尽管在整体人群中优于单纯放疗，但年龄亚组分析显示老年患者获益有限。新兴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老年患者中的安全性已得到证实，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高表达的老年患者可能从同步放疗或新辅助治疗中获益，但相关的高级别临床证据仍然缺乏。对于>80岁的高龄患者，单纯放疗可能优于同步放化疗，以姑息治疗为目的的低分割/大分割放疗可安全用于这部分人群。

高危神经母细胞瘤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目前多采取多学科综合诊治，放疗是巩固治疗的一部分。对于原发灶完整切除者，照射剂量常规选择21~23.4 Gy；肿块不完全切除患者的照射剂量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初诊已经合并远处转移的患者，复发多见于初诊受累的骨病灶。目前转移灶照射原则是：针对经过诱导化疗后，间位碘代苄胍（MIBG）摄取仍然阳性的转移灶，或者摄取阴性但仍有高危复发风险的转移灶进行放疗。在缺乏MIBG检查手段的前提下，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PET-CT）可能协助筛选需要照射的转移病灶。放疗晚期不良反应主要是轻度骨肌肉不良事件，第二原发肿瘤发生率短期随访内未观察到明显升高。

术后放疗引起的心脏不良反应可增加乳腺癌患者特别是左乳腺癌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增加的风险与心脏受照射剂量成正比。深吸气屏气（DIBH）技术已被证明能明显降低左乳腺癌患者的心脏剂量，但不同患者从该技术获益程度差异较大，且该技术的实施需要额外的设备、时间及人力等，所以需要提前筛选出适用该技术的患者。本文全面分析了影响DIBH筛选的定位前一般因素，侧重于系统性总结了CT模拟定位图像相关指标，即CT模拟定位时测量心脏接触距离（CCDps）、心胸距离（HCD）、最大心脏宽度（HWmax）和最大心脏深度（HDmax）的乘积，及CT模拟定位后测量最大心脏距离、照射野内心脏体积（HVIF）及自由呼吸（FB）与DIBH状态下肺体积差值及心脏体积差值等解剖学指标。这些指标对评估以切线野为主放疗计划是否采用DIBH技术有指导意义。治疗计划系统中快速计划（RP）功能可快速预测DIBH获益程度。本文旨在帮助临床医生筛选出适合采用DIBH技术的患者，使DIBH技术资源能够被合理利用。

乳房切除术后放疗（PMRT）的使用已被证明为乳腺癌患者带来生存获益，但关于组织等效填充物（bolus）的使用仍存在争议。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PMRT中bolus的使用并不会显著提高患者的局部控制率，却因此明显增加了患者的急性皮肤不良反应，甚至可能导致更频繁和更长时间的治疗中断。现有的回顾性研究均表明对于接受乳房切除术和全身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如无皮肤侵犯，则建议在放疗期间不常规使用bolus，但还需要更高级别的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